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自尊的阵痛与嬗变
作者: 朱步冲 / 15268次阅读 时间: 2013年1月28日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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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另外一些比较幸运的人看来,物质只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23岁的蒋屿娆告诉我们,她最终的目的是攒一笔钱:“大概三四百万元,不需要更多,然后去东南亚一个舒服的国家,比如泰国,在海边开一个旅馆,十几二十间客房,一楼是个小酒吧或者餐厅,过上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她告诉我们,曾经的加拿大留学经历,给她的最大收获,就是发现,生活有许多种可能性,单纯事业上的成功不是一条独一无二的路。

快乐鸿沟与面子——来自文化基因的重担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自尊?除了全球横行的经济理性控制以外,似乎另一些重要原因潜伏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2001年,著名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发表了一篇名为《东亚快乐鸿沟》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以生活满意度为标准,东亚地区的得分相当低(中国内地4.00,中国香港5.07,日本5.14,新加坡5.72),甚至低于一些低收入的国家(尼日利亚5.11,印度5.15,巴基斯坦5.49)。黄有光指出,在个人年收入1.2万美元的红线被跨越后,个人快乐、自我价值就逐渐与收入无关,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可能不超过2%,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何东亚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个人收入不断攀升的同时,国民幸福度却停滞不前。他进而大胆提出“东亚独特的文化与教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价值和快乐造成了阻碍”的论断。

无独有偶,4年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教授爱德华德·迪纳主持下,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系对全球40个国家国民的幸福与自我价值指数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在生活满意度、正向情绪方面,中国得分最低,分别是3.3与2.6,最高为荷兰,是5.4以及4.4。

“自尊,在西方国家,是衡量社会成员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的重要指数,然而在东亚国家并非如此。周全的社会福利与物质极大丰富,多样化的个人选择与自由程度并不相应,影响个人幸福感与尊严的外部不可控因素极多。”迪纳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本刊记者,“在东亚或者其他一些文化中,社会族群意识形态,而非个体,决定哪些个体技能与成就,能够充当支撑自身尊严与价值的基础。”

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中说,中国人做事,考虑的不是“什么是什么”而是“谁是谁”的问题,因为决定对错是非的是阶层的身份而不是事情本身。东亚文化中的自我价值感,更依赖于外部评估与认可,东亚传统儒家社会中等级森严,“面子”、“自我尊严”和“自我价值”等同于群体性成就,所以每个社会成员最重要的任务,是与他人和周边环境维持一种顺畅、和睦的关系,随时针对他人(尤其是上司、家庭等个人隶属的社会组织)的期望与要求调整自我。

对于王潇而言,这种观点肯定能够引发她的共鸣。王潇向我们回忆说,她从小就被灌输,只有更成功,更优秀,更美丽,才能获得爱。自从满7岁上小学一年级开始,父母就勒令她每天放学后必须准时回家,不能外出玩耍,理由是这是长大后“成气候”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她戏称,自己的荣辱观从7岁开始就泾渭分明,所有事物都被简单地一分为二,即“有助于成气候的,有悖于成气候的”。

2001年,从北京传媒大学播音系毕业后,王潇进入中央电视台,成为一名时政新闻播音员,她并不讳言这个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父母的影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父母,深刻感受到顺应体制和主流价值所带来的保障与回报,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合理和“有面子”的事情。然而仅仅待了半年,22岁的王潇就毅然放弃了这份在外界看来光芒四射的工作,她感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并不能在播音室里得到充分保证和体现。

“如果是21点整开始的晚间新闻,整个节目组从晚上19点就开始忙碌,化妆,整理发型,熨烫出镜衣服,配音,熟读稿件。”王潇向我们回忆说,作为刚入台的新人,她还必须给新闻中心播音组的前辈取盒饭,每天必须按时到另外一个楼层,按人头报上数目,拎着一大堆饭盒回到办公室。而在等待进棚播音时,编辑部的中年妇女们总是没好气地把稿子摔在自己面前:令她感觉“一种自卑感油然而生”。

在忙碌之余,她逐渐怀疑起这份工作是否能完美地实现自我价值。一天,在等待之余,她偷偷地溜进一间机房,观摩一部电视短片的剪辑,当她鼓起勇气与导演交流,并对他的平易近人心生感激时,这位导演突然话锋一转:“你刚毕业的吧?文编的?”当她说出“播音系”三个字的时候,导演只是冷冷地甩出一句:“你们播音系会什么?”不再正眼瞧人。

王潇说,终于,她的自尊在一次失误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一次直播前,播音稿不翼而飞,尽管最终找到,但在惊慌之余出了错误,将一桩抢劫案的涉案金额从300万元,误读成“3000多万元”。“编辑部领导从办公室里冲出来呵斥我,我突然就觉得生活原来如此残酷悲凉……这以后,好几次做梦丢了稿子,在冷汗中猛然惊醒,有时候大白天也会突然后怕到浑身痉挛。”

“误播事件”发生后不久,王潇就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辞职跳槽到了美国安可公关顾问公司,公司所在的国贸写字楼在23岁的王潇眼里,代表了一种高端的生活方式以及效率和成就。王潇回忆说,自那时起,她人生中大多数选择和尝试,包括日后再次返回校园,动力来源都是想竭力证明:“才华也是自己的内在价值——我并不觉得把稿子毫无错误地用普通话念下来是一种才华。”

然而,在另一些人眼里,来自体制的保障、安逸,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和身份认同。2010年底,唐宁毅然辞去了自己在北京上地产业开发区一家股票软件公司薪水优厚的工作,参加了当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跳槽到那家父亲和姥爷都曾工作过的大型国有进出口企业。表面看,新工作的薪水不及原来的一半,但唐宁的家人都感觉孩子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这笔账我算得过来。”唐宁对我们说,虽然新工作的领导严厉,不苟言笑,说起话来冠冕堂皇,同事们的年龄基本比他大很多,也很少有什么共同爱好,但唐宁享有了前所未有的清闲,主要就是负责公司内部电脑网络安全与硬件维护。在基本工资之外,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补贴,还能以内部价认购位置不错的福利住房,不满一岁的孩子在未来也能进入条件优越的内部幼儿园。“没办法,生存压力,确实没有以前自由,也没有以前有成就感,但总不能让父母为自己操心,有得,就必然要有失。”当然,在唐宁放弃的东西里,无法用物质量化的东西更多。他爱滑板,爱在上班时一边写程序一边听摇滚乐,上班的时候随便穿套运动服,如今这些爱好都不可避免地离他远去。他告诉我们,为这次选择最感到振奋的是自己的岳父岳母,京郊“农转非”出身的老两口强烈希望女婿能够吃上“公门饭”——“他们总感觉这样不但日后家里人办各种事情有了门路,自己的外孙也有了更好的保障,总之,老人家感觉很有面子。”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安·乔基姆认为“面子”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人们通过角色扮演与世俗成就形成的某种形象,集中依赖于身处社会关系网络的价值判断,主要是关于制度的规范和制度中个人的角色规范,而不是建立在主体基础上的共识。”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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