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与来访者发生性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来访者在咨询中容易受到剥削，而且，剥削会对来访者、咨询师以及专业声誉产生影响。专业协会一直试图找到根除这种问题的办法，但是事实上，这种问题屡见不鲜。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认为与来访者发生性关系具有治疗的价值，有学者试图发表不当性行为的问题与证据，但他们的研究却很难被咨询和心理健康期刊所接受。
很多年来，法院对所投诉的不当性行为类的过失案件都不感兴趣，那时候法院都接受专业人员的申诉，认为这些指控起因于精神不稳定的妇女的性幻想。直到标志性的案件——Roy诉Hartogs案中出现类似状况后，情况才开始改变。
最终，很多寻求诉讼的受害者顶住压力，加上研究这一主题的很多学者的不屈不挠，使得所有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开始赞同明令禁止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与来访者发生性接触。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Roy诉Hartogs案概况
Roy在接受治疗之前，心情沮丧、容易哭泣，觉得自己的行为很怪诞，并且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和丈夫的性生活有半年时间不令人满意。Roy在和丈夫离婚3个月后，于1964年开始了一段同性恋关系，并维持了1年半时间。
1968年原告Roy向心理学家Pauline Anderson博士求助，Anderson诊断Roy为精神分裂症，有偏执想法，随后将其推荐给了Hartogs博士。
Roy于1969年3月开始与Hartogs医生进行治疗，几周后，Hartogs医生建议Roy和他进行性关系治疗。并且向原告保证：“在同性恋的治疗中，和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是很重要的。”并且向她保证，她不会受伤。他在试图解释移情的时候说，如果她能够爱他，学会爱她，那么她就可以爱一个她觉得合适的人。
1968年8月，Hartogs说服了Roy和他发生性关系，以此作为治疗处方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此后，在1969年8月~1970年9月期间，每周在他的办公室执行这种“治疗”两次，有时一天两到三次。
原告不满于自己需要支付有权和他交合的Hartogs博士10美元，并于1969年11月停止向他支付治疗费用。Hartogs博士随即慷慨地继续免费给她“治疗”。
即便这样，也无法满足Roy的要求。Roy于1970年8月表达了终止这段关系的愿望，一个月后她成功的终止了和Hartogs医生的治疗。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并且感到沮丧、悲伤和愤怒，并想到了自杀和杀害他。
原告聘请律师的于1971年3月5日将传票送到了Hartogs博士手中。此后，原告在Paul E.Schneck医生的照顾下，于1971年7月和12月分接受了两次精神科住院治疗。Schneck博士对罗伊女士的第一个诊断是严重抑郁症，第二个诊断是精神分裂症，伴有一些转换障碍或歇斯底里。
庭审中，Hartogs博士以以下事实为自己辩护。即，1940年他在集中营中被纳粹警卫踢到了睾丸，所以他患上了阴囊积水，这使得他在性交中痛苦得无法忍受，因此也不可能进行性行为。
但是陪审团发现被告治疗师事实上确实与原告患者发生过性行为，因此认为被告有渎职罪。并且判罚被告赔偿原告25万美元，外加惩罚性罚金10万美元。
陪审团认为，惩罚性罚金用可以惩罚被告肆意和鲁莽地为了自己的动机和利益滥用医患关系。以此为惩戒，从而阻止他或其他人犯同样的罪行。这对于整个社会，尤其是对于医学界来说，惩戒罚金是非常重要的。用以根除在这种场合中令人发指和残暴的行为……陪审团虽然认为10万美元的罚金太高，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法律上的问题。对于好色的医生来说，患者无法与其公平竞争。罚金必须足够大，以冷却最淫荡的人性。罚金不应该仅仅成为医生利用无助的患者来满足自己欲望的许可费。
后来法院将25万美元的赔偿金减至5万美元。理由是，Hartogs医生只对其不当行为导致的任何恶化负责；原告完全无法证明任何的永久性恶化，并且，原告在庭审中的表现相当轻松自如。被告不服判决，并且在随后向纽约最高院上诉时要求将赔偿金减少到2.5万美元，并且取消罚金。
纽约最高院的两位大法官在最终的一致性意见中指出：如果所投诉的错误受到邪恶动机的驱使，并应当在道德上受到谴责的话，就应当允许追回偿金的要求；惩罚性罚金不仅有助于惩罚被告，而且有助于阻止他和其他人在未来沉迷于类似的行为；但所有这些都是职业上的无能，并没有伴随邪恶的动机。
法庭最终以Hartogs博士“在治疗的外衣下做爱”的不当行为为由判定：建议由国家许可的管理机构或专业组织采取纪律处分，而不是采取惩罚性赔偿来纠正他的行为。
虽然这一领域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法案才刚刚开始发展，但是也不能说Hartogs案代表了对巨额赔偿的敌视趋势。结果之所以会这样，也许是因为所谓的当代“医疗事故危机”或人们对性交本身可能不构成犯罪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