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胡特在1959年的文章《内省、共情和精神分析:观察模式和理论之间关系的考察》中谈到共情是精神分析的主要工具。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内省和替代他人内省(共情)来观察思想、愿望、感受和幻想。他后来表示:“共情的最佳定义……是指对他人的内心生活进行思考和感受的能力”(1984, p.82)。从1959年的论文到他死后出版的专著《精神分析的治愈之道》,科胡特一贯强调,只有通过共情,一个人才能深入了解另一个人的内心生活。换言之,他认为只有通过沉浸在患者的经历中,分析师才有希望收集相关的、深入的心理数据,并以此作为临床理解和理论构建的真正基础。
科胡特并没有试图将共情的新表述引入精神分析的框架;相反,他试图让它回到最初的重要位置。他深感担忧的是,心理学领域正在从纯粹的心理学、“接近体验”、内省的数据收集模式(这让弗洛伊德获得了移情和阻抗等重大发现)转向更适合生物学、物理学和社会学等其他科学的“远端体验”、外向的观察模式。当然,科胡特认识到从其他科学中汲取线索并将该过程中的发现与精神分析的发现相互参照的重要性,但他认为最终的临床解释和精神分析理论必须基于内省和共情。
共情:人性过程
但是,我们如何感知另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呢?也许人们熟悉的短语“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to put oneself into the shoes of another)”最能描述这一过程,也最准确地捕捉了科胡特所说的贴近体验(experience-near)的含义。简单地说,分析师试图尽可能近距离地体验患者正在经历的事情(近似值)。稍后将详细讨论临床环境中这一过程的细微差别。但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这种正常的人性过程,因为它经常发生在人与人之间。
我们每个人都有持续不断的内心体验。这些可能包括我们对某一事件或情况的经历,例如雨天或艰巨任务。它们可能也包括了我们(对他人经历的某一事件或情况)的体验。这些也包括了我们对自己经历的体验。最后,它们也可能包括我们对他人的体验,就像我们体验他们一样。这种主体间的过程是人类在互动的时候就会发生的过程。
让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的女性朋友买了一辆新车,车上有空调、立体声系统、遮阳板和电动车窗等附加设施。她对自己和自己的购买感到特别兴奋,因为她四处购物,觉得自己买到了最好的东西。她很兴奋能给你看。反过来,你会有一系列的感官印象,包括对汽车本身和你朋友对她的新车的总体体验。你可以看到闪闪发光的新油漆,还可以听到发动机的嗡嗡声。你可以感受到毛绒绒的内饰,闻到新皮革的香味。与此同时,你会体验到你的朋友对她的新购买感到骄傲,以及她在描述自己是如何买到好东西时的自吹自擂。反过来,你的朋友可能会体验到你对她购买的新车没有她那么兴奋。接下来,她开始感到有些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