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在客体的依恋

内在客体依恋 桑德勒原著 赵丞智翻译

Sandler, J. (2003). On Attachment to Internal Objects. Psychoanal. Inq., 23:12-26.

(2003). Psychoanalytic Inquiry, 23:12-26

On Attachment to Internal Objects

Joseph Sandler, M.D.

对内在客体的依恋

原著:Joseph Sandler, M.D. 翻译:赵丞智

本文从内在客体关系理论的角度思考了依恋理论的一些临床意义和起源于这种关系的无意识幻想。文章聚焦于Bowlby和他的追随者们,特别是Mary Main所做出的贡献。Mary Main的贡献主要是发展出了基于语言的方法学(language-based methodology)来研究成人和儿童的表征性过程(representational processes),她的工作填补了人类行为的系统研究与临床精神分析之间的裂隙。内在客体世界中固有角色响应性理论(The theory of inherent role responsiveness)—自体和互动中他体的精神表象(表征),以及它们在互补性角色关系中通过无意识和意识信息的互相交换而得以外在化—被认为是Bowlby的依恋内部工作模型理论的精神分析面向的补充。角色响应性(Role responsiveness)既发生在内在精神世界,也发生在外在现实世界,所以个体既可以表现出对幻想客体的依恋,也可以表现出对外部客体的依恋。临床的案例表明了治疗师是如何在移情关系中通过对病人的行为表现保持自由漂浮性的响应性(maintaining a free-floating responsiveness)来重整(reconstruct)病人的依恋内部工作模型以及它们的起源的。因此,本文也例证了幻想的起源是如何来自于那些与个体感受安全或缺乏安全感的经验有关的愿望和恐惧状态,这一切都发生在个体与依恋客体的早期关系中。因此,本文也尝试了把幻想的精神分析理论和依恋理论进行了整合。

Mary main一直在做的研究和她的理论思想填充了行为的系统研究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临床实践之间的空隙。本文的目的是想通过内部客体关系理论和源于客体关系的无意识幻想来思考依恋理论的一些临床意义。

我自己对依恋理论产生特殊兴趣最开始是受John Bowlby的一篇文章的影响,这篇文章就是1958年他在英国精神分析协会的年会上报告的“孩童连接母亲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child's tie to his mother)。这篇文章并没有被绝大多数协会成员所接受,主要原因是他们当时都热衷于这样的观点,认为对婴儿对母亲的依恋本质上在于母亲需要孩子的力比多的投入,而母亲投向孩子的力比多或者是直接以性的形式,或者是以去性的形式表现的。攻击驱力也被认为对产生牢固的依恋有显著的影响,攻击驱力导致了孩子的负罪感和对两价性爱的父母作出补偿的需要(need to make reparation to an ambivalently loved parent)。

当然,现在我们都认为,以强调本能驱力(例如:性和攻击)为理论基础的经典精神分析一直都忽视了孩童与他们重要客体(特别是与母亲或母亲的替代者)的关系的非本能方面的临床和理论的重要性。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并不是所有的动机都被认为具有本能的特质。(我想区分清楚,对于精神分析师来说,术语“本能的”(instinctual)和“出于本能的”(instinctive)两者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后者指与本能驱力完全没有关系的复杂行为反应和活动。)起源于外部或内部的焦虑和其他不愉快情感是行为动机中最强烈的动机,因为个体需要维持一个安全的情感背景感受。我相信,正是动机概念的这种扩展能够在精神分析和依恋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了构建这座桥梁,我们尤其是需要思考在客体关系发展过程中情感的作用,同时我们还需要认识到把客体关系构想为能量对客体的投入(所谓客体的力比多贯注)是不充分的,而且也是过分简单化的。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知道客体关系是双边关系,是由主体和关系的另外一个人(比如:作为照料者的母亲)同等卷入的活动。我们也知道我们对生活中那些重要客体的想法和感受、我们对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对我们的期望,都是极其复杂的。当然,这种复杂性开始于孩童与他出生后生活中早期几周和几个月的生物学客体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互动。

Bowlby文章“孩子连接母亲的性质”中的论点是最本质的思想,他认为“婴儿有一个内在本质的需要,那就是与人类建立联系并趋附与人类。在这个意义上,婴儿除了有对食物和温暖的需要之外,还存在一个对独立于食物之外、而且与食物和温暖需要同等重要和原始的一个客体的需要(一个需要)”(1958)。Bowlby称这个现象为“重要(原始)客体依恋”(primary object clinging),同时指出,吸奶、粘附、追随、哭泣和微笑都是出于本能的反应(instinctive responses),用他的话来说,这些出于本能的反应都起着促使婴儿趋附于母亲的功能作用,同时也对促使母亲趋附于婴儿的互动性动力有所贡献(1981)。我们从Mary Main那里看到了趋附于客体原始倾向发展的不同方式,这反映在起源于婴儿陌生情景(Infant Strange Situation)的四个分类中。本质上,她描述的所有变异都显示了孩子试图感受到安全的现象。安全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我们自己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安全感不仅仅是不舒服和焦虑的简单缺乏,它还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感知特质,而且我们把绝大部分普通的日常行为看作是维持最低安全感知水平的手段。很多正常的行为和许多临床现象(诸如特定类型的精神病性行为和成瘾行为)一样从自我试图维持这个安全感知水平的角度是能够被完全理解的。在论文“安全的背景”(1959)中,我提出:除了以减轻焦虑水平为目标的直接的防御活动之外,自我将试图努力通过做出任何自身处理技术来提高安全水平以便平衡和抵消焦虑,同时或许提高安全感知最方便的方式是对知觉(想法)的改变和控制。然后,我提到了自我通过对刺激源的心力过度投入(the hyperinvestment of sources of stimulation)以产生安全的知觉(想法),这被称为“安全原则”。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孩童在四个分类每个类别中的陌生情景行为(the Strange Situation behavior),我们可以看到安全型的孩童是如何相当快速地重建他的安全感知的。回避型孩童使用了对焦虑-唤起情景(anxiety-arousing situation)的否认,而且通过操弄他能够主动控制的玩具在母亲返回时获得安全。

冲突型(ambivalent-preoccupied)孩童在整个情景过程中都感觉到不安全,他们在母亲离去时会产生强烈焦虑,并且设法通过集中全部注意力追寻聚焦母亲的方式来试图重新获得安全感觉,尽管这些努力并不能驱散孩童的焦虑不安和恐惧感。最后一个类型是紊乱型(disorganized-disoriented)孩童,这型孩童从生产焦虑的父母(anxiety-producing parent)那里获得了焦虑不安的经验,他们往往通过静止不动、向墙壁移动、转圈、或其他一些类似的方式绝望地尝试获得安全的感觉。尽管这类孩童紊乱的适应策略会保持明显的一成不变,但是这类孩子仍会疯狂地尝试找到一些安全感知的来源。

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假设:孩童对分离情景的反应、所伴随的焦虑和孩童所采用的设法重新获得一些安全感觉的手段,都会被内在化而变成一种内部客体关系。然后,这种内在的自体-客体互动被认为对个体以后与生活中其他人的互动方式产生特定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质疑,当我们谈到所谓内部客体的关系的时候究竟指的是什么意思,而且它们怎么会被认为对当前现实的人际关系会产生影响。因为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关于内部客体的构成成分、内部客体与超我客体和内射形象在术语上的同义使用、与无意识幻想中客体等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混淆,所以需要做出一些澄清。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混乱的概念并不意外,因为在精神结构中就内部客体而不是作为一个大尺度结构单位而言,超我的概念化一直就是产生于我们对客体关系和在分析性情景移情关系中这些客体关系被创造的方式的充分理解的一个重要发展。尤其是,对分析师反移情的觉察和理解一直在强调这样的事实,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涉及到许多非常微妙的、复杂的线索和迹象。全部的各种感受、愿望、想法和期望都被卷入进两个人之间持续发生的、具有互动特征的关系中。

在两个人的关系中存在着各种信息的无意识交换,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互动的意识和无意识经验的相互交换。关系的每一方,在任何时刻都是对方存在的角色,并且与对方无意识地达成了协议(共谋)目的是为了使得对方以特定的方式做出反应。而且这些角色与那些被概念化为的内部客体关系的东西紧密相连,这些内部关系的特征倾向于被外在化为我们处理与他人交往的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而这些处理与他人关系的形式被称为角色关系(role relationship)。

当然,角色关系并不局限于两个真实的人之间的互动中。在幻想中被反映出来的一个客体关系会涉及到自体与客体表象之间同样的互动特征,除了在幻想关系中,那些有幻想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愿望满足(wish-fulfilling)的方式而不是以现实生活满足的方式来控制幻想关系之外。

对所谓的内部客体依恋的问题可以被以下一个被分析的案例所例证。这是一个35岁的女性,不久前转诊给我做治疗的,转诊的原因是她有阴道痉挛的问题。这是一个痉挛的躯体症状,阴道痉挛可以阻止被她丈夫性的侵入,该症状是她与丈夫强烈的施虐受虐关系的一部分,在这种关系中,他们各自都很痛苦并且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互相折磨。这个患者叫Mr.B,有着过度的“被惩罚需要”,每当她在生活中或分析治疗中有进展顺利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她都会设法激发起一些她感觉到被伤害、被攻击或被批评指责的方式。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患者在进行了第一阶段明显成功的分析之后,她下次来的时候表现出了心理性耳聋的症状,幸运的是她没有完全失去听力,但是在分析中我越来越意识到我需要对着她喊叫以便让她能够听清楚我的说话。然后患者从分析治疗的第一阶段所获得的进展引起强烈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呈现出来了,而且很明显她促使别人朝她喊叫的需要是试图维持把她抚养长大的、具有惩罚性的祖母出现了的感受。她是通过再创造或激发那些熟悉的、被责骂的童年情景以便回到与祖母的早年关系中的方式来应对处理她那些不安全和孤独感受,尽管那个早期与祖母关系的情景有着痛苦和不愉快的面向,但是对她来说毕竟代表着安全。

Mrs. B的惩罚性祖母被认为是持续不断被外在化的一个内摄形象(introject)或内在客体—如,在移情中她被外在化映射在我身上—但是她也承担着使内部罪疚感(内疚感)为依恋她的Mr.B制造批评家的功能,这是一个通过Mrs. B重现自我惩罚行为来获得欲望满足的批评家。对残酷的和惩罚性的内部客体如此依恋的存在—因为这些内部客体提供了熟悉感和安全感,即使付出的代价是苦难折磨(译者注:在幻想中提供了熟悉的和安全的依恋客体关系,这可以降低现实焦虑)—让我们获得了从客体依恋角度对许多受虐形式的进一步理解。个体通过他与环境、与他自己的自体的互动持续不断地获得一种特殊形式的满足,持续不断地为他自己提供一种营养滋补品,这种营养滋补品在客体关系中被我们指称为“证实性肯定”(affirmation)。通过与他的世界不同面向的交互互动,特别是与他的客体的交互互动,他获得了多种多样的安慰、安心、可靠的感受。对这些情感性“营养滋养品”的需要毫无疑问是要持续不断地被满足的,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安全和可靠”的情感背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能够提供这种安全保障、这种平安康乐情感背景的外在或内在客体二者都成为了孩童的依恋客体(become objects of attachment to the child)。总的来说,只有在孩童体验焦虑、惊恐、或确实是任何其他不愉快情感的时候,我们通常才能看到我所指的“需要”。然后,孩童设法重新获得尽可能所获取的安全感受所采取的不同方式在Mary Main所描述的陌生情景行为(Strange Situation behavior)中得以例证。在第四种类型—紊乱型(disorganized-disoriented)中,我们能观察到孩童不顾一切地试图努力创造某种知觉的恒常性(perceptual constancy)—例如,通过寒冷—以期产生他能获得的些许安全感受。感受安全和可靠的需要主宰和控制了一切。随着孩子的逐渐成熟,在正常条件下,他将能够越来越多地使用与他的意识和无意识幻想中客体进行无意识对话的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安全保障。稍后我将会对这个无意识对话方式的性质多发表一些看法,此时让我们看看另外一个临床案例。

我的一个患者,现在60岁了,罹患自恋人格障碍,正在进行同性恋。他也有一定程度的疑病症倾向,而且在他分析过程中的某一点上出现了瘙痒,他认为(并且设法劝说他的医生相信)是患了疥疮。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软膏,并且给了他相信的操作说明,并且还安排他的男朋友在午夜叫醒他帮他用软膏涂满全身。

两天以后,瘙痒症消失了,但是过了一个周他又开始感觉痒痒了,并去咨询了他的社区医生。直到现在他的医生才开始质疑他是否患了疥疮病,但是他又被制定了同样的治疗方案,医生仍然给他的性伴侣做了相同的安排。然而,当上一次的情况重现的时候,他的医生断定他患上了一定程度的神经性皮炎(neurodermatitis),甚至还暗示他可能患了心理性瘙痒症。在分析治疗中,非常清晰地显示患者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希望我成为那个把药膏涂抹在他后背上的人,我在他带出来信息的基础上,对他做了这样的解释。接下来,他回忆起了在他小的时候,他曾经患了湿疹,而且因为不舒服经常在夜里醒来。他回忆说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他呼唤他的妈妈,妈妈就过来把炉甘石洗剂涂满他的全身。当然,妈妈的做法让他感受到了强烈的性欲兴奋,但是这种性欲成分只是强化了他与母亲的连结和他即刻感受母亲亲密和抚慰的需要。就如同大多数这类孩子那样,他最后发展出了强烈的分离性焦虑,而且经常在夜里呼唤他的妈妈过来安慰他,即使他有时不感到身体的瘙痒,但替代表达的借口为或多或少这样或那样的害怕或担心。最后,特别是在患者5岁时弟弟出生之后,他使用了其他借口来促使他妈妈每晚都来到他身边。

我接下来要介绍更多关于这个患者的情况,除了他与母亲亲近的愿望,特别是当他感到焦虑的时候,表现出来之外,不但表现出大量的皮肤瘙痒症状,而且也表现出了人格模式的症状—他持续不断地表现出一些担心他自己的问题、问一些必须马上回答的急迫问题。这个人格模式是他作为成年人功能的非常特征,而且有可能看到他绝大部分性格特征是围绕不得不有这样或那样持续不断的“发痒”而建立起来的。这会把他的行为模式带到分析治疗中,表现为移情和反移情的部分。奇怪的是,我自己的反移情反应是我总有一种想帮助他克服他面临的任何即刻困难和问题的感受。我觉察并意识到我正在被诱使(操纵)承担那个能给人安抚和舒服的母亲的角色,同时我也意识到这是患者特有的欲望,那就是患者通过外在化内部母亲客体关系来创造出母亲再现的感受。

我现在想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试着对一个人自己自体的精神表现与他的内部客体之间关系的问题进行理解,也就是说更加明确地从移情和反移情的观点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因为移情在它最宽泛的意义上并不局限于分析性情景,然而移情是构成新依恋的最重要的成分。此外,移情理论认为移情通常在无意识层面有操控他人的微妙企图。这样的情景(移情情景)可能或许代表着早期体验和关系的无意识重复,或许代表着防御这类关系的重复,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案例中,相同的是他们都代表着内部自体-客体关系的外在客观化。当这样的移情性操控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他们直接面对的那个人或者表现出不选择接受被操控成为的角色,或者表现出全部或部分接受那个角色。对一个角色的无意识接受或拒绝是基于在两个之间相互交换信息过程中被发出和接收的一系列快速的无意识信息线索。自然地,这样的移情原理在所有人际关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而且移情经常被具有内心形象(the introject)的重要人物特性的另外一个人的一些特征所决定和支配。我在这里想补充的是不仅仅是这样的特性是必需的,并且,更加明确地,其中另外一个人用特定方式作出响应的倾向是必需的,另外这个人被很微妙地检验是否他将以特定的方式响应—这就是我所说的“他的角色响应性” (Sandler, 1976)。你将会注意到我在这里对过去的重要人物与他的内心形象(the introject)加以区别,当然是因为,内部客体有许多成分是被内心形象所贡献的,尤其是通过能使内心形象与被内化的早期客体之间产生差异(有时候是非常大的差异)的孩子的幻想生活所贡献。

正如我曾经提出的,日常生活中客体关系的形式与移情情景中所发生的情况之间存在着平行关系,尽管之后分析师使用他的技术把发生在患者无意识中的事情带到了意识层面。然而,即使在分析情景中,双方都随时随刻地想法设法外在化自己心灵内部的角色关系并施加于对方身上。在这样的背景中,客体关系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角色关系。

让我们花点时间转到愿望和愿望幻想的概念,能够用心理学的术语这样说,每个愿望都涉及到一个自体表象(征)、一个客体表象(征)、和一个他们两个之间的交互关系。自体和客体二者都存在着一个角色。

因此,拥有依附愿望的孩子,作为这个愿望的角色,一定有一个依附其他人的精神表象,并且在他的愿望中,他也有一个对他的依附需要以特定方式做出反应的客体表象。所以,表现在移情中的那些角色关系都是无意识幻想生活中重要愿望层面表征(表象)的外在代理。与寻求满足的愿望有关的客体的精神分析概念必须被认为这个客体希望得到与能给出自己希望的或想像的响应的另一个客体进行角色互动,而作为愿望幻想一个部分的这另一个客体与在那个愿望或幻想中主体的活动是一样的。

可以这样说,分析中的患者试图现实化(实现)在他当前优势潜意识愿望或幻想中内在固有的角色关系,而且他将想方设法在分析性情景的框架中这样做(通常是采用伪装或象征的方式)。并且,患者也在分析性情景之外这样做,把努力现实化(the striving toward actualization)说成是所有客体关系的愿望满足层面的一部分并不是很恰当的。我在这里的术语“现实化”(actualization)是使用了字典中的含义—也就是,“让它成为现实中实际的表现:在行动中或事实中的实现”的意思。这个论题在别处也讨论过(Sandler, 1976),我曾经指出分析师不仅仅使用他“自由漂浮的注意”(free-floating attention),并且他也要拥有所谓对患者的“自由漂浮的响应性”能力(a free-floating responsiveness to the patient),而且,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允许分析师自己去附和(或者觉察和发现他自己在防御)患者正在强加于他身上的角色。分析师通常会对他允许自己所做的事情设置一定的底限。就像世界上分析治疗室以外的人们一样,一些分析师在任何案例中都有宽泛的底限,甚至可能完全遵从患者无意识需要的角色。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分析师用特定的方式对患者的行为作出响应,因为患者,可以说,“按压了分析师身上准确的按钮”(“pressed the right buttons” in him)。这时我们就看到了患者这些内在愿望和情感妥协性的见诸行动,这样的情景可以提供给分析师关于患者正在移情中设法现实化的愿望满足性客体关系的有用信息,同时它也为治疗提供了关于依恋的重要部分的有用信息。

在这一点上,我想提出内在客体概念与无意识幻想概念之间的区别。迄今为止,我一直在说似乎在一个人无意识幻想生活中客体的精神表象与内在客体是同一的,但是这是需要被修正的。如果我们想准确地表达,更合适的是使用术语“内在客体”来指称精神结构—而且就结构来说,我指的是稳定持久的组织系统、图式、或规条集合组(sets of rules)—精神结构是在主观经验领域(the realm of subjective experience)之外被组织而成的,我们不使用“意识或无意识的自体和客体幻想意象”(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self and object phantasy images.)这样的术语来表达精神结构。

在儿童的发育发展过程中,他与外在世界客体互动的意识或无意识的知觉,不管这些知觉在多大程度上是原始的还是被扭曲的,都可能对我们称作“内在客体”的精神结构的构建有所贡献。在这些组织结构的构建中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孩童的幻想生活。无意识的幻想跟随着特定的主题,这个主题的重要程度对孩童来说是特定的,这些主题的重要程度(贡献比例)与孩童对他的重要客体的依恋相关,随后便在内在客体关系中被反映出来。

因此我们称作“内在客体”的结构可以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幼小孩童的幻想生活所决定的,确切地说是被其幻想生活中他拥有的客体意象和这些幻想客体相互关联方式的意象以及它们被孩童关联的方式的意象所决定。在某种意义上,内在客体可以被看作孩童感知觉和幻想的一种结构性的凝结,而且当这些结构在早期发展阶段被组织起来的时候,它们被依次逐渐填充到孩童幻想生活中的客体中。我们可以说存在一条双向通道(two-way street),因为内在客体开始形成于孩童的感知觉和幻想两个基础上,而且是依次提供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模板的,诸如为幻想的内容组织结构和为在与他人关系中此类幻想的现实化组织结构以及在分析情景中为移情的重要方面组织结构。内在客体可以被看作是不断进行幻想的一种结构基础,其能够提供与客体存在经验有关的非常必要感知觉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询问正在工作的分析师的内在客体和内在客体关系概念的角色是什么?以我的观点,答案一定是这些概念也正在分析师的内心世界中组织着结构成分,就像它们为理论家组织理论结构一样。在分析情景中,所有的分析师都可以观察到或理解患者的想法、幻想、和行为,这些信息是患者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且分析师能够觉察到自己对这些患者的信息所产生的反应。同时所有的这些信息和反应都会被分析师感知到和理解,按我一直对它们的描述来看,(分析师的)内在客体和内在客体关系只能被构想成在患者表现出来的或从患者引出的信息材料之后分析师所构建的某种组织结构。

当我们谈到内在客体或内在客体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谈到由分析师构建的结构假设,然后这些假设被传递给患者,其目的是锚定(anchor)被分析性工作引发出来的信息材料,而这个分析性工作是在一个合适的、恰当的参考框架范围内进行的。

让我例证说明一下我的想法,患者报告说:当警察命令他停车的时候,他感到非常害怕,马上就想一定是他犯了严重的错误,可是最后警察仅仅是想告诉他车的尾灯坏了,让他一定要去修好它。患者还谈到他收到一封税务局寄来的信,在打开信之前,他感觉到非常的恐慌,并同时想到自己可能被指控逃税,而且自己将面临惩罚。他先后讲了好几个类似的故事,而分析师能够传递给患者的是被指控一些严重的违法行为有多么的可怕。从这些信息材料来看,有明显的同一问题反复发生的特征,分析师最后可能构建出一个具有危险性内部客体关系的概念,这个内在危险的客体关系被不断地外在化于各种各样的现实情境中。更进一步,如果患者的信息材料支持这个结构假设,分析师可能会构想一个患者对这个内部客体的关系,因为存在无数个让患者感到害怕和罪疚感的关系,但是只有在一个关系中也存在着与客体的施虐受虐性连结。同样地,在早期发展期间,患者拥有的攻击愿望一直是如何被投射进入客体以及如何在客体中被体现的,我们指出这一点是非常恰当的。首要的是,分析师的内在客体概念和患者与其的相互互动关系,一定会关系到在患者内在生活和精神病理中那个客体的功能。

内在客体,正如这里理解的那样,只是很明显地以它的派生物形式而表现。因此被分析师和患者所感知到的东西正是与患者的自体相关联并与其互动的被指称为假设的内在客体。这个假设性结构对分析师和患者都是极其有价值的,因为,如果它在情感和认知上都是恰当的话—也就是如果患者能理解它并感觉到它是恰当的话,它就会变成患者自己的“自体扩展观念”和他内在世界的一部分,而这个“自体扩展观念”对于发展出那个被我们熟知的“分析性领悟”能力是不可或缺之物。

在这次会议中所讨论的依恋研究强调依恋相关行为(attachment-related behavior)在发展和一般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发现指出了在我们一生中依恋的极其重要性。

就此而论,我们必须要考虑由养育者正常提供的安全和可靠感的作用,也要考虑产生这些感受的外部环境源被内在化的性质和程度。我们也需要思考安全感被内在性地达成和产生的方式以便随着孩童的成长和发展,既能够被从内部世界提供安全感,同时也能够从外部世界提供安全感。

很显然,对孩子幻想故事叙述的调查研究是探索这一领域的卓有成效的方式,而且我们已经看到父母的叙述方式与陌生情景中孩子的反应之间存在联系。在所有这一切中,我相信,无意识幻想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这里我使用的术语“无意识幻想”是针对及此时此刻的幻想,此外这个幻想还涉及到当日出现的内在客体的衍生物,其以主观表象的形式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术语“表象”既可被用于结构也可被用于图式的表达,举例来说,它可以被用于客体和自体-客体相互作用,或主观性内容,无论是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体验。因此这两种意思常常混淆,因此牢记其提及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幻想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安全和幸福的感觉(Sandler and Joffe, 1969),并且表现为自体与内在客体的当下衍生物之间的几乎是连续的无意识内在幻想的互动或对话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终其一生,我们都需要不断地重现这种与父母客体的存在相关联的感觉,而做到这一点我们靠两种主要方式。一方面我们靠在依照外部世界而行动来获得安全感,另一方几乎是靠连续的无意识幻想来获得安全感。

这些被提到的无意识幻想的“回转”(gyroscopic)和“稳定”(gyroscopic)的功能,它们被描述如下:

幻想的回转功能,就像是多功能的手纺车能将可用的原材料编制成颇为复杂的形式,并且就像陀螺仪的手纺飞轮那样,幻想的“回转”具有针对个体的适应和平衡的功能,帮助那些时常受到失去平衡威胁的个体维持适应和平衡..........幻想维持自我稳定和平衡的功能直接指向摆脱不愉快并获得快乐(尽可能地达到这个程度)以及安全感和可靠感。他们提供“幻想补偿”,尤其是通过使用多种防御机制以及与源自幼年时期内在形象物(introjects)的幻想客体之间的对话,带来内心的适应.........那些组成我们所描述的这种无意识幻想的东西提供了创造和维持自我保护感觉(feeling of self-preservation)的功能。通过这种方式,防御的使用与客体表象有关,以至于自体-表象的某些面向被可归属于客体表象,反之亦然。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背景下所构建的无意识幻想全部是各种各样的投射、认同、和投射认同、移置和某一种或另一种的外在化(在投射认同中,自体-表象的面向被可归属于客体,而后客体被控制,以至于个体会产生自己可以控制某些事情的幻觉,然而这些事情与自己实际上是分离的)。[Sandler and Sandler, 1988].

简而言之,在这些无意识过程中,为了能够控制住对自体完整性不断地威胁,并因此控制住对个体安全感和可靠感的不断威胁,主体性的精神表象便要发挥作用了。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这种防御过程习以为常,它们便会成为其人格结构及与他人人际关系模式的一部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众所周知的现象,那些早年经历过没有得到母亲充分照顾的孩子,在其成年后却要努力成为他人的照顾者。我们可以假设,这种反转的角色首先是由于防御的动机在幻想中被制造出来,创造了一个新的愿望性幻想,而后这个愿望幻想转变成为行为而付诸实施了。

可以这样假设,幻想的“回转”或“稳定”功能目的是恢复个体的平衡,当焦虑或其他情感不能被包容的时候、当恐慌发作的时候、当感受被淹没的时候,我们认为“回转仪”可能就被倾斜了。随后,如果环境无法被控制的话,个体不的不做出激烈的变化以便重新获得平衡,并维持安全和自体内聚的感觉。在这里我们发现不同人的应对反应方式有着显著变异。这可能导致与个人的幻想客体更加激烈的互动,或导致退行到更加原始的行为和思考方式。

关于这一点,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个体的无意识幻想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个体关于威胁情境的一般经验,这些一般经验通常之后会在幻想中被克服。如果无意识幻想的作用是要控制这些持久反复的、满载焦虑的想法,那么这种作用发挥得越多,内部客体关系引发幻想中的不安和威胁性的成分就越多,进而使得无意识幻想的防御和适应功能变得失衡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在幼小的儿童身上可以观察到,与安全情境(safety-giving situation)的分离可以引发儿童的焦虑,甚至是急性的、淹没性的惊恐发作。通过“陌生情境测验”中四种类型儿童的表现,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防御性适应策略用以应对这种分离性焦虑。即使是一岁的儿童,他们体验到的焦虑水平以及应对焦虑的方式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在这里特别有趣的是有这样一种应对方式,正如Mary Main在“陌生情境测验”中展现的那样,D组的孩子—也就是紊乱型的孩子,在分离情景发生之后,他们的应对方式显示出了大量的原始反应,试图处理伴随着紊乱破碎体验的惊恐感受。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孩子即使在分离事件发生之前都是焦虑不安的。

我们听过这样的说法,紊乱型的儿童到六岁时可能会使用“控制,角色转换行为”,然而,正如Mary Main指出的:“当面对或者被要求表演父母-孩子分离的故事场面时,这些孩子会出现持续的精神错乱和紊乱的症状。”根据“成人依恋访谈”的研究结果,我们发现D类型的婴幼儿常常有着D类型的父母,这当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只是目前我们还只能推测为什么这样的父母也容易养育出高焦虑的孩子。Mary Main和Erik Hesse提出了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他们称作为父母的“轮换状态”,这样的养育状态可能引发孩子感受惊吓或者父母的威胁性行为给孩子带来不良影响。有人也许还可以做这样的补充,即孩子的人格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如果父母一直在情感上与孩子不同步一致,父母没有共情能力,而且也不能给于孩子足够的肯定和同理,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造就了一个高焦虑的环境,使孩子持续的体验到缺乏安全感。当分离引发的极度恐慌达到一定程度的时侯,随之而来的便是孩子表现出原始性的适应反应。从此类孩子在叙述分离故事情景中,孩子产生的“灾难性”幻想中就能体现出这类原始性的适应反应。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样的孩子在今后的生活中会选择怎样的伙伴,推测他们内在客体关系是什么样的,而且,如果他们有机会能进入分析情境,他们的移情关系又会是什么性质的。

最后总结,我想说关于依恋的研究,尤其是Mary Main的近期研究,对于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师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对此我深信不移。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能促进和加强依恋研究和精神分析实践之间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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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桑德勒 Joseph Sa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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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Sandler 作者:Joseph Sandler / 4557次阅读
时间:2012年6月15日
来源: 赵丞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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