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精神分析治疗──将人从他的精神官能症状,禁制及性格异常中解放──是件耗时的工作,因此, 打从一开始,就有缩短分析时间长度的尝试。这是不需要理由的,他们宣称是基于理智和权宜的重大考量。但其实在这之中或许也还有些不耐烦,轻蔑的痕迹在作用着,也就是以较早期 医学科学的角度来看精神官能症,认为那是对于无形的受伤不 必要的推论。如果现在处理这些症状变成必要,那么至少它们 应该尽快被处理完毕。
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在此走向之中,一个特别活跃的论点是由奥图•兰克 (Otto Rank)在他的著作《出生的创伤》 (The trauma of Brith, 1924)中提出,他认为精神官能症的真正起因是源自于出生这个动作,因为这牵涉到儿童对于母亲的「原始固着」尚未被克服的可能性,而以「原始潜抑」持续着。兰克希望,如果此原始创伤可透过随后的分析来处理,则可解除整个精神官能症的症状。于是,这个微小片段的分析工作将可以省下其他所有分析的必要性。而几个月的时间就应足 以完成这个目标。无可置疑的,兰克的论点大胆且具巧思,但是却无法通过批判性检视的考验。此外,这是时机下的产物,形成于欧洲战后的苦难与美国的「prosperity」【1】对照张力之下,设计调整分析治疗的进行速度以适应美国匆忙的生活。我们尚未听过太多关于履行兰克的计画究竟可以为病患做些什么。或许不多过于消防队被叫来处理一间因翻倒油灯而导致着火的房子,而他们自满于仅将油灯从起火的房间移走这样的处置,无疑的,这方法让消防队的行动时间缩短很多。兰克所实验的理论和临床工作现在已成了过去式──就和美国的「繁荣」一样。【2】
即使是在战前,我自己则已经采取另一种方式来加快分析治疗。当时,我正在看一位年轻的俄国案例,一位被财富宠溺的男人,他在一种完全无望的状况之下带着一名私人医师以及一名仆人来到维也纳。【3】 在数年的过程里,要让他找回大量的独立,唤醒对生活的兴趣,以及调整与最重要他人的关系是可能的。但是,进展却遇到了停滞。我们只能进展到清理他童年时期的精神官能症,这是他日后病症的起因;很明显的,病人发现他目前的处境是高度舒适的,所以没有任何的意愿再往前迈进,因为可能会使他更接近治疗的结束。这是一个治疗自行禁制的案例:因为它的「部分」成功而导致失败的危险在这困境中,我诉诸于英雄式的手段就是为分析设定一个时间限制。【4】在某年的开始之初,我通知病人这将是他最后一年的治疗,不论在这段时间之内他能够达成什么。刚开始,他并不相信我,一旦他被我的极度认真说服之后,那些渴望的改变也就随之而来。他的抗拒减少,在治疗将近结束的最后几个月里,他能够使过去的所有记忆再现,而对于那些了解他早期精神官能症及掌握目前精神官能症所必要的连结他也都能够发现。当他在1914年仲夏离开我时,我们存着一丝的怀疑就如同我们尚未完成的部分是那么地简短,我相信他的治疗是彻底而永久的。
1923年在对这病例的历史所附的注记中,【5】我已经报告我错估了。当战争接近尾声时,他回到维也纳,成为一个贫困的难民。我必须要协助他控制一部分尚未解决的移情。这在几个月之内被完成,我也得以如下的陈述为注脚作结,「从那时起病人已感觉正常,且举止无懈可击,尽管战争夺取他的家, 他的财产,以及所有的家庭关系。」十五年过去了,这判断的真实性并没有被反驳;但某些保留还是必要的。这名病人从此留在维也纳,在社会上保有一席地位,即使是卑微的。然而, 在他健康状况良好的这段期间之内,仍有好几次症状的发作, 可视为他长年精神官能症的分枝。感谢我弟子之一,露丝•麦克•伯朗斯威克(Ruth Mack Brunswick)医师的技术,以每次发作时的短期治疗制止了这些症状。我希望露丝•麦克•伯朗斯威克医师会自行扼要的发表这些状况。【6】有些发作仍与移情的残存部分有关,而与其有关之处,虽然只是短暂的出现,亦表现出清晰的偏执特征。其他发作的致病材料则由病人的童年历史片段所组成,在我正分析他当时并未呈现,而出现在现在──这对比是必然存在的──就像手术后的缝合处,或坏死骨头的小碎片。我已发现这病人复原历史的有趣,几乎不少于他的疾病历史。
随后我也在不同的案例中采用这种固定时间的限制,而我也考虑到其他分析师的经验。关于这种威胁式技巧的价值只有一个定论:在正确的时间点提供这种方式才会有效,但并不保证完全达成任务。相反的,我们或许可以确信,当某部分的材料在威胁的压力下浮出时,另一部分则仍会如同以往的被保留埋藏,而浪费了治疗的努力。一旦分析师设定了时限,他就不能延期;否则病人会丧失对分析师的信心最明显的解决方式就是让病人跟另一位分析师继续进行分析,虽然我们知道这样的改变会丧失另外的时间,并且放弃之前的工作成果。没有任何通用法则可用来判别何时才是诉诸于此强制性技巧的正确时机;这个决定需留给分析师的机智错误的估算将无法被矫正。狮子只突袭一次的说法于此非常适用。
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