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管理理论中情绪的作用
恐惧管理理论情绪的作用
陆可心 1沈可汗 2李虹 1 
(1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084) (2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恐惧管理理论(TMT)强调死亡意识对个体的认知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而情绪在该理论中的作用颇受争议。近年来 , 原有的“无情绪假设 ”遭到质疑 , 死亡意识凸显后情绪的缺失被认为与采取的测量时间、方式和对照组有关 , 而非没有情绪。焦虑、恐惧和厌恶可能是死亡意识产生的不同情绪反应。在梳理上述争论的基础上, 本文认为情绪是死亡凸显效应中的重要环节 , 和未来研究方向进行讨论。

【关键词】恐惧管理理论; 情绪; 死亡凸显; 无情绪假设

【分类号】 R395

威胁和防御行为在人类进化中具有重要意义。不少研究者试图探讨其背后的机制 , 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其中 , 恐惧管理理论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刘亚楠 , 许燕, 于生凯 , 2010)是近年来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 , 该理论强调必死性意识 (mortality)对人们的认知、情绪和行为等方面的影响。TMT早期的雏形来源于 Becker (1973)《拒斥死亡》 (The Denial of Death)一书中的观点。后来心理学家开始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Becker认为, 有关死亡的意识和恐惧对人类的社会行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人类建构的文明社会中 , 大多数行为的根本动机在于缓解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Greenberg, Pyszczynski和 Solomon(1986)正式提出 TMT的主要框架 , 认为必死性意识对人们生活的很多方面都会造成威胁 , 人们会通过一系列心理防御机制来应对这种威胁。在 TMT的研究中 , 死亡凸显和死亡凸显效应是两个重要概念。死亡凸显(mortality salience, MS)是指引发必死性意识的实验操作。死亡凸显效应 (mortality salience effect)是指死亡凸显后产生一系列心理防御行为的现象 (Greenberg, Pyszczynski, Solomon, Simon, 应将情绪纳入 TMT的认知模型 , 并对认知模型的改善& Breus, 1994)。TMT的早期研究主要探究宏观层面的死亡凸显效应 , 以文化世界观和自尊作为主要防御机制, 并得到了研究证明。

后来的 TMT研究转向微观层面 , 开始对死亡凸显效应的认知过程进行探讨。在情绪的作用这一问题上却没有得到和宏观层面一样的一致性支持证据。根据 TMT,死亡凸显引发的心理防御机制主要是为了消除必死性意识后产生的恐惧或焦虑等情绪 , 然而在实际研究中情绪并没有起到理论中预设的作用 , 在死亡凸显后没有测出显著的情绪反应(Greenberg et al., 1994), 这一结果得到了后来很多实验的反复证明 (e.g. Jonas, Sullivan, & Greenberg, 2013; Wisman & Heflick, 2016; Zaleskiewicz, Gasiorowska, Kesebir, Luszczynska, & Pyszczynski, 2013)。后人基于这一研究事实 , 提出总结性的 “无情绪假设 ” (Affect-free Claim, Lambert et al., 2014)。

近年来, 一些研究通过更加精细化的方式考察死亡凸显中情绪的作用 , 对无情绪假设提出质疑。在恐惧管理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之际 , 对于情绪作用问题的探讨 , 厘清其中的争议 ,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的主要目的是 , 在对恐惧管理理论宏观层面的研究背景与微观层面的认知模型进行介绍之后 , 针对近年来有关无情绪假设的争议, 总结影响恐惧管理理论中情绪测量的影响因素, 对情绪作用的重要意义以及原有的认知模型和无情绪假设进行反思 , 最后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讨论。

1、恐惧管理理论研究背景

恐惧管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们意识到必死性后 , 会启动心理防御机制 , 改变认知和行为来缓解死亡焦虑。 Greenberg等人(1986)提出, 人与其他生物一样 , 具有基本的渴望生存的倾向。不同之处在于 , 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必死性 , 这种对必死性的意识和基本生存倾向相互矛盾 , 产生存在困境 (existential dilemma)。当人们想到死亡时, 就可能产生焦虑。因而, 人们发展出一系列心理防御机制, 即缓冲机制(buffer mechanism)来应对这种焦虑 , 以保证在日常生活中不受其困扰。缓冲机制主要包括文化世界观和自尊两个方面。通过文化世界观 , 人们建构出一个有意义、有秩序的庞大体系 (如人类文明、国家、社会等 ), 作为自我的超越来实现象征意义上的永生(symbolic immortality); 通过遵守这一体系的诸多标准 , 确认自我的价值感和意义感 , 即自尊。凸显必死性意识后 , 个体会寻求焦虑缓冲机制 , 产生行为和认知变化, 如对世界观的维护和自尊的强化 (另见 Pyszczynski & Kesebir, 2011)。某种意义上 , 死亡凸显效应可以看作是一种威胁 .防御的特殊形式:对于存在的威胁感和与之相应的心理防御机制。

早期启动死亡意识的常见方法为:让被试回答两个开放式问题思考自身的死亡 , 控制组操作相似, 但为一般消极主题 , 如牙痛 (Greenberg, Arndt, Schimel, Pyszczynski, & Solomon, 2001)、失败(Arndt, Cook, Goldenberg, & Cox, 2007)、考试 (Arndt, Greenberg, Pyszczynski, & Solomon, 1997),或者是中性情景 , 如看电视 (Greenberg et al., 1994; Harmon-Jones et al., 1997; Simon et al., 1997)。一项元分析总结了死亡凸显效应的实验原型 (prototypical experiment, Burke, Martens, & Faucher, 2010), 即在实验操作条件下 , 对比死亡凸显组与控制组在分心任务后 , 两组被试对于有违其文化世界观的论点或行为的态度差异。例如 , 让被试作为法官设定卖淫行为的保释金数目。结果发现 , 实验组被试设定的保释金显著高于控制组(Rosenblatt, Greenberg, Solomon, Pyszczynski, & Lyon, 1989)。

后来有研究者提出 3个假设来解释 TMT中的死亡焦虑缓冲机制 (Wisman, Heflick, & Goldenberg, 2015),即死亡凸显假设 (mortality salience hypothesis)、死亡思维提取度假设(death thought accessibility hypothesis)与焦虑缓冲假设 (anxiety-buffer hypothesis)。死亡凸显假设认为 , 如果一种心理机制能充当死亡凸显后的焦虑缓冲机制 , 那么死亡凸显后 , 人们对于这种心理机制的需求会增加 , 并更多的使用这种机制。死亡思维提取度假设认为 , 如果一种心理机制能充当死亡凸显后的焦虑缓冲机制 , 那么对于这种机制的威胁会使阈下死亡思维的活跃程度 , 即死亡思维提取度 (death thought accessibility, DTA)上升; 反之则会下降。在实验中 , 研究者多在死亡凸显后采用词干补笔任务或模棱两可图片任务对 DTA进行测量 (Gailliot, Schmeichel, & Baumeister, 2006)。焦虑缓冲假设认为 , 如果在死亡凸显之前强化缓冲机制 , 死亡凸显效应将不再明显(Hayes, Schimel, Arndt, & Faucher, 2010)。在三条假设的基础上 , 文化世界观和自尊的死亡凸显缓冲作用得到进一步证明。

总之, TMT研究者对死亡凸显效应从宏观层面进行了大量探索 , 证明了死亡凸显后心理防御机制的存在 , 认为死亡意识能够引发人们行为和态度的变化 , 人们通过文化世界观和自尊等防御机制来应对存在威胁。

2、恐惧管理理论的认知模型与无情绪假设

在证明死亡凸显效应的存在后 , 研究者开始关注死亡凸显如何导致心理防御机制产生的问题, 转向对死亡凸显效应的微观认知过程的探索。基于大量事实和假设 , 研究者建立了 TMT的认知模型——二元认知模型。

2.1二元认知模型

在微观层面的探索中 , 研究者发现以下三点事实: (1)采用死亡凸显范式后 , DTA上升有时间延迟。即让被试完成几个注意分散任务之后 , 才会测量出显著且稳健的 DTA上升; (2)采用阈下方式启动死亡思维后 DTA立刻上升 (Greenberg et al., 1994); (3)死亡凸显后随即采用正负情绪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 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测量情绪 , 死亡凸显组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因此 , 人们认为 , 死亡凸显后 , 个体会首先压抑关于死亡的思维和情绪, 将死亡思维排出意识中心。当死亡思维从意识中心淡出但仍然在阈下高度活跃时 , DTA上升, 由此引发缓冲机制的运行 , 表现为人们更多地采取防御行为。这一假设后来被 Lambert等人命名为压抑假设(suppression hypothesis, Lambert et al., 2014)。

基于上述事实和假设 , Pyszczynski, Greenberg和 Solomon(1999)提出二元认知模型 (如图 1)。根据该模型, 死亡凸显后 , 死亡思维进入意识中心 , 此时近端防卫(proximal defenses)启动, 即人们通过压抑(suppression)或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将死亡思维排出意识层面 , 以避免产生焦虑。近端防卫启动之后 , 死亡思维从意识中心淡出 , 然而这种淡出并不是完全平息或者消失 , 而是从意识层面进入了潜意识层面 , 并高度活跃 , 极容易被意识抓取返回意识层面 , 这一过程表现为 DTA上升。潜意识中死亡思维的活跃诱发焦虑缓冲机制的启动 , 个体开始出现寻求世界观强化或增强自尊的行为 , 缓冲机制的启动被称为远端防卫。远端防卫运作之后 , DTA下降, 死亡思维被平息。如果是阈下启动死亡思维或是对缓冲机制本身产生威胁, DTA立刻上升。

2.2无情绪假设

无情绪假设是二元认知模型中的重要假设。基于在死亡凸显之后未测量出情绪的事实 , 研究者一度认为 , 在死亡凸显效应中 , 情绪并不是必要的环节。 Lambert等人(2014)将前人关于死亡凸显效应中没有情绪反应的假设命名为 “无情绪假设”, 即情绪并没有在死亡凸显效应的认知过程中扮演角色。通过一些生理测量手段 , 如皮肤电 (Rosenblatt et al., 1989)、面部肌电描记术 (Arndt, Allen, & Greenberg, 2001)等, 都没有检测出死亡凸显效应中的情绪反应。

Greenberg等(2003)为无情绪假设提供了一种解释。他们首先假设 , 如果排除产生焦虑的可能性, 那么在死亡凸显后 , 远端防卫不会启动 , 不会产生强化世界观或自尊的防御性行为。该研究采用了安慰剂范式 , 被试被告知他们服用的药片具有控制或缓解焦虑的功能 , 随后启动被试的死亡思维。结果发现 , 死亡凸显效应只出现在控制组, 安慰剂组被试没有出现典型的世界观与自尊的防御性行为。 Greenberg等认为 , 启动死亡思维不会唤起真实的焦虑情绪 , 内隐层面 DTA上升只预示着焦虑产生的可能 , 即一种潜在的焦虑 (potential anxiety)。死亡凸显效应中的防御性行为 , 包括世界观防卫和自尊防卫等 , 其动机都是在焦虑产生的可能性提高的情况下排除这种可能性以避免体验到真实的焦虑 , 而不是缓解已经产生的焦虑。 Quirin等(2012)通过 fMRI技术发现 , 死亡凸显后 , 右侧杏仁核、左侧前喙扣带皮层和右侧尾状核产生显著激活 , 而右侧杏仁核与早期的、基础的、不易被意识到的情绪有关 (王翠艳 , 刘昌, 2007), 前喙扣带皮层的激活与焦虑情绪的激活相关(Simpson, Drevets, Snyder, Gusnard, & Raichle, 2001), 尾状核则与习惯行为与自动思维相关 (Packard & McGaugh, 1992; Schwartz, Stoessel, Baxter, Martin, & Phelps, 1996)。这一结果表明 , 死亡凸显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不易被察觉的、与恐惧和焦虑相关的情绪 , 说明死亡凸显可能只是唤起了潜在的情绪而不是真实体验到的焦虑情绪,佐证了 Greenberg等的观点。

图 1 二元认知模型

此外, MacDonald和 Lipp(2008)采用点探测范式考察死亡凸显的注意过程 , 发现在一般情景中 ,人们对于能引发恐惧情绪的动物刺激有注意偏向, 而在死亡凸显后 , 被试对于这类威胁刺激产生的注意偏向显著下降。 MacDonald等认为 , 死亡凸显后对于死亡思维的压抑过程蔓延到对其他威胁刺激上 , 导致人们倾向于忽略恐怖动物的图片刺激。在死亡凸显后 , 压抑过程使人们在注意层面未抓取到与恐惧相关的信息。该研究提供了必死性凸显后无恐惧情绪的注意层面的解释。

综上所述 , 在 TMT的认知过程探讨中 , 没有测量出情绪反应 , 这一点得到多方面实验证据的支持, 也有许多研究对此做出不同解释。因此, 在 TMT的认知模型中没有加入情绪环节 , 这就是所谓的 TMT认知模型与“无情绪”假设。

3、恐惧管理中情绪的精细划分与作用重探

近年来, 不少研究采用更加精细的方式对死亡凸显后情绪的作用进行了再探讨。部分研究通过加入调节变量 , 发现死亡凸显并非没有情绪 , 而是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 , 如低自尊的被试有明显的情绪反应。还有一些研究发现 , 死亡凸显后的情绪体验除以往认为的焦虑之外 , 还有其他情绪, 如恐惧和厌恶。本文将按照死亡凸显后引发情绪的不同种类, 对近年来的研究进行综述。

3.1焦虑

Routledge, Ostafin等人(2010)对比了两种实验操作对负性情绪和状态焦虑的影响 , 他们分别让被试在死亡凸显后立刻测量情绪 (近端组 )和在一些分散注意的任务之后测量情绪 (远端组), 发现只有远端组被试才有显著的情绪反应。因此他们认为 , 近端防卫会抑制一般负性情绪和焦虑 , 只有在人们产生远端防卫而还未采取行为的时候 , 情绪才会产生。他们还发现 , 死亡凸显引发负性情绪和焦虑水平仅出现在低自尊被试组。 Wisman等(2015)在探讨自我意识与自尊在死亡凸显中的作用时也发现 , 在死亡凸显操作之后 , 低自尊的人会表现出显著地正性情绪下降和负性情绪上升 , 并表现出更多逃避自我意识的行为。

有研究将焦虑情绪与死亡焦虑 (death anxiety)进行了区分。所谓死亡焦虑特指人们想到自身必死性后可能产生的复杂情绪状态。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死亡焦虑与广泛焦虑是两种不同的、正交的因素 , 但是两者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Abdel-Khalek & Tomás-Sábado, 2005)。Koole, Sin和 Schneider (2014)发现, 低自尊的人会体验到更多的死亡焦虑。 Routledge和 Juhl (2010)发现标准的死亡凸显范式无法引发被试的一般正负性情绪 , 但是低生命意义感 (Meaning in life, MIL)的被试报告出的死亡焦虑显著更高。因此他们认为 , 死亡凸显后的情绪反应特定于死亡焦虑而不是一般负性情绪。 Routledge, Juhl和 Vess (2013)的另一项研究探讨结构需求对死亡焦虑的调节作用。结构需求(personal need for structure, PNS,陈阳, 黄韫慧, 王垒, 施俊琦, 2008)是指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 , 对清晰、结构化、特定的认识方式的倾向性。Routledge等发现 , 在受到死亡威胁之后 , 高 PNS的人更倾向于采用防御性行为 , 并且不会报告出显著死亡焦虑。低 PNS的人报告出更高水平的死亡焦虑 , 在死亡凸显后不会积极投入世界观防卫中。 Routledge等认为 , 对世界观体系的捍卫, 是追求结构化倾向的一种表现 , 这可能是高 PNS的人成功管理死亡焦虑的一种方式。

Webbe等人(2015)考察了对缓冲机制本身的威胁到产生防御性行为之间是否有情绪并发挥作用。在二元认知模型中 , 对于缓冲机制的威胁也能引发 DTA上升, 并产生世界观防御和自尊强化等行为 (Hirschberger, 2006, 另见图 1)。该研究在对被试的宗教信仰(世界观)进行威胁之后, 采用错误归因范式 , 让被试服用安慰剂 , 告诉部分被试他们服用的药物会产生暂时兴奋或焦虑。结果发现, 服用安慰剂的被试 DTA没有上升 , 也没有产生其他防御行为。这说明 , 对于缓冲机制的威胁可能产生内隐焦虑情绪。这种情绪导致内隐层面 DTA上升, 由此产生强化世界观或自尊的行为 , 以排除这种情绪和思维。如果被试将这种情绪归因于安慰剂 , 将不会产生防御行为。尽管这一研究没有直接考察死亡凸显引发的 DTA上升和防御行为 , 由于对缓冲机制的威胁也能产生防御行为, 并引发 DTA上升, 因此为死亡凸显研究提供了不同方面的证据。

3.2恐惧

Lambert等人(2014)对无情绪假设提出明确反驳。他们认为 , 只要有适当的测量方式和实验设计, 死亡凸显实际上能够引起显著的情绪变化。他们将这种情绪精确界定为恐惧。首先 , 从定义来讲 , 恐惧通常由严肃的、威胁生命的情景引发, 其诱发因素通常具有不可回避性和易识别性, 而焦虑更多的与不确定性情景相关 , 产生威胁的因素也不易辨别 , 甚至可能是无焦点的 (McNaughton, 2011)。其次 , 恐惧管理理论主要强调“恐惧” (terror), 尽管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焦虑 , 但 TMT的提出者更多强调的是死亡作为确定事实, 其不可避免性带给人们的影响 , 与诱发恐惧情绪的条件更为一致。他们采用 PANAS修正版中与恐惧相关的条目(fearful, afraid, scared, frightened; α = 0.92), 并与焦虑进行区分 (anxious, nervous, worried; α = 0.86)。同时 , 采用开放式答案语言分析技术(Linguistic Analysis of Open-Ended Protocols, Pennebaker, Booth & Francis, 2007), 分析死亡凸显范式中被试回答问题所使用的恐惧相关的词汇, 对其情绪测量起辅助支持的作用。实验采用自尊水平作为因变量 , 结果表明, 死亡凸显后, 被试表现出显著的恐惧情绪 , 自尊水平也显著低于控制组, 恐惧情绪在其中起显著的中介作用。该研究打破恐惧管理理论中仅对焦虑进行探究的传统, 为情绪测量提供了新思路 , 同时对无情绪假设提出了挑战。

3.3厌恶

继恐惧之后 , 研究者又将关注点放在厌恶 (disgust)情绪上。 Chapman和 Anderson (2012)认为, 躯体厌恶(如排泄物、血伤、性行为、呕吐物等)会使人意识到自身的动物性 , 这类厌恶根植于对死亡的恐惧中。 Webbe等(2015)发现, 通过让被试观看呕吐与流鼻涕的图片 , 引发被试的厌恶情绪, 同时让被试阅读关于人与动物相似性的文章 , 能够引起 DTA上升及死亡凸显效应中的世界观防御行为。如果在实验开始前让被试采取情绪控制策略控制可能产生的厌恶情绪 , 被试在看到刺激图片并阅读文章后 , DTA不会上升, 死亡凸显效应也不显著。情绪控制策略是一种情绪再评价 , 通过重新评估当前刺激来调节情绪 , 让被试用不带感情色彩的、冷静的、分离的、科学的视角 , 改变对于某种可能引发情绪的情景的评估 , 以控制可能引发的情绪。这一策略已被证明 , 可以有效控制厌恶情绪 (Aldao & Nolen-Hoeksema, 2013)。该结果表明 , 对特定缓冲机制的威胁引发的厌恶情绪, 导致被试 DTA上升和世界观防御行为。结合同一个研究中采用错误归因范式检验出的焦虑, Webbe等认为 , 情绪是引发 DTA上升和防御行为的关键因素。 Kelley, Crowell, Tang, Harmon-Jones和 Schmeichel的研究(2015)得出相似结论, 认为厌恶情绪同焦虑、恐惧一样 , 也是死亡凸显效应中的一个重要过程。上述研究将厌恶情绪加入死亡凸显效应的情绪成分中 , 为未来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综上所述, 近年来的诸多研究表明, 死亡凸显后, 情绪在不同被试群体中的表现程度不同 , 且存在不止一种类别的情绪 , 如焦虑、恐惧、厌恶等。认知模型中的 “无情绪 ”假设可能是未考虑各种其他变量且未精细区分不同情绪的结果。

4、恐惧管理理论研究中的情绪测量问题

在早期的死亡凸显范式中 , 采用的情绪测量工具是 PANAS量表, 死亡凸显后被试随即完成该量表。在过去三百多项 TMT研究中没有测出稳定而显著的情绪, 后来研究多将 PANAS量表作为死亡凸显后分散注意、延迟时间的任务 , 与其他拼图任务、单词拼写任务相同 (Alper & .zkan, 2015; Jonas et al., 2013; Zaleskiewicz et al., 2013)。

近年来, 研究者对测量情绪的时机及方式提出质疑。首先, 关于情绪的测量时机问题。Routledge, Ostafin等人(2010)认为, 情绪出现在远端防卫环节, 近端防卫中的压抑过程会压抑死亡思维和由此引发的情绪。因此, 要经过一段时间延迟 , 死亡思维进入内隐层面并高度活跃时 , 才能测出明显的情绪反应。 Lambert等人(2014)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 由死亡凸显引发的情绪会随时间而淡化。因此, 只有在死亡凸显之后立刻测量情绪 , 才能得到有效的结果。在下文中 , 我们会提出对情绪出现时机的观点。

其次, 关于情绪的测量方式问题。 PANAS量表是 TMT领域的研究中采用最广泛的情绪量表 , 然而它只能区分两种广泛的情绪维度:正性与负性。由于该量表涉及其他与死亡凸显联系较小的情绪, 如愤怒、羞耻等 , 可能影响了对死亡凸显后特有情绪反应的测量。从近几年的研究来看 , 对死亡凸显后情绪的研究更加细致 , 需要能区分具体情绪的测量方式, 如 Lambert等(2014)将 PANAS中测量恐惧的条目剥离出来测量恐惧情绪。将死亡焦虑作为因变量的研究 , 多采用 Collett-Lester死亡恐惧量表 (Collett-Lester Fear of Death Scale, Lester, 1990; Lester & Abdel-Khalek, 2003)或死亡

焦虑量表 (Death Anxiety Scale, Templer, 1970)。 Nienaber和 Goedereis (2015)采用多维死亡恐惧量表(Multidimensional Fear of Death Scale, MFODS, Hoelter, 1979)以及死亡焦虑量表修订版(Revised Death Anxiety Scale, RDAS, Thorson & Powell, 1992)。测量方式不仅限于自我报告 , 也采用其他方式, 如 Lambert等(2014)采用的开放式答案语言分析技术辅助自我报告的情绪 ; Webbe等(2015)采用错误归因范式、情绪控制策略等 , 通过间接方式证明情绪的存在。本文认为 , 死亡凸显引发内隐情绪的可能性较大 , 自我报告情绪的可信度不高, 采用自我报告与内隐测量相结合的方式 , 能够增强情绪测量的稳健性。

此外, 对照组在情绪测量过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以往研究为证明死亡凸显效应与一般负性刺激产生效果不同 , 通常采用一般负性事件作对照组。 Lambert等(2014)在情绪测量的标准中提出 , 要与中性控制组进行对照。在 TMT研究中, 情绪测量主要是通过将死亡凸显后的情绪水平与控制组进行比较得到的 , 通常无显著差异。然而 , Lambert认为, 选择一般负性事件作为对照组 , 在实验操纵后 , 如果实验组与控制组没有出现显著情绪差异 , 那么很难区分究竟是两组都没有产生情绪, 还是都产生了负性情绪。与负性控制组的对比中 , 无法区分两种负性情绪 , 因此很难得出可靠结果。然而 , 以往研究将负性事件而非中性事件作为对照组 , 是为了区别死亡凸显与其他负性事件产生的不同行为反应 , 强调死亡凸显的特殊性。本研究认为 , 为解决对照组争议 , 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设定情绪基线 , 观测死亡凸显前后被试情绪的变化, 为情绪测量提供辅助证据。

综上所述, 无情绪假说与死亡凸显中情绪测量的时间、方式和所选择对照组有很大关系。换言之, 并非在死亡凸显中真的没有情绪反应 , 可能是情绪测量中的操作问题导致没有测出情绪。具体而言 , 测量时间、测量手段和对照组都是关键因素。

5、小结与展望

上述诸多研究对恐惧管理理论中情绪的作用进行了重新探索 , 结果发现死亡凸显效应中情绪并非没有作用。因此 , 有必要对原有认知模型中的“无情绪假设”进行修正, 从而改进认知模型, 并从多个方面进一步探究。

5.1对认知模型中“无情绪假设”的反思

情绪在死亡凸显效应中的重要意义可能体现在对死亡凸显后行为反应类型的影响。在 Webbe等(2015)的研究中, 如果情绪得到合理有效的归因, 防御性行为就不明显。由此推测 , 情绪可能是死亡凸显后是否采取防御行为的重要因素。近年来, 更多研究开始关注死亡凸显后消除防御行为或引发亲社会行为的条件, 如正念、谦逊等 (Kesebir, 2014; Niemiec et al., 2010; Zaleskiewicz, Gasiorowska, & Kesebir, 2015), 是否有情绪可能在其中起关键作用。基于对创伤性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和濒死体验 (near-death experience, NDE)的研究, 人们对比了死亡凸显后两种不同的情绪状态:死亡焦虑与死亡反省 (韦庆旺, 周雪梅 , 俞国良, 2015)。死亡凸显通过引发死亡焦虑 , 进而引发防御性行为。然而 , 面对死亡如果进行深入反省 , 能够实现更加追求意义和内在价值、做出更多亲社会行为的内部成长。此时 , 人们的情绪状态并非死亡焦虑 , 可能是意义感等更加高级的情感。由此可见 , 在引发死亡意识后不同的情绪状态引发不同的行为反应 , 情绪对于采取外部防御还是内部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的研究还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

因此我们认为, 情绪是死亡凸显效应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 有必要加入恐惧管理理论的认知模型中, 建立新的认知.情绪模型。在新的模型中, 我们推测 , 情绪应该出现在近端防卫之后。根据恐惧管理理论 , 人们对于死亡思维的压抑和管理由来已久 , 近端防卫已熟练运作以避免产生死亡思维引发的负性情绪。根据 Wegner(1994)的观点 , 某种意识越是被压抑 , 在无意识层面活跃程度越高, 越容易被意识提取 , 我们认为对情绪的压抑也有类似效应。此外 , 这种由存在困境产生的负性情绪对人的心理防卫破坏性较大 , 并非能通过压抑得以化解 , 远端防卫才是化解潜在情绪的关键环节。我们认为 , 情绪出现在近端防卫之后、远端防卫之前或远端防卫无法成功运作时。这种情绪可能是内隐的 , 也可能被意识到。情绪导致 DTA上升, 并进一步引发远端防卫, 产生防御行为。未来的研究还需进行大量系统的实验检验上述推测。

5.2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上述对恐惧管理理论中情绪问题的讨论 , 未来恐惧管理理论中的认知和情绪研究 , 需要进一步探讨以下问题。

第一, 需要在完整的死亡凸显过程中检验情绪的作用, 建立新的认知—情绪模型。在微观层面探讨死亡凸显效应机制时 , 标准的范式包含死亡凸显操纵、 DTA水平测量和缓冲机制观测 , 没有死亡凸显操纵 , 就不是对死亡凸显效应的直接检验; DTA水平能够为情绪产生的时间和机制提供微观层面参考 ; 缓冲机制的产生和类型是考察情绪作用的外显结果。最近几篇文献中对于情绪作用的探究 , 都没有完整包含这三个环节 (如表 1), 因此在解释情绪机制时尚不清晰。

表 1 2010~2015年对死亡凸显中情绪作用多维度探讨的相关文献

文献死亡凸显操作DTA测量缓冲机制观测
Routledge et al., 2010
Wisman et al., 2015
Koole et al., 2014
Routledge & Juhl, 2010
Routledge et al., 2013
Webbe et al., 2015
√ Kelley et al., 2015
Lambert et al., 2014


第二, 需要探讨阈下启动死亡思维时情绪的作用, 考察内隐情绪。我们认为 , 在恐惧管理理论的认知模型中 , 应该包括三条研究线索:死亡凸显、对于缓冲机制的威胁和阈下启动死亡思维。已有研究探讨了前两条线索中情绪的作用 , 尚未有研究探讨阈下启动死亡思维的情绪效应。根据前人研究可以推测 , 死亡凸显启动唤起的情绪并非能明确意识到的 , 产生内隐情绪的可能性较大。阈下启动死亡思维可以为这一推测提供更直接的验证。探讨阈下启动操作中情绪的作用 , 将完善对恐惧管理理论的认知机制的了解。

第三, 需要分析死亡凸显的元素, 采用有针对性的考察方式。从已有文献可知 , 死亡凸显引发的认知过程是复杂的 , 情绪反应也必然不是单一因素 , 这可能是死亡凸显后测出焦虑、恐惧、厌恶等多种情绪的原因。 Mcgregor, Zanna, Holmes和 Spences(2001)提出, 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来源于对于死亡的不可控感。这种不可控感可能与焦虑情绪对应。 TMT提出质疑 (Pyszczynski, Greenberg, Solomon, & Maxfield, 2006),即便确定了死亡的方式和时间 , 人们仍无法若无其事的接受死亡。因此, 不确定性并不是死亡带来的全部 , Pyszczynski等(2006)认为人们对于死亡有一种天然的恐惧 , 这与恐惧情绪对应。然而 , 人们又并非单纯的惧怕死亡 , 如果无法建立存在的意义 , 无法感到自己与外界的联系 , 人们就会选择死亡。意义维持理论(Heine, Proulx, & Vohs, 2006)认为, 人们对于意义感的追求是一种基本动机 , 而死亡却给予意义感以致命一击 , 死亡凸显造成终极无意义感。可见, 死亡凸显的效应是多元的 , 这就决定其引发的情绪也是复杂的。未来研究还应该分析其中元素, 更有针对性的进行情绪研究。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 无论是在恐惧管理理论的宏观角度 , 还是从死亡凸显效应及其认知过程的微观层面 , 情绪都是重要的环节 , 对凸显死亡意识后的行为反应产生关键影响。因此 , 未来研究应该围绕恐惧管理理论中的情绪问题展开重点探讨, 将情绪纳入认知过程 , 构建新的认知 .情绪模型。在更加全面、系统和有针对性的实验研究基础上, 检验情绪在恐惧管理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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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6-02-15

* 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项目(2015THZWYY10)。通讯作者:李虹, E-mail: lhong@mail.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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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emotion in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LU Kexin1; SHEN Kehan2; LI Hong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4, China)

(2 Counseling and Psychological Servi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 highlights the impact of death thought on the cognition and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However, the role of emotion in TMT is controversial. The previous affect-free claim which suggests that mortality salience provokes defense without triggering any real emotion experience has been challenged. Recent studies show that anxiety, fear and disgust can be potential reactions aroused by mortality salience. The timing and paradigm of emotion measurement, as well as the selection of the control group are crucial in emotion detec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emotion plays a vital role in mortality salience effect and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cognition model of TMT. Further improvement on the cognition model and direc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emotion; mortality salience; affect-free c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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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与社会心理学》
人格研究中的“能动”与“共生”及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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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可心;沈可汗;李虹 作者:陆可心;沈可汗;李虹 / 403次阅读
时间:2016年12月10日
来源: 心理科学进展2017 Vol. 25 (1):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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