弗洛伊德的“狼人”案例及其评述--杨新
作者: 杨新 / 80305次阅读 时间: 2012年7月21日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第四部分 与女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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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iH[Y0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患者与女性的关系。也许是对同性恋的敏感和俄狄浦斯情结中父亲对于孩子的矛盾位置及患者缺乏母爱的事实使弗洛伊德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患者与父亲的关系上。但毋庸讳言,弗洛伊德关注的总是每一个患者与其父亲的关系,而把与母亲的关系抛在一边,或者草草略过,可以说,这是他的大症状。而精神分析史家较为一致的看法,也是认为弗洛伊德受到自己家庭的影响,更关注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即使是后来受到他的女弟子的影响,仍然对女性角色和女性心理研究得不够。实际上我们在案例中可以发现,贯穿其中的主线仍然是患者与各个女性的关系。心理学空间7g!be4XN3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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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与母亲的关系前面已经有所涉及。有迹象表明,患者与母亲的关系并未得到弗洛伊德足够的重视,而实际上母亲在患者的心理生活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患者记得母亲说过的一些话,记得母亲的一些行为,而这些都是直接与他的症状相关的。按照克莱因的理论,孩子最先与外部世界达成某种主客关系,母亲是第一个环节,而母亲照料方式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孩子对世界的一个基本态度。虽然这个案例中关于母亲的材料及其有限,但我们仍然能看到,在患者童年,母亲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不仅在生活上安排了孩子的一切,而且将一些心理活动的细节(如对疾病的看法)包括症状传递到孩子身上。患者接触宗教这件事就是由母亲决定的。我们可以想见,在这样一个父性权威经常空缺(由于父亲的抑郁症,同时可以猜测父亲的个性特点)的家庭,母亲发挥了怎样的一个主导性的作用。一定是她决定了孩子接受教养的方式,也决定了自己在孩子心理生活中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患者的母亲是个“石祖母亲”(phallic mother)[1],使得身为男孩子的患者在形成男性气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上女性的印记。另外可能更重要的是,对于患者来说,母亲在很早的阶段就不再是一个给予爱抚、安慰、温暖甚至食物等各种满足的固定依恋对象,母亲是一个“坏母亲”,[2]同时母性成了一个永远处在遥远的召唤中的欲望的对象。患者后来对成熟的异性对象的寻求何尝不是对母性的追求。心理学空间hs5tq+d q'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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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母亲不只是俄狄浦斯情结中所说的孩子的性对象,那么她对于孩子的地位就至少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母”,即一个女性,另一方面是“亲”,即孩子的生命来源者之一。对于男孩子来说,“母”就是异性,是生物学意义上天然的性对象。“亲”则是孩子天然的照顾者。患者的母亲作为这两个角色过早地远离了患者,留下了空白,促成了欲望替代对象的生成,同时也形成了象征性的阉割。而作为一个性对象,患者的母亲在分析中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只是在最后格鲁莎场景出现后,才通过患者对格鲁莎名字的错误记忆而表现出来(另一种可能是母亲作为照顾者而与格鲁莎混淆,但这时作为性对象的格鲁莎也与母亲混在了一起,因此母亲还是不能免除性对象这一角色)。但是在作为性对象的角色之外,母亲更是一个照顾者,即使她将自己一部分的这种权利和义务让渡给了娜尼娅(最先是让渡给了格鲁莎),她仍然随时照顾和管理着患者的生活,保持着一个原初的照顾者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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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外这个母亲还有一个角色,就是阉割者。虽然她没有对患者发出阉割威胁,但是作为一个“石祖母亲”,她拒绝了对患者的照顾,同时也显然拒绝了作为患者的性对象,而且规定了患者的生活细节,所以她在象征的层面上对患者进行了阉割,这也就是克莱因强调的来自“坏母亲”的象征性阉割。在这个象征性阉割发生后,一方面患者在依恋的情感上和母亲发生了疏离,另一方面也在患者身上形成了他的欲望,而这个欲望的对象是无止境地延伸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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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母亲为原型和出发点,患者在其他女性身上找寻着自己欲望的对象,同时也塑造着自己的个性。保姆娜尼娅是最重要的一个替身母亲。由于她自身的经历特点,她很好地承担了一个替身母亲的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患者可靠的依恋对象。同时显然她也是患者后来地位低下的异性性对象的一个原型。我们还获悉,娜尼娅是患者进行性引诱的第一个对象,并且是阉割威胁的(能记起的)第一个发出者。我们在很多事件中都发现娜尼娅的身影,并且和其它女性纠缠着一起对患者发生着影响。在狼梦事件中,使患者从惊恐中安慰下来的是娜尼娅;在割掉手指幻觉的事件中,患者逃避的也是娜尼娅。在与家庭女教师冲突的事件[3]中患者保护的是娜尼娅;在玩劣发作中患者折磨的也是娜尼娅。[4]这一进一退,一拉一推,反映了娜尼娅对于患者的矛盾作用。可以说,正是在娜尼娅身上,患者第一次真正获得了表达自身需要与情感、展现冲动与禁忌的舞台。娜尼娅在封建社会环境中的低下地位,使她无法实现一个母亲的完整功能,至少她不能完全给患者提供精神上的保护。所以虽然娜尼娅算是一个尽责的替身母亲,近似于一个“好母亲”,却无法给予患者在完整母性照顾需要上的满足。娜尼娅的地位也使她更容易成为施虐的对象。而施虐与认同是分不开的。也许施虐对象任由支配的特点使得患者把这个对象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是私有物。这从患者对她的称呼上可以看出来,因为患者总是对弗洛伊德说“他的娜尼娅”。因此娜尼娅也是患者自恋式认同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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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女教师是另一个替身母亲,也许比患者本人和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都要重要得多。她对患者的重要性可以从患者对她的记忆看出来,显然决不仅仅是引发了患者的坏脾气那么简单。患者与她相处时尚不足四岁,而且持续时间很短,对这个女人的记忆显然有一部分来自家人后来给他的讲述。但是患者仍然记住了与她在一起的至少两个场景。[5]其一是女教师说“看我的小尾巴”;其二是这个女人的帽子被风吹走,让姐弟俩很高兴。另外还有一个糖棒的记忆,[6]关系到阉割问题。对于前两个场景,弗洛伊德认为是屏蔽记忆,因为其内容是不可理解的。但同时弗洛伊德又贸然地将它们与阉割情结联系起来,并就此与患者交流。当然由此引发的梦给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机会,但这两个场景本身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母亲代表的三重形象的角度来看,则可以发现不同的东西。心理学空间#ETcM+nX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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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女教师这个角色,在旧式的家庭中,本来就在孩子的教养上发挥着强力的作用,几乎支配着孩子的一切精神生活,更何况是在孩子的父母亲离开家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她也许感觉自己像是那个大庄园的女主人。因此,她成为一个替身母亲,并且是一个“石祖母亲”,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当她说“看我的小尾巴”的时候,显然有一种骄傲、自豪的感觉,患者姐弟是她的跟屁虫,就像是儿女,这就既反映着她的权力欲,又反映着她的母性愿望。就拉康思想而言,这个“小尾巴”是阴茎的象征物,更确切点说,是石祖的符号,反映的是女性对于石祖的欲望,当然这个欲望通过生养儿女来寻求满足。而对于听到这句话的患者来说,情况却又不一样。“小尾巴”是屁股后面的东西,就其形状和位置来看,也许更容易联想到大便。而我们知道大便对于患者来说是与母亲认同的中介,因此从替身母亲嘴里说出来的这句话,恰恰强化了母亲的意象,使得患者更愿意把家庭女教师当作母亲,可以说是通过找到一个欲望的对象,来部分达到了欲望的满足。并且患者确实从家庭女教师那里获得了从娜尼娅那里不能获得的东西。而就克莱因思想而言,这个欲望着的替身母亲,跟真实的母亲一样,是个“坏母亲”,患者是她爱护同时又是施虐的对象。反过来患者可能乐于处于受虐的位置,但却不是无条件的。一旦这种施虐超过患者承受的范围,或者她的爱护或者行为不能让患者满意,患者对“坏母亲”的压抑已久的攻击性可能就会爆发出来,而这时家庭女教师就成了意想不到的替罪羊。因此家庭女教师与娜尼娅之间的矛盾及患者对此的态度就不难理解了。家庭女教师与娜尼娅在争夺对患者的爱,或者争夺患者的爱,但家庭女教师对娜尼娅的粗暴态度深深刺伤了患者,因为娜尼娅是“他的”。这种态度威胁到了患者的自恋基础,患者要愤起而反抗,而这种反抗也实现了患者对“坏母亲”的施虐愿望。这种暴烈的表达显然一方面是一种无意识的需要,并且是被激发的,另一方面又使患者间接获益,使他获得了抚慰、照顾和中心感,因此是癔症性的。即使是为此受到惩罚,也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满足了他受虐的愿望。因此,在这个幼小的个体身上,我们看到了有这样复杂的心理过程在运作着,而对此我们没有理由感到奇怪。心理学空间fy5^%s.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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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二个场景,表面看起来确实是无法解释的,或者仅仅是对权威的报复心理露出了一点苗头。但我们也并非不能找到材料中与之有关的东西。据弗洛伊德所说,在治疗期间,当患者讲出这些场景并得到弗洛伊德的解释时,他做了一系列的梦,[7]大致都围绕着一个主题,既窥视家庭女教师或者他的姐姐的身体,或者扒去她们身上的遮盖物。家庭女教师的帽子也是遮盖物的一种,掀掉它显然可以露出下面被遮盖的一部分身体,同时满足一部分施虐欲。因此患者的梦证实了他在当时把家庭女教师当作施虐的对象的心理特点。另外弗洛伊德报告,患者在治疗期间做过有关强风的梦,弗洛伊德解释为疟疾的象征。[8]不管怎么说,强风对于患者显然是有意义的。即使按照我们平常的理解,强风也意味着突如其来、难以抗拒,具有暴力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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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在患者的梦中作为他窥视和施虐对象的还有他的姐姐,引出的材料是来自于他姐姐的性引诱,而出现的原因却是与娜尼娅有关的患者的自恋。患者的姐姐与家庭女教师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既对患者有攻击,又对娜尼娅有攻击,因此对患者的自恋的打击是双重的。同时她们又都对患者有性的吸引(女教师的相对陌生性可以更容易地激发患者的施虐式性冲动),所以在梦中她们是有条件进行相互替换的。心理学空间R8U0h&QzB x X

7T!D:O#oo"I4m0男人的性对象是女人,这好像是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不能就此忽略女性本身在性对象形成过程中的独特影响,特别是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发现患者的异性性对象选择是非常独特的,弗洛伊德在论述患者的姐姐的性引诱的影响时就已指出,当患者青春期遭遇姐姐的拒绝后,他立即找到了一个女佣作为性对象,这个女佣与他姐姐的名字相同。从此以后他所爱的每一个女性就都是这种身份。这种选择方式已经非常有逻辑性了,但是直到分析的最后阶段出现格鲁莎场景后,我们才理解了这种选择的真实因果关系。如前所述,格鲁莎场景是影响患者异性性对象选择的一个重要事件,而格鲁莎本人成了患者异性性对象的一个原型。这样我们或许可以指出,那个和他姐姐具有同样名字的女佣碰巧满足了他两方面的要求。除此之外,娜尼娅作为保姆,具有与女佣类似的身份,似乎也强化了患者对女佣身份的异性性对象的追求。而另一方面,患者的母亲当然是一个成熟的女性,用精神分析的大众化语言来说,对成熟女性的追求本身就显示了一个男人的恋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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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发现了患者的很多症状,比如肛门症状,比如对替身父亲的又爱又怕,另外还有他儿童时期的强迫症状。他的强迫症状由于和宗教相关,显得特别引人注目,然后好像就逐渐消失了。但是它可能换一种方式继续下去。实际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患者的性对象选择方式也是一种强迫症的表现。对于患者儿童时期的强迫症,弗洛伊德论证说,主要是由于患者压抑他的受虐式同性恋态度的结果。[9]不可否认,患者深受这种态度的影响,在其它症状和生活细节上还不时表露出来。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当患者开始接受有计划的教育之后,他有关宗教内容的强迫性症状就慢慢消失了。[10]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正常的教育之中,患者从教师(替身父亲)那里获得了受虐式同性恋愿望的满足。这个阶段,患者注意的中心是教师和学习,同时在这个性心理发展的潜伏期,患者对女性的关注也潜抑了下来。但是进入青春期以后,随着性成熟和一些事件的影响,异性爱开始重新占据应有的位置。如果这时患者姐姐的拒绝开启了患者选择性对象的一个独特方式的话,那么这个拒绝就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创伤性事件。对创伤的反应,往往不是逃避就是反向的运作。我们可以看到,与女佣的性爱关系相对来说是非常安全的,不用担心居高临下的拒绝和自尊心的伤害。因此这是一个保护自恋核心的逃避方式。与此同时对姐姐的爱被压抑了,而选择一个高尚、聪明的性爱对象的愿望也被压抑了。这样发展的结果是,患者一再寻找地位低下的女人作为自己的性对象,从而具有了强迫性的特征。心理学空间VwG2ok E c3d

6efD%\2LFE0在这个强迫症状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既然寻找女佣作为性对象是一种安全的方式,同时又回应了幼年时期的性爱图式,那么这也是一种退行的表现。患者乐意回到以前那种自己是被关注中心、可以为所欲为的儿童状态中去。与这个状态相对应的,是对“好母亲”的追求和对“坏母亲”的逃避与反抗。在这里,作为照顾者的母亲形象与作为性对象的母亲形象是熔合在一起的。相对而言,“好母亲”和“坏母亲”是脱离了性对象的,但是在女佣身上它们却与异性性对象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只是如弗洛伊德所说,并没有实现与同性性对象的结合。成熟的女佣给了他一丝安全感,让他重新找回了一些以往和娜尼娅在一起时的幸福感觉;同时女佣给予了他精神上居高临下的机会,可以让他对“坏母亲”进行反击,在施虐式的性活动中实现攻击并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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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r9B8?w8NE0综上所述,由于母亲的象征性阉割,使其他女性有机会成为患者的欲望对象,她们在特定的时期部分实现了患者心目中的那个理想的母亲形象。格鲁莎是性对象和照顾者的熔合;娜尼娅主要是作为照顾者,而在拒绝作为性对象的同时扮演了阉割者的角色,同时她又是患者自恋的一个外投对象;家庭女教师则是一个矛盾混杂体,除了照顾者之外,她同时既是阉割者又是性对象。而患者的姐姐,与前面几个女性不同的是,她没有作为照顾者而出现,但是她作为一个充满攻击性的性对象,是患者的竞争对手。但是她所具有的空间上接近、情感上疏离的特征,加上血缘上的天然联系,仍然与患者的母亲具有密切的共同点,因此仍然是对于患者母亲的一个替代,在患者的欲望指向中具有母亲的价值。心理学空间n-[kd!nS&\6hn8u3At

.j,P'x(m4s ]7b.?y9z0所以患者与其他女性的关系,都无不表现出其与母亲关系的影响。作为孩子接触到的第一个照顾者,母亲与孩子的互动决定了孩子对待外部世界的一个基本模式,同时母亲又是最初规则的给予者,因此她也是象征性阉割的施行者。同时对于我们这个患者来说,母亲又是一个异性,她不可避免地对患者以后异性性对象的选择产生了一个影响,在不被患者意识到的情况下支配着患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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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4R~}Sw`B0仅仅从原初场景和与女性的关系这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材料丰富的临床案例,要真正理解它是非常困难的。虽然我尝试作了一些解释和探讨,但仍然留下很多说不清楚或者不能得到解释的地方。这既说明研究者水平还需要不断提高,又说明了人类精神过程的复杂性。即使我们可以奢求更详细、更原始的材料,可能也不会减轻多少我们解释症状的难度。因为精神分析是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分析者时刻受到分析家的影响,当中出现的很多材料是两个人互动的结果,所以我们在阅读个案的时候,总是既在阅读分析者,又在阅读分析家。这也是转移总是发生总是存在的一个注脚。而正如一千个人阅读莎士比亚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弗洛伊德也许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我们可能也只找到一小部分貌似真理的东西,如何敢称真正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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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所做的只能是不断地尝试去理解它,去直面那些不寻常的材料,去直面那些背后潜藏着无数秘密的寻常的材料,用我们的理论知识和个人的经历去琢磨和联想,咀嚼出一点味道来。这样,一方面提高了自己的理论素养,并有助于实践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对一个经典案例文本的研究,在文化意识层面上加强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澄清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为精神分析的发展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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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 I'W"Q` t }0[1] 精神分析术语,指幻想中拥有石祖或其属性的母亲,通常也用来表示具有男性气质特点的母亲。此处为后者意。心理学空间@6^T V\

%J$d"^9~#g-x|#c0[2] 克莱因用语,源自于俄狄浦斯前期幼儿在客体关系(object-relationship)中对于外部客体在需要满足与否上的区分。心理学空间X4YXov&x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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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文24页。心理学空间-~ K:C5[ YDE6i0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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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文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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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文19页。心理学空间LAT?0j&B9iUN

3Ifz(Z_q0[6] 原文25页。心理学空间`'K6r"m p0S4S)D

X$r8KD0BJ0[7] 原文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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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原文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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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原文64页。心理学空间aDQ'] s,t*\ n C

;h9TX4k i#F ~0[10] 原文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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