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利用炎症抵御感染和治愈伤害，但是，当免疫系统因压力和身体疾病而不堪重负时，炎症也会助长抑郁症等心理问题。
没有人喜欢发烧、疲劳、疼痛和肿胀等症状。因此，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正在抵抗流感或疗愈创面伤口时，意味着我们的免疫系统正在努力让我们再次健康。除此之外，我们的免疫系统不仅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炎症还会影响行为，这反过来又会影响未来的炎症，这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Daniel Moriarity教授得出的结论。
Moriarity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让一个人回想他们上次生病或对疫苗有强烈反应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出现疲劳、食欲下降和动力下降等症状。
“这些是炎症活动的相关行为特征。以前认为这些都是患病行为（sickness behaviors），不过，如果我们看一下《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 ），就会知道这些也是抑郁症的症状。”Moriarity说。
当身体出现疾病和损伤时，免疫系统会释放的许多相同的促炎蛋白（proinflammatory proteins）。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Grant S. Shields，Wesley G. Moons和George M. Slavish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中证实：这些被称做细胞因子（cytokines）的蛋白也会在营养缺乏、睡眠减少，以及出现压力反应时释放。
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的免疫系统和大脑共同调节人类的心理和行为，以促进适应性的行为，例如，生病时，我们会躺平以节省能量。即，免疫系统会通过生成细胞因子调节行为。与之相反，大脑会利用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激素，促进或抑制细胞因子的产生，以应对心理体验。
然而，在持续的压力和出现炎症的情况下（如糖尿病、关节炎、高血压和肥胖症）就会导致身体的抗炎反应变得不那么有效。当压力和炎症迁延不觉，成为慢性炎症后，永不逝去的炎症叠加状态会干扰人们的执行功能、动机和对压力的感知，从而阻止运动、健康饮食和社交行为这些有助于减少炎症的行为，即出现抑郁症状。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人的生物学环境，心理社会生活史，思想和行为都会相互影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作用，这些共同塑造了我们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寿命健康。
正如这种联系所表明的那样，炎症似乎也是许多心理健康状况的原因，包括焦虑，也许影响最大的就是抑郁症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19年，全球估计有19亿人患有精神障碍。在 COVID-19 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患病率特别飙升了 25%。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Alexander L. Chu及其同事在 2021 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鉴于 10~20% 的人一生中经历过抑郁症，将炎症视为公共卫生问题，可以改善数百万人的福祉。
炎症和抑郁症可能与血压和中风一样具有类似的关系。
研究人员强调，这并不是说炎症是抑郁症的唯一原因。但是，正如血压升高确实会增加一个人患中风的机会一样，炎症水平的增加与抑郁症风险的增加密切相关。
例如，山东大学团队于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对761名年龄在 55~98 岁之间的新加坡成年人进行了跟踪调查，如果参与者血液中三种促炎细胞因子水平较高，那么参与者会出现更持续的抑郁症状。IL-6和TNF-α的血液水平也预测了哪些参与者会在3~6年后会变得抑郁或仍然抑郁。
随着我们对身体、大脑和心灵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理解的提高，这种理解需要与共同努力相匹配，不仅要开发新的治疗方法，还要开发公共卫生策略，以认识到针对炎症的广泛影响。研究人员指出，针对炎症的干预措施，包括抗炎药物，运动和压力管理计划，对于那些对抗抑郁药没有反应的人以及患有冠心病等预先存在的炎症性疾病的人而言，可能特别有价值，上述情况能会增加一个人将来患炎症相关抑郁症的风险。
研究发现：炎症水平高的人，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症状；人为诱导炎症会增加参与者的抑郁情绪；炎症反应的性别差异表明，女性在青春期患抑郁症的概率更高。
那么，炎症导致抑郁的风险因素有哪些呢？
炎症与生活环境
早期逆境似乎是炎症增加的重要危险因素，这是因为压力会带来不健康的行为。
在更不利的环境中长大的青少年（其特点是低收入，严厉的纪律，父母报告更多的心理问题，关系冲突和犯罪行为）报告了更多的抑郁和慢性压力症状，他们更有可能吸烟，并且体重指数（BMI）比那些在压力较小的环境中长大的青少年更高。而且，年轻人在21岁前吸烟预示着他们的血液样本中肿瘤坏死因子受体II型（TNF-RII）水平更高，这表明TNF-α水平更高，而较高的BMI预测TNF-RII和CRP的水平更高。
这些研究表明，负面的健康行为（特别是吸烟和高BMI）带来的持续生活压力会“进入皮肤下”，并带来长期的身体疾病风险。由于适应不良的行为预示着成年早期的炎症，因此，干预措施的方向在于旨在防止早期逆境带来的负面后果。有趣的是，研究表明，尽管早期逆境可能使人们特别容易受到社会压力的影响，但是，低收入家庭群体在接受社会支持时，能够更好的缓冲早期逆境带来的影响。而那些在社会经济地位（SES）较高的家庭中长大的学生唾液中的IL-6水平保持不变。
炎症与文化
社会行为和炎症之间的确切关系可能因文化而异。例如，在2015年的一篇心理科学文章中，密歇根大学的Shinobu Kitayama及其同事比较了负面情绪在1045名美国人和382名日本成年人中带来的健康风险因素，这其中就包括炎症。
研究表明，表达更多愤怒的美国人比他们更平静的同龄人有更多的健康风险 - 包括IL-6和CRP水平增加以及更高的血压和胆固醇。这与愤怒对心血管健康有害的流行观念一致。相比之下，更频繁表达愤怒的日本参与者，比那些不经常表达愤怒的参与者具有更少的健康风险因素。这可能是因为不同文化表达愤怒的时间不同。
研究人员解释说，在美国这样更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中，地位较低的人，通常健康状况较差，可能更有可能表达愤怒，以回应无法实现他们的目标。另一方面，在日本这样更加相互依存的文化中，愤怒被认为更具社会破坏性和不受欢迎，这意味着只有那些社会地位高、健康结果更好的人才有能力表达愤怒。
这一发现对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假设产生了怀疑，即愤怒表达和敌意对健康有不利影响，因此，它强调了将文化观点纳入愤怒表达分析的重要性，尤其是其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社会原因和解决方案
抑郁症的社会信号转导理论为社会压力如何导致炎症和增加抑郁症风险提供了一种解释。
社会压力，特别是人际冲突和社会排斥相关的压力，会引起免疫反应，也许是因为身体正在为攻击或伤害的可能性做准备，如果一个人与他们的群体分开，这种情况更为常见。
在频繁和重复的社会压力的背景下，人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康复，炎症可能不会恢复到基线，而是保持升高。维持高水平的炎症会消耗大量的代谢资源，导致许多旨在帮助保存能量的抑郁症症状，包括快感缺乏症、睡眠过度和情绪低落。
过高的炎症反应不仅是抑郁症状增强的相关因素，而且是风险因素，特别是在慢性或频繁的人际压力背景下。现有的证据表明，炎症和抑郁症相互助长，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不过，也有一些方法可以打破炎症和抑郁症之间的这个循环。
心理学家在2022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 18 个月的研究期间，CRP（C反应蛋白）水平较高的参与者更有可能变得抑郁。然而，只有当他们报告，通过高水平的癌症相关压力和很少的社会心理资源（如亲密的社会关系、乐观、高自尊、正念和对生活的控制感）来对抗它时，这才是真的。
当参与者报告有更多的社会心理资源可以利用时，压力的增加不太可能增加他们的抑郁症状，炎症对抑郁症的影响也减少了。这些和其他社会心理资源弹性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许多人不会因为重大压力事件而变得抑郁。它们还可以提供一条化解之道：炎症和压力似乎确实会助长一系列精神和身体疾病，但身心关心研究表明，这种循环可以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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