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精神分析的初学者准备着给患者的联想做解释并处理那些压抑的衍生物的时候，他也许会受到警告说，前途有多么大的困难在等待着他。然而，当时机来临时，他很快会知道这些困难是不重要的，反而应该确信的是，他要面临的真正严肃的问题存在于对移情的处理当中。
在这与之相关的情景中，我要选出其中的一个，这个情景是明显是很受限制的。我选择这一个情景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很频繁地出现，在现实现象中又非常重要。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于理论的兴趣。我想到的这个案例是关于一个女患者毫不质疑地提出，或直白地宣布，她像一个普通女人一样，爱上了正在给她进行精神分析的医生。这种情景有危险的一面，也有可笑的一面。作为危险的一面，它由大量的复杂因素决定，它相当难以避免并且难以消除，而关于它的分析技术需要的讨论却早就过时了。但是，当我们嘲笑他人的失败时，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从这些失败中解脱出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急切着完成这个工作。我们不断地碰到关于有义务达到专业的谨慎的问题。这种谨慎在现实生活中不能缺少，然而却不能服务于我们的科学。自当精神分析的出版物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时，我们就有了一个解决不了的矛盾，而我最近在这一点上也忽视了谨慎的问题，且已经展示出了这个同样的移情情景是如何阻碍精神分析疗法在其最早十年的发展的。对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外行门而言（那些理想而文明的人们在看待精神分析时），对于爱情，必须要做的那些是与其他事物不能用统一标准比较的。那些事物就像爱本身那样被书写在特别的一页，甚至在那一页上不能忍受有其他的文字。如果一个女患者爱上了她的医生，这对于一个外行人来说似乎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结果出现得比较罕见，那就是一切环境都允许他们之间形成一个永久而合法的结合；而另一种更加可能发生的是，医生与患者分手，患者放弃他们已经开始的工作，而这工作本将是可以使她康复的。就好像它被一下基本的现象所中断了。这里可以确信还有第三种可以被认识到的结果，这结果似乎可以和治疗的继续相共存。这就是他们可以进入一种爱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非法的，并且不能永远延续下去。但是这是因为传统道德和职业准则使得这个过程不能实现。然而，我们的外行们一定会乞求分析家安慰他们，并尽可能毫不含糊地将这第三种选择排出。
很清楚的是，精神分析家一定要从不同的观念看待事物。
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思考的案例情景中的第二种结果吧。在病人爱上医生之后，他们分手了，治疗也被放弃了。但是由于患者现状的需要，她很快又在另一个医生那里尝试第二次分析。接下来发生的是她又爱上了她的第二个医生；如果她与之分手，那么又会开始新的一次，那么同样的事将会发生在第三个医生那里，然后一直这么循环下去。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种不间断发生的现象，它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之一。并且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评价，其一是从那个正提供分析服务的医生那方面，另一者是从那个需要分析的患者方面。
对于医生而言，这种现象意味着启发的一部分价值，也意味着一种很有用的警告，就是一种可能在他心中呈现出反移情的趋势。他必须认识患者之所以陷入爱河是由于分析的情景，而不是因为他个人的魅力所致；他都他没有任何理由这种“征服”而自豪，而这种“征服”将被称作外在分析。这些常常都能被很好地回忆起来。然而对于患者而言也有两种选择:要么她放弃精神分析治疗，要么她必须接受爱上医生的事实，并且将之视为无法避免的命运。
我们知道移情可以在其他地方显示出来，是一种更模糊的感觉。但我不打算在这里深入这个问题。患者的亲人们和朋友们将强调患者选择这两者中的第一种，而分析家将选择第二者，对此我毫不质疑。但我想到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没有一个选择余地留给患者商讨。而这是出于她亲人们的关心的原因，甚至是因为他们的自私和嫉妒。而患者自己的康复应该成为一个检验的标准，她亲人们的爱无法治愈她的神经症。这时候分析家需要站出来，他可以坚持说他对最终成功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一个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托尔斯泰式的态度的亲人都会保证这不会影响到医生拥有的妻子，儿女的平静生活。但是，他（医生）将不得不试图说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因为她的离开，她的神经症将会留在她身上，并且对她爱之能力的干涉也不会离开。毕竟，这种情况跟妇科医学的情况很相似。而更多的是，那嫉妒心的父亲或是丈夫如果，认为他为了与神经症斗争而让患者接受其他非精神分析的那些治疗，这样做可以让她摆脱对医生的爱，那么这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地史，只有这种爱，这种一直是没有表达出来的且不在精神分析范围内的爱，这种分析本可以从中挖掘出内容的爱，这种爱永远也不会有助于患者的康复。据我所知，有些还正在训练中的医生常常时刻为患者对他们的色情移情的发生而准备着，甚至有时候还要求患者尽可能爱上医生从而使得治疗能得以进步。我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糊涂的过程了。如果一个分析家做着这些事，那么他就剥夺了这种现象的自发性基础。而这种行为明确地将来会给分析家自己设下难以克服的阻碍。
初看之下，病人陷入移情的结果似乎确实对治疗没有任何好处。不论她是一个多么通情达理的人，她都会一下子失去对治疗的一切理解和兴趣，并且除了她所要求的回报给她的爱之外，她将不会在言说和倾听任何东西。她放弃她的症状或者不再注意它们，的确，她会宣布说她很正常。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情景，就仿佛是一些虚构的片段被突如其来的现实给终止了，举个例子，比如在戏剧表演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了着火了的叫喊声。任何一个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的医生可以简单地将他的注意力（依然）保持在分析情景当中，并且清除掉这种治疗真的已经结束了的错觉。
一个小小的反应可以使一个人发现它的某些支持物。第一要的也是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保持一种怀疑，怀疑那些任何对分析的继续的干扰都可能是阻抗的表达。毫无疑问，一个突然出现的对于爱的强烈需要很大程度上是阻抗所致的。在病人那里注意到情感转移的信号之后，我们将要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将要有能力确切地感觉到她的顺从，她对分析解释的接受，她对此的非凡的理解以及她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智慧都可以归因于她对她医生的这种态度。现在这一切都被扫除干净了。她变得安静而毫无洞察力了而且似乎完全被淹没在了她的爱情里面。此外，这种改变相当规律地准确地发生在一个时刻，那就是当我们正试着让她接受或是回忆起一些极度痛苦并且重受压抑的人生片段时。因此，她会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爱情当中，但是现在阻抗开始利用她的爱，这是为了阻止分析的继续进行，并且使她的兴趣偏离分析工作并将分析家摆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如果我们能够更仔细地观察这一情形，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种动机的影响。这种动机会进一步使得事情变得复杂，这些事情一部分与爱情联系在一起，另一部分则是阻抗的特殊表达。第一种情况是，病人努力确保她自己是有魅力而无法被抗拒的，并且通过将医生降格为情人而努力摧毁医生的权力，并且得到一切偶然发生的，对于能满足爱情所承诺的好处。一旦看到这种阻抗，我们可以怀疑有时是它利用了病人对爱的宣称，而将之作为对她分析家是否严肃的测试，如此以来，如果他表现出一点服从的信号，那么他就会期待为此而受到谴责。但是我们能从所有的这些中得到一个印象，那就是阻抗在扮演一个内奸的角色，它加深了病人陷入爱情的程度，并且夸张了她对性屈服的接受程度。这是通过指向如此放纵情欲的危险而为了给压抑工作更加强调地做辩护。我们都知道所有的这些在动机在一些更加简单的案例中也许不会，这些动机已经被阿德勒注意到了，并且已经被他视为整个（精神分析）进程的必要部分。
但是为了不在这种情况中遭难，并且假设分析家相信治疗应该忽略这种色情移情而继续下去且大步向前，分析家应该怎么办呢？
对于我而言，强调重视一个普遍公认的价值标准并且坚持精神分析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或是偿还那种给予他们柔情（与之相反的是，他必须意识到当女病人爱上他的时候，要求她遵守社会道德，告诉她克制的必要性，并成功地使她放弃她的欲望，并且征服她自身动物性的一面和继续她的分析工作的时机到了。），做到这些是很简单的。
然而，我将无法做到这些期望，第一条，第二条都不行。不能满足第一条，这是因为我写的这些不是写给病人的，而是写给那些与一些严重的困难作斗争的医生们的。还因为在这个例子中，我能够追踪到道德规定的起源，那就是利己。能用精神分析技术的思考而取代道德禁令，而又不会带来结果的任何改变，这样我就很开心了。
然而更加肯定的是，我也很抱歉无法完成我提到过的第二条期望。在病人承认她们的性欲移情的时候，要求她们抑制，放弃或是升华她们的本能，这不是一种精神分析处理移情的方式，而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方式。这就像一个人用巧妙的咒术将一个灵魂从阴间召唤到人间，然后一个问题也不问就又把他送回去了。我们这样做等于是在意识中带来压抑，惊恐地将之再次压抑了。我们也不应该自欺欺人地说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获得了成功。我们都知道，激情不会受那些崇高的说教多大的影响。病人将只会感到羞辱，她是不会放弃为此（医生让她放弃欲望）的报复的。
我仅仅只能提倡一种折衷办法，这是对于那些相当聪明的人而言的建议。这包括宣传说让我们回到病人那深情的感受中去，但是同时要避免对于这种感情的任何物质上的行动，直到我们有能力知道这种关系进入更加冷静的状态并且将之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我对于这种权宜之计的反对是因为精神分析治疗是立足于真实的。在这个事实中有相当一大部分精神分析教育性质的影响和它的伦理价值。离开这个基础是很危险的。任何一个已经完全掌握精神分析技术的人将不再会利用谎言和伪装，而那些是医生通常无法避免地使用的；而且即使是怀着一片好心，如果他尝试着这么做，那也很可能会背叛自己。一旦我们要求病人保持严格的真实，如果我们被病人们发现我们在背离真相，那么这会危机到我们的整个权力。除此之外，让我们自己在这种柔情的感觉当中小小地走下去一段路，这种实验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危险的。我们对我们自身的控制是不完全的，也许有一天我们就会走着走着超过了我们的期望。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对我们的病人保持中立的态度，并且阻止我们对他们的反向移情。
我已经让这可以被理解了，那就是精神分析的技术要求医生拒绝满足那些渴望爱情的病人的要求。治疗必须在克制欲望的条件下进行。这并不意味着仅仅是物理的禁欲，也不是剥夺病人的一切欲望，因为也许没有一个病人可以忍受这些。相反的是，我要宣称说一种基本的原则就是：病人的需要和渴望应该在她那里被保留下来，这是为了将之作为一种动力来推动病人进行分析工作并带来改变，而且我们要注意使这些力量变成一种代替品的手段。我们能提供给病人的永远只是代替品，因为病人的情况是：在她的压抑消除之前，她是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的。
让我们承认这种“治疗必须在克制欲望的前提下进行”的基本原则远远超出了我们正在此思考的单个案例，而为了我们可以定义它可能应用的范围，这是必须深入讨论的。然而，我们现在不会进行这个讨论，但是我们将尽可能再接近我们最开始的那个情境。假设医患两方都是自由的，如果这个医生做出了不同的行为，如果他为了回报病人的爱，满足病人对于爱的需要而让自己自由了，那么将会发生些什么呢？
如果他这样打算：他对病人爱的服从将确保他对他病人的控制，而且这样可以让他影响患者完成治疗所需要的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让她从她的神经症中解放出来。那么之后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会告诉他，他的打算完全错了。病人会实现她的目标，但是医生绝对不会。根据那些有趣的轶事，还有牧师与保险代理员的故事，对于医生而言会改变，而病人反倒不会。一个自由思考的保险代理员处在生死弥留之际，而他的亲人们都坚持要带一个基督徒来改变他的信仰。会谈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在等在门外的人们都觉得很有希望。最后病房的门打开了，自由思考者没有改变信仰，而牧师却买了保险。
如果病人的求爱受到回报了，那么对于她来说确实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但是对于治疗来说却是十足的失败。（如此一来）在分析中所有的病人都在为之奋斗的战斗中她取得了胜利，她将把这胜利付诸行动，在现实生活中重复出来。而她记得的只是作为一种心理材料的复制而且已经将它保留在了心理活动的范畴内。在这种爱情关系发展得更远之后，病人将会带出她性生活的所有禁忌和病理反应，而这些是没有任何可能纠正的；最后这些悲伤的事件将会在后悔和她习惯的压抑的加强下结束。这种爱情关系会摧毁病人受分析治疗影响而来的敏感性。而病人与医生的结合又是不可能的。
因此，满足病人对爱的渴望就如同压抑它一样，对分析而言都是灾难性的。这两者都不应该是分析家所追求的方向；而要追求的方向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模板的。医生必须注意不要完全脱离移情之爱，也不要拒绝它或者让病人对它感到厌恶；而是要坚持拒绝对此进行任何回应。他必须对移情之爱保持克制，但是要将之视为某种不真实的事物，视为一种情景，这种情景是治疗工作中必然要经历的，并且必须通过它而追随到其无意识起源，而且这种情景会有助于我们将病人在性生活中深深隐藏的东西带入她的意识中来，并因此使病人得到对此的控制。分析家将“他要抵挡住任何一切诱惑”的态度展现得越明显，他就越容易从这种情景中提取出可分析的内容。这时病人的性压抑当然还没有得到解除，只是被放到次要的地位。然而她会感觉到足够安全能允许她对于爱情的所有前提，她的所有幻想都从性欲中涌现出来；允许她在恋爱状态中的所有细节特点都能带入意识中，从这些东西当中她能打开一条通向她爱情的童年根源的道路。
事实是有这样一类女性，对于她们为了分析工作的目的而试着保持她们的色情移情但并不使之得到满足将不会成功。这是些无法忍受代替品的多情女人。她们是天真的孩子，她们拒绝接受用精神上的东西来代替物质，就像诗人们说的，她们只能理解“饺子的逻辑”和“用汤来论证”。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又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她们的爱，要么被置于她们那种女人之轻蔑的敌意之下。除此之外我们无法维持她们对于治疗的兴趣。我们失败了，我们必须退回来；我们所有能做的就是将这个问题拿来思考，那就是在这种棘手的爱之需要当中神经症成分是如何占有一席之地的。
许多分析毫无疑问会同意其他女人的方式，这些女人对待她们的爱情不会太暴力，她们对待移情能慢慢采用分析性的态度。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向病人强调在这种“爱”中间有绝对的阻抗的元素。我们说，真正的爱情会使得她变得温顺，能够加强她解决她个案中问题的动机，这仅仅是因为她爱上的那个男人希望她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得医生眼中的价值，并且为过现实生活而做准备，在这种生活中这种爱的感觉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她更愿意选择完成她的治疗。与之相反的是，我们指出病人表现出一种固执和叛逆精神，她把对治疗的兴趣丢到了一边，而且对于医生有根据的信念明确地感到不尊重。她就是如此在陷入爱情的幌子下表现出阻抗；除此之外她不会对于使得分析家进退两难而感到良心不安。因为如果由于他的职责和他的理解而使他拒绝她的爱，她就会玩起她那套女人的蔑视的把戏，之后他也会从他那治疗性的影响中退出来，就好像她正在用她那名义上的爱对待他的那样，实际则是报复心和怨恨。
这种爱与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不同的第二个证据就是我们提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它展现出在当下的情景中并没有出现一个单一的新特征，反而完全是早期反应模式，包括幼儿的那些反应的一种重复，一种复制。我们试图从病人在移情中的行为的细节分析而找到证据。
如果给这些证据以必要数量的忍耐心，那么这种困难的情况通常是可以被克服的，并且可以带着这种已经得到缓和且转化的爱继续进行分析工作；这工作之后的目标就是揭示病人幼年的对象选择及其与之交织在一起的幻想。
然而现在我想用一种批判性的眼光来检验这些论据并且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将这些论据推向病人的时候，我们是否是真地在讲述事实，这些我们在绝望中所诉诸的事实是否是有所隐瞒的且有重大误解的。换言之：我们真的可以说这些在分析治疗中所显示出来的爱不是真正的爱情？
我想我们已经告诉病人真相了，但不是不顾后果的全部真相。我们那两个论据，第一个很牢靠的。移情之爱当中扮演阻抗的部分是毫无疑问的并且是相当多的成分。然而，阻抗毕竟没有创造出爱；它只是准备好利用它并且加强它的表现。而且阻抗也不能证明这种现象的真实性。第二个论据就要远远要脆弱些了。爱是以前的特征的一种新版本，并且它还是幼年反应的重复这些事真的。但是这是所有爱情情况的共有特征。没有一种爱不是幼儿时的原型的复制品。“强迫性格来自于童年时的决定”这是明确的，这与病理情况是很接近的。比起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我们称之为正常的爱情，移情之爱可能自由度更小，它更加明显地依赖于幼儿期的模式，而且更难以被修正和调整。但是所有的这些都不是最基本的区别。
我们还可以凭借其它什么特征来识别真正的爱情呢？通过其有效性？在实现爱情目标中的适用性？在这个方面，移情之爱倒似乎是首屈一指的，我们能得到一个印象那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这种移情得到任何东西。
因此，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没有权利去怀疑发生在分析治疗中陷入爱河的情形有“真正的”爱情的特点。如果它真的如此不正常，那么从普通生活中可以真正爱情的事实来充分地做解释，在精神分析之外，那么它也会更类似于异常现象而非类似于正常现象。不过，移情之爱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使得它存在于一个特别的位置。第一，它是在分析情景下出现的；第二，它受到阻抗的明显强化，这种阻抗占着主导地位；第三，相对于那些我们承认的正常爱情的情况，它对于关注现实缺乏高度自由，它更少地考虑后果，它对于所爱之人的评价更加盲目。然而，我们不要忘记，也恰恰是这些偏离正常情况的特征组成了爱情的基本要素。
而关于分析家的行动路线，那么移情之爱的三个特征中的第一个则是决定性因素。他通过为了治愈神经症而建立的分析治疗唤起了这种爱。对于他来说，就如同暴露病人的身体或是透露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一样，这是医疗情境下产生的无法避免的结果。因此，很清楚的是，他不能从这之中得到任何个人的利益。病人的意愿都差不多，整个责任都在分析家自己这里。这就是，就像他必须知道的，病人可没有准备任何其他的治疗措施。在所有的困能都被成功地克服之后，她会承认在她进入治疗的时候却是怀有一种期待性的幻想，那就是幻想会有这样一种效果：只要她在治疗中表现良好，那么她就会得到作为奖励的医生的感情。
对于医生而言，伦理的因素加上分析技术的因素，这些使他克制给予病人他的爱。在他的观念中，他必须保持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是这个由于童年固着而爱情能力受损的女人应该取得对这种能力的自由控制，这对她而言才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她不应该在治疗中将这种控制能力浪费，而是要准备好去体验在治疗结束之后现实生活的要求。分析家可不能上演这样一幕：以香肠编的花环为奖品的狗类赛跑比赛中，一些无聊的恶搞者却把单个香肠扔到跑道上。结果自然是，狗们都集中注意于此，而忘记了比赛，也忘记了香肠花环，这只会诱使他们离胜利越来越远。我并不是意思说，医生通过道德和技术手段而保持在所限制的范围之内通常是十分容易的。那些还年轻的而且没有受到强制关系所约束的医生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性爱无疑是生活中的大事之一，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满足都会在爱情的享受中达到顶峰。除了一些同性恋狂热者，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并且在相应地做出引导，只有科学太过于精密以至于无法认可它。再者，当一个女人提出她的爱时，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拒绝和排斥她的爱是很痛苦的；尽管有神经症和阻抗，这时对于一个很有原则的女人来说承认她的激情，这都会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组成这种诱惑的不是病人不成熟的感觉欲望。这些更像是一种抵制，如果医生要将它们视为正常现象，这需要很大的忍耐心。不但如此，一个女人更加微妙的想法和隐藏的动机也许会使得那些由于这种美好体验而忘记分析技术和医疗任务医生们陷入危险。
让分析家让步这也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他很有可能会奖励这种爱，更有可能实际上是奖励他给病人一个机会来帮助病人度过她人生中的这一决定性的阶段。她必须从分析家那里学习克服快乐原则，放弃近在手边的满足，这种满足是社会不能接受的。她也必须学习去追求一个更加长远的享受，这种享受也许完全不能确定，但是在心理学和社会学层面上，这种享受是无可厚非的。为了实现这种克服，她不得不经过医生的引导而穿过她心理发展的原始时期，而在这条路上，她必须取得一部分额外的心灵自由，这部分区别于存在于感觉系统中的意识心理活动，它来源于无意识。
这样一来，精神分析治疗师有三重战斗要打：在他内心里面，他要与那种要把他从分析家的位置上脱下来的力量作斗争；在精神分析之外，他要与质疑他联系性本能力量的必要性，并且阻碍他用科学的技术利用性本能的那些反对者们作斗争；在精神分析内部，他要与那些病人作斗争，这些病人可能一开始表现得像是精神分析反对者，但是之后又将支配他们的性生活的价值评价得太高，这些人试着让自己成为了他们的那些在社会层面上无法抑制的激情的奴隶。
那些业余的大众群体，那些对精神分析抱有我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那种态度的群体，毫无疑问会要抓住关于移情之爱的讨论，将它作为一个机会来让全世界直接注意到这种治疗方式的严重危险性。精神分析家知道他正在与一种高度爆发性的力量一起工作，他需要像化学家一样谨慎，小心，尽责地进行。然而难道就因为操作那些爆炸性的，却由于它们的作用而又不可或缺的物质有危险，这样就应该禁止化学家们工作？值得注意的是，精神分析必须为它自己重新赢回所有的自由，而这些自由是其他的医学活动早就得到了的。当然我也不赞成放弃那些无风险的治疗方式。对于很多情况这些无风险的治疗方式已经足够了，归根到底，人类社会比起利用其他种类的狂热来说，还不怎么利用爱情来治病。但是，如果相信神经症能够用无伤大雅的小救助就能战胜，这却是在其起源和实际意义方面大大低估了这种疾病。不！在医学临床中，永远会有“铁”与“火”的位置与医学肩并肩；在同样的路上，如果没有严格定期的，纯粹的，不惧怕操作那些最危险的心理冲动的精神分析学，我们将永远不可能为了病人的利益而获得对那些心理冲动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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