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生活在20世纪初,并且碰巧对心智相关的问题感兴趣,或许我们会认为已经可以用科学从多个层面去理解情绪,并可用确定无疑的证据去回答公众日益增多的疑问。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达尔文已经告诉我们,在情绪现象方面,人类和动物有着惊人的相似度;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卡尔·荣格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来解释人类如何处理情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将情绪置于心理病理学研究的中心;查尔斯·谢灵顿(Charles Sherrington)也开始对情绪的大脑回路展开神经生理学研究。
然而,对情绪的全面研究在当时从未出现。相反,随着心智和大脑的研究在20世纪逐渐繁荣,研究者的兴趣逐渐转向神经科学,而神经科学中的情绪研究并不是主流。诚然,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们从来没有忽视情绪,还有一些值得尊重的例外,即那些研究心境障碍的药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以及深耕情感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但是,那些例外更突显了对情绪研究的忽视。行为主义、认知革命和计算神经科学也都没有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减少上述忽视。
1994年本书第一次出版的时候,虽然情况有些许改观,但大体来说依旧如此。本书通篇都在讨论情绪的大脑机制,以及情绪对广义的决策和狭义的社会行为的影响。我原本只是希望可以安静地陈述观点,只要不被人轰下台就好,我从未期待自己的观点会得到如此的欢迎和重视。事实上,国内外的读者都对本书表示了宽容、关注和欢迎;许多专业和非专业读者都思考了本书的观点。同样出乎意料的是,许多读者都急切地希望参加讨论,提出问题、建议和修改意见。我和那些读者建立了联系,其中一些读者还成了我的朋友。我从他们的意见中获益颇丰,时至今日,我依然能收到从世界各地发来的关于本书的邮件。
十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极大改观。在本书出版后不久,两位利用动物研究情绪的神经科学家相继发表了自己的著作,约瑟夫·勒杜(Joseph Le Doux)1996年出版了《情绪脑》(The Emotional Brain ),雅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1998年出版了《情绪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 )。此后,位于欧洲和美国的一些神经科学实验室也将重心转移到情绪的研究上。研究情绪的哲学家也获得了新的关注,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研究情绪科学的书也开始受到欢迎,如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的《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 )。一个世纪之后,正如先行者所希望的那样,情绪获得了应有的关注。
本书的主题是情绪和推理的关系。基于多年对同时存在决策障碍和情绪障碍的神经疾病患者的研究,我提出了躯体标记假设。该假设认为情绪位于推理回路中,情绪可以帮助决策,而不是像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只会干扰决策。现在大家已经不会对这个观点表示惊讶了,但该观点在刚提出时却震惊了许多人,并遭受了许多质疑。总的来说,现在这个观点已经广为流传了,甚至某些情况下还遭受了误解。例如,我从未说过,情绪对推理的帮助只能在非意识层面进行。相反,针对躯体标记假设,我提出的第一个观点就是意识层面的直觉,不过我依然承认躯体标记也有非意识层面的变种;我也从不认为皮肤电传导就是躯体标记,我认为皮肤电传导只是躯体标记的一个指标。最后,我也从未表示情绪可以代替推理,但是一些对本书肤浅的解读似乎在说,只要听从本心,一切万事大吉。
当然,在一些情况下情绪可以代替推理。其中一种情绪反应机制,即所谓的恐惧,可以帮助人们在短时间内不靠推理便可迅速逃离危险。一只松鼠或一只小鸟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迅速对外界威胁作出反应,人类当然也可以。事实上,特定情况下,过多的思考还不如完全不予思考。这也正是演化中情绪的美妙之处,情绪使有机体可以不用思考即可完成决策。然而,对人类来说,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推理可以实现情绪的功能,但却是以刻意的方式。推理可以使我们在决策前审慎地思考,这同样是一件好事。显然,面对复杂环境,情绪可以解决其中许多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时候,情绪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徒劳无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