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在中国》
张京媛 文
mints 编译
弗洛伊德主题
3创造力的解读、俄狄浦斯情结和对梦的诠释。它既关注中国人对弗洛伊德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传统理解,也关注弗洛伊德理论如何加强或改变这些本土理解。这一章不是为了解决中国人对这些主题的普遍接受,而是集中关注20世纪中国的一位主要作家鲁迅,并在每一节中给其他作家一些空间,以突出弗洛伊德的材料在中国语境中的某些转变。
本章试图捕捉三个弗洛伊德主题在中国文学场景中的存在:对3.2 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通过自我分析,展示了他对父亲的矛盾心理和对母亲的爱,并通过对病人的分析,形成了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婴儿对异性父母的欲望和对敌对父母的仇恨。根据他后来的观察,他完成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其中还包括婴儿对同性父母的深情态度,以及婴儿对异性父母相应的嫉妒和敌意。他认为这两种倾向是辩证共存的。
为什么弗洛伊德给如此复杂的心理现象起了希腊悲剧人物的名字?婴儿时期的具体冲突与俄狄浦斯国王的联系似乎与任何明确的理论考虑都不一致。弗洛伊德在给他的第一批弟子的信中更频繁地使用了“父亲情结(Vatercomplex)”一词,而不是“俄狄浦斯情结”。(这一用法突出了他对儿子的立场的关注,而不是三角关系中的其他两个成员。)通过给情结起了一个希腊神话中英雄的名字,弗洛伊德表明他的理论大厦深深地融入了西方文化遗产。用一个文学传说来描述一种普遍的心理情结必然会引起争议,因为神话本身所包含的意义与弗洛伊德所强调的不同:例如,俄狄浦斯和狮身人面像之间的关系——一个拥有缪斯女神的创造者——可能表明俄狄浦体现了人类对知识的探索。
在中国文学中,确实有一个俄狄浦斯的故事——一部中国经典戏剧《汾河湾》,也被称为《薛礼还乡》。薛礼,或称薛仁贵,是唐朝的一位历史人物。他最初是一个贫苦的耕田人,后来成为一名名将,在妻子生下儿子前不久离家奔赴战场。儿子独自与母亲住在山里,长大后靠打猎养活母亲。18年后,父亲从战争中归来。他在汾河遇到了一个小伙子——他自己的儿子射鹅、刺鱼。他们进行了以下对话:
薛(向小伙子打招呼问):你一箭能射倒多少只鹅?
男孩:一箭我能射倒一只鹅。
薛:为什么,这没什么特别的!我一箭就能射倒两只。
(男孩不相信,但他说他很乐意学习如何做到这件事。)
薛:把你的弓箭给我,你就会看到的。
男孩:鹅来了。
薛:谢谢。(旁白,唱着)啊,他掉进了圈套。他的生命像箭一样飞逝。
(他开弓了,孩子倒下了,被老虎叼走了。)
薛:我本可以放过这个孩子,但像我这样的士兵,绝对不会这样做——让一个拥有我擅长的武器的、如此优秀的神射手活着手。”
恐惧(fear of castration);希腊版本的重点是儿子面对阉割威胁时的杀气(murderous resentment)。事实上,在这两种情况下,杀人都是在当事人不知道其亲属关系(kinship)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可以说,中国的俄狄浦斯故事更适合中国家庭的父权结构(patriarchal structure),在这种结构中,等级制度(hierarchy)不允许幼儿个性的成长。
在父子之间的竞争中,父亲通过射杀儿子而获胜。父亲的形象被描绘成一个强大、背信弃义、嫉妒心强的人,他会做任何事情来阻止别人——甚至是他自己的儿子——超越他的权力。这段话还暗示了“父亲不愿意让儿子长大;他不愿意被他挑战。”老人杀死了箭法比自己好的年轻人,却不知道这个男孩是自己的儿子。当他到达他妻子的家时,他发现一个男人的鞋子,并变得愤怒。尽管他有暴力和暴政,但当他从妻子那里得知他杀害的年轻人是他的儿子时,他就心碎了,失去了知觉。在希腊悲剧中,俄狄浦斯在父亲回家的路上,在十字路口杀死了他的父亲。中国的俄狄浦斯故事也发生在父亲回家的路上,但尽管两个故事的背景惊人地相似,但解决方案却不同,因为在中国的俄狄浦斯故事中,是父亲杀死了儿子,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中国的俄狄浦斯故事不是以弑父为结局的。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中国版本的重点是儿子害怕来自父亲的阉割俄狄浦斯情结理论自产生以来一直受到挑战,部分原因是其大胆破坏了传统的和谐家庭关系观。早年,公众对弗洛伊德的理论的理解往往有些模糊,但弗洛伊德假说的刺激导致了对家庭动力学的认真反思。鲁迅在讨论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时曾提到俄狄浦斯情结:
他[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由于异性的吸引力,女儿通常爱父亲,儿子通常爱母亲。但在孩子出生后不久,无论其性别如何,他/她都会伸出嘴巴并四处移动头部。它想要异性的吻吗?不,每个人都知道它想吃,
这段话经常被引用作为鲁迅反对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理论的证据。“然而,正如我们所知,任何言论都应该从其语言、背景和传播方式(讽刺或幽默)的角度来看待。研究鲁迅的言论的背景,可以发现他是对当时市场上大量流行的浪漫故事的反映。”在人们对总是谈论恋人和情书并不感到恶心的当下,我们也不应该发现它禁止谈论饮食。“他指出,饮食,人类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被作家忽视了。如果我们仔细看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句和第三句并不一定否定第一句,它们只是观察。“孩子出生后不久”的这段时期,是早于俄狄浦斯情结形成期的,即孩子大概在三到五岁之间出现俄狄浦斯情结。鲁迅在这里似乎并没有放弃俄狄浦斯情结,而是简单地对人类生活中的两个对象:食物和性提出了一个平衡的观点。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勾勒的“驳斥”俄狄浦斯情结的调侃语气。例如,他也强调了压抑的社会意义。并批评弗洛伊德的资产阶级背景:“也许弗洛伊德有一些钱,而且吃得很饱,所以他不觉得吃饭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如此关注性。”这句话可能表明他蔑视弗洛伊德的资产阶级出身,但他决不放弃对性的研究,更不用说对婴儿性的研究了。我们应该再次注意到这段话的讽刺语气。
儿童、年轻一代写的。例如,20世纪20年代初,五四作家的平均年龄远低于25岁。这些作家的写作重点是“揭露家庭制度和封建道德规范的缺陷”。同样的主题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巴金的《家》——讲述的是一个扭曲和毁灭家庭年轻成员的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到张爱玲的《金粉世家》,母亲故意给孩子喂鸦片以阻止他们离开家庭,这一主题不仅谴责了父权社会,而且激发了一种叙事模式。当然,只有当父权制被认为已经削弱并变得腐朽时,这种与父权制的争吵才有可能发生。
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流行的文学主题就是,父母没有让养育的孩子准备好寻求其他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相反,他们试图摧毁无助的孩子,以阻止他/她挑战他们。有关这一主题的故事通常是由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被用来解释代际冲突的心理根源。尽管人们控诉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忽视了父亲可能犯过的错,而是专注于儿子的罪行,但我的调查是从儿子和女儿,即新一代的角度出发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意义在于它反映了孩子在三角家庭中的处境。在拉康意义上,它是由孩子们与象征性的父亲——一个颁布法律的机构——的争吵产生的。父亲的法律以文化的形式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违反法律就是犯罪。于是就诞生了叛逆意识。现代文学作品对父亲的处理方式往往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相呼应。然而,父亲的话语本质上是一种缺席(absence),这可以追溯到父亲的象征性权威。正如一位当代美国文学评论家所说,“父亲是一个矛盾的外壳;他的爱提供了保护,让儿子成熟,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必须经过考验并最终克服的障碍。”就像卡夫卡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与父亲意见相左一样,中国作家将最初的目标定为社会秩序——象征性的父亲——从而废除了孝道。
象征性的父亲不一定要成为小说中的真实形象:他的法律可以渗透到一种表象中,就像人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在中国现代相关著作中,真实的父亲往往不在画面中。事实上,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如《红楼梦》中宝玉的父亲贾政,几乎不存在,除非他出现斥责或惩罚儿子,在鲁迅的大部分作品中,父亲都不存在。在郭沫若的三卷回忆录中,他从未提及自己的父亲,只是说他是地主。郁达夫的大部分小说都没有父亲形象,因此许多评论家认为他的主题主要是青年男女之间的性爱。冰心,本世纪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只赞美抽象的母爱。在她早期的文学经典中几乎完全省略了父亲(除了《斯人独憔悴》)。然而,这些作家全都在争论父权制或象征性的父亲,包括冰心,她在散文小说中非常明显地省略了父亲的形象来谴责父权制。矛盾的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缺失,来实现父亲的功能,拉康称之为父之名(也被称作符号父亲,the Name-of-the-Father)。用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话来说:“父亲被赋予了象征性的权力——也就是说……他死了,因此被提升到了一个名字的级别。”作为一个授权了强制和禁止社会秩序的名字,象征性的父亲表现出的权力远远超过任何一个父亲的压迫力。
女性形象——哀悼中的母亲(the mothers in mourning)形象被唤起。他采取了让女性边缘化的手法,拼命呼吁社会拯救儿童。
鲁迅一生写了许多作品,从儿子的角度来抗议父亲的统治。他探讨了人们如何可能忍受不公正的父权制秩序的问题。在他看来,文学的作用是唤醒人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处境,并且让他们意识到,他们不仅在伤害自己,而且还在破坏自己的未来:孩子们。他希望人们一旦意识到现实的残酷性,就可以尝试治愈它。对鲁迅来说,英年早逝或精神上残缺的孩子是最令人沮丧的景象之一。因此,在他的故事《药》中,他象征性地安排了两个死去孩子的母亲在墓地相遇——一个是被斩首的革命者,另一个是普通的农村孩子,尽管他吃了浸在被斩首者鲜血中的馒头(这是他父亲坚持的治疗方法),但还是死了,两个死去的儿子都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这两个姓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华夏”,指代了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华和夏的后代被被剥夺了,这是鲁迅最大的恐惧。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与符号秩序的抗争中,在鲁迅的一些作品中,象征性的父亲永远存在,而真正的父亲却不见了。事实上,在他的《长明灯》(1925)中,缺席的真正父亲化身(is embodied in)成为了象征性/符号化的父亲。这个故事被认为是后五四时代一个具有充分反抗意识的革命家的第一个写照。因为叛军是孤独的,不能赢得群众的同情,所以他被打败了。然而,在与传统势力的斗争中,他不会轻易投降。透过他被锁在黑暗房间的栅栏,仍然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这个故事经常被当作鲁迅歌颂革命忍耐精神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