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在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中的作用:历史性探索
作者:Greta Kaluzeviciute
翻译:朱一峰
自体心理学)的治疗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历史性探索。通过比较三种临床学派,本文确定了共情功能和治疗师角色的显著差异。然后,根据共情的不同临床应用,本文认为早期共情的应用(最显著的是通过Jaspers和Freud的著作)仅限于其认识论(智力或认知)特征,而以人为中心和自体心理学疗法则注重其情感品质。最后,本文为进一步研究当代心理治疗研究中共情的总体特征提供了理论基础。
摘要:共情是当代心理治疗研究中最具一致性的结果预测因子之一。共情的功能对于发展积极的治疗关系尤为重要:当患者感到被理解、安全并能够向治疗师透露个人信息时,他们会报告积极的治疗体验。尽管共情在咨询和心理治疗研究中有着明确的意义,但共情并没有一个单一的、一致的定义。这可以通过共情的复杂和多方面的性质以及围绕它的模糊和冲突的文献来解释。本文对共情及其对最具影响力的精神分析治疗方法(经典精神分析、以人为中心的治疗和主题:心理学哲学;咨询心理学;心理健康;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主体间性 关键词:共情;主观性;
关于作者:Greta Kaluzeviciute是埃塞克斯大学心理社会和心理分析研究系的博士生、研究生助教和研究官。目前,她的研究调查了心理治疗案例研究中不同的知识生成策略和内容评估方法。过去,她曾在埃塞克斯合作大学NHS基金会信托担任名誉心理治疗师。格雷塔是单一案例档案的合作研究人员(https://www.singlecasearchive.com/).
1.临床文献中关于共情的问题
共情是当代心理治疗研究中最一致的结果预测因子之一。治疗师识别和关联患者经历的能力被认为是成功的心理治疗过程的关键因素(Elliott等人,2018)。这对于发展积极的治疗关系也特别重要:当患者感到被理解、安全并且能够向治疗师透露个人信息时,他们会报告积极的治疗经验(Greenberg等人,2001年)。
尽管共情在咨询和心理治疗研究中有着明确的意义,但在临床实践中,共情并没有一个单一的、一致的定义。一方面,共情通常被定义为一种人际特质,它对某个人来说是某种固有的或“既定”的,不一定与治疗师的专业知识或培训有关(Greenberg等人,2001;Hill等人,2017)。同时,共情也被视为是与心理治疗和咨询培训密切相关的能力。因此,诸如理解、敏感性、意识、关系、认同、分享等人际行为逐渐成为心理治疗培训的临床工具、技术和要素(例如,见Egan,2002)。
为了阐明当代共情定义的模糊性,本文将对共情作为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临床工具进行历史分析。作为治疗师能力的一部分,共情作为临床工具的第一个明确定义首先由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Carl Rogers(1980年)正式提出:“治疗师的敏感能力和意愿是从患者的角度理解患者的想法、感受和挣扎……完全透过来访者的眼睛看问题,采用来访者的参照系”(第85页)。同样,精神分析师、自体心理学创始人海因斯·科胡特(Heinz Kohut,1984)将共情定义为“思考和感受自己融入他人内心生活的能力”(第82页)。
虽然这两个定义乍一看似乎惊人地相似,但历史和临床分析表明,两位作者在共情及其在心理治疗中的功能和效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Kahn & Rachman,2000)。对于罗杰斯来说,共情在临床实践中的作用并不一定不同于普通的人际关系;接受、理解和真诚关注是他以人为中心的治疗的基本原则。因此,罗杰斯关于共情的思想继续渗透到当今的自助团体、教育机构和政治中(Caspary,1991)。
然而,对于科胡特来说,共情是一个在临床实践中具有特定功能的操作要素:他将其定义为治疗师倾听和同调患者的工具,同时也以超出“常规”理解的方式参与获得的材料(也就是临床诠释)。科胡特写道,仅仅采用共情而不重视其他临床技术会导致患者的“暂时改善”(科胡特,1973/1978,第524页)。虽然两位作者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芝加哥大学,1945-1957)发展了他们的理论,但罗杰斯和科胡特之间不可否认的平行之处也被历史争议所掩盖,尤其是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系之间的分歧(Kahn & Rachman,2000)。
但临床实践中共情的历史并非始于罗杰斯或科胡特。事实上,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对共情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毕竟,正是弗洛伊德发展并推动了他的合作者约瑟夫·布鲁伊尔的病人之一安娜·O所称的“谈话疗法”(布鲁尔和弗洛伊德,1895/1995)。心理学的第一次临床应用,精神分析,对弗洛伊德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科学方式(当然,对于弗洛伊德心目中的精神分析的确切科学模型,目前仍有争论)(弗洛伊德,1914年,1920年)。
移情中最为明显:患者通过移情将他们过去的一些人际经验(通常是父母的形象)转移给治疗师。这些转移的感情可以是极端的深情,也可以是敌意和暧昧。反过来,治疗师可以通过患者的行为来重新体验他们的原型的过去关系,从而获得患者的生活史(Levy & Scala,2012)。因此,移情的过程远不止是患者向治疗师讲述的言语交流和叙事故事的总和,它是一种显示不同人际反应、情感和(未满足的)欲望的关系方式,这些反应最初是在儿童早期开始的,随后在以后的生活中显现出来。然而,这些移情体验的接受端发生了什么,取决于特定的治疗流派。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优先考虑诠释而不是理解,还是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
然而,弗洛伊德也非常清楚,精神分析是一种关系活动:它毕竟是“谈话疗法”,而不是“解释疗法”。这些关系动力在反移情情感中尤为明显,就像移情一样,可以从焦虑、愤怒、失望到情感、欲望和依恋(1986年5月;1949年温尼科特)。但正如Celenza(2010)所指出的,“当情感暴力倾向于色情时,反移情再次成为禁忌”(第175页)。这个理论告诉我们,患者应该对他们的治疗师有感情,因为这正是重复强迫的作用,一种在移情中重复或重新制定冲突性童年主题的强迫(弗洛伊德,1922)。当谈到治疗师的感受时,这一标准并没有得到回应。弗洛伊德对此非常清楚:治疗师唤起移情之爱是为了“治愈神经症。对于治疗师来说,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医疗状况的后果,就像暴露病人的身体一样”(弗洛伊德,1915年,第179页)。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因为移情被比作一种医疗状况,治疗师的角色,应该类似于科学家或医生:“医生和病人之间,智力和本能力量之间,认知和争取释放之间的斗争几乎完全是通过移情-表现”(弗洛伊德,1912年,第322页)。因此,经典的弗洛伊德观点敦促所有治疗师的感受必须严格地视为临床过程的一部分:他们不能超越科学思维的界限。
毫不奇怪,承认移情的媒介性治疗作用已经带来了各种与移情相关的问题。这一点在治疗师的但当然,共情的“科学”或“医学”故事并不像上面引用的那样线性。我们只需快速浏览一下临床文献(其中讨论了移情、治疗关系和反移情过程引发的挑战),就可以看到治疗师在任何时候和所有临床观点中,一方面都努力保持对患者的共情或关系态度,另一方面保持一种更为远离的科学立场(Benjamin,1994;Coen,1994;Gorkin,1987;Gabbard,1994,1996;Rabin,2003;Sharma & Fowler,2016)。对共情的不同立场也促成了不同类型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流派的出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和罗杰斯的以人为中心的疗法在一些重要方面与经典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有很大的不同。
本文将讨论共情的历史意义,以及不同形式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对共情的不同看法。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本文试图证明关于共情的不同观点如何影响我们对治疗师角色、治疗关系和移情过程的理解。本文将首先通过哲学家和精神病专家卡尔·贾斯珀斯的工作概述移情的临床根源,并继续介绍移情在三大精神分析学派中的发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罗杰斯的以人为中心的治疗和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
最后,本文将为当代心理治疗研究中共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简要的理论基础。虽然不同的临床学派和他们对共情的定义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所有形式的心理治疗都致力于理解他人的经验世界。因此,无论共情的正式应用、复杂的人际影响、非言语交流以及治疗师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有何差异,都将在心理治疗过程和结果中发挥关键作用(Dekeyer & Elliott,2009)。因此,重要的是进行研究,解决临床文献中共情的多方面性质和历史争议。
2.主要问题
(1) 共情在心理治疗中的历史角色是什么?
(2) 共情在不同形式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中的临床作用是什么?
(3) 临床实践中共情的定义模棱两可/相互冲突,导致了哪些问题?
3.追求临床客观性:贾斯贝斯(Jaspars)和弗洛伊德作品中的共情
精神科医生出身的哲学家,是最早强调主观心理体验的心理重要性的人之一(贾斯贝斯,1912年)。贾斯贝斯认为,心理体验和症状分为两大类:客观和主观。第一类包括我们可以通过视觉感知、特定临床测试和患者口头报告获得的症状和经验。例如,我们可以观察患者的自发运动、动作、外观;我们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测试患者的智力、记忆和感知能力;最后,我们可以从患者的叙述、报告和对话中进行理性观察。因此,Jaspers的第一类涵盖了现在被称为临床“症状”的内容(Oulis,2014):可以直接观察到或可以通过标准化技术观察到的精神障碍的临床特征。
卡尔·贾斯贝斯(Karl Jaspers),一位贾斯贝斯的第二类主观精神症状和经验不能以与第一类相同的理性方式获得。根据Jaspers(1912年)的说法,这是因为“主观症状不能被感官感知,而必须通过转移自己,也就是说,进入他人的心灵,即通过共情来了解”(第314页)。这是贾斯贝斯工作中的一个关键点:他承认临床实践不能仅仅由智力努力驱动,它需要共情(Einfühlung)和共情性理解。换句话说,仅仅有客观的心理体验测量是不够的;对于贾斯贝斯来说,真正理解患者需要我们从现象学的角度“从内部”把握患者的事件(贾斯珀,1912年,第326页),这意味着好像从患者的角度来体验世界。
文化等),因此临床诊断只能起指导作用,永远不能完全代表患者的体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贾斯贝斯和弗洛伊德一样,进行了冗长的患者案例研究笔记:他最感兴趣的是他的患者对自己的看法,主要依赖患者的自我报告。因此,贾斯贝斯的方法优先考虑了倾听的任务。然而,贾斯贝斯在倾听之后很快就分析了患者的表情、行为和手势,询问了患者自我报告的经历,并研究了患者讲话中的类比和隐喻。
贾斯贝斯的共情概念在几个方面与我们的讨论相关。首先,通过将共情理解与客观(或科学)理解区分开来,贾斯贝斯对精神障碍形成了一种动力的观点。由于每个心理体验都是个人的、不断变化的,并且依赖于各种背景因素(时间、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