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乔基姆的抽象论述，鲁迅在“论面子”中的剖析更加直白，一针见血：“（面子）好像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价，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
依赖性自尊及其恶果
“用当代心理学概念讲，东亚式的自尊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依赖性自尊。”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积极心理学”概念推广者塔尔·本·沙哈尔告诉本刊记者，“我们的自信如果来源于与别人比较的优越感时，我们的自尊心多半是依赖性的。反之，如果我们的自我尊重程度来自自己，不受他人影响时，我们的自尊心则多半是独立的。如果依赖性与独立性自尊的关系失衡，获得表扬和优于别人成为人们获取自我尊重和自信心的主要来源时，问题便不期而至。”
对于欧锋来说，他现在仍然在为两年前那场大半为了“面子”的热闹婚礼在还债，因为新娘的家人和朋友都坚信在北京做汽车保险业务的他“赚了大钱”。关于婚礼的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大半年，他几乎是咬着牙，掰着手指头一笔笔从父母、朋友以及自己积攒多年的存款中“抠”出了所需的费用：6万元的婚庆典礼开支，将近8万元的彩礼，一辆11万元的新车，还有一套北五环外60平方米的新房。虽然婚礼上收了一些“份子”钱，但这个家庭成立伊始，就背上了六位数的债务。“今后10年，我只能祈祷自己不失业，不生大病，没有其他飞来横祸。”他告诉我们，“就当是为了让老人安心吧。”
“中国传统思维和意识形态中，虽然有很多虚荣、讲面子的东西，然而毕竟还有很多淡泊物质、讲求个人修为的东西。但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旧传统已经消亡，新的替代物尚未形成的混乱时期。”徐凯文对我们说，其中最直接、明显的病灶，就是我们的教育体制。近日，一段触目惊心的视频在微博上疯狂流传，在时长两分钟的视频里，青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英语老师张明明，在课堂上一边训斥一名初二男学生，一边掌掴其面达8次之多，最终将课本用力掷向学生面部后，才允许其返回座位。她的丈夫兼同事宋姓老师在接受采访时，将妻子的行为归因于“他背（课文）也没背好，作业也做得差，一下子就生气了，没有忍住”，而被打学生家长则称：“对老师一点意见也没有……希望她原来怎么管我的孩子，以后也怎么管。”
“毫无疑问，许多青少年在教育学习中会遭遇失败，但问题在于，如何定义失败。”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心理学专家马丁·考温顿在《青少年自尊与学校失败》中写道：“现行青少年教育体制的关键问题是，只有少得可怜的同质化奖励作为正面激励提供给孩子们。成功，不仅意味着在标准化测试中超越你的同龄人，更应该意味着超越自己原本的极限。反之，失败则意味着在某个自我设定目标面前的暂时挫折，而不意味着个人在某个群体面前的挫折与无能。”
“整个社会竞争、运转体制造成的高压力被一级一级地传导，好像一条生物链，这种以淘汰他人为成功的自我肯定的意识、情绪从教育管理机构传达到学校、家长，每一次传递后都在加大，最后完全落到处于最底层、最弱势的青少年儿童身上。”徐凯文说，“我们的教育大多数是倾向于依赖性自尊心——获得外在的肯定和优于他人的需要，结果是：一个人的成功意味着另外一个人的失败，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最可能出现的就是攻击行为。”1997年，还在苏州市市立精神病院担任医生的徐凯文就发现，每当寒暑假来临，都有大批因学习考试压力过大的学生前来住院治疗，病情囊括了焦虑、抑郁、强迫、精神障碍等各种症状。
残酷的淘汰后，即便是侥幸胜出者，也很难拥有健康的自我价值评估与健康的自尊。徐凯文回忆说，在去年早些时候，一位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得主，平均绩点能够到3.88（满分4分）的北大理科男生，在准备申请出国的时候，因为自己英语可能考不了满分，就开始自我怀疑，然后就开始失眠，恍惚之间就想跳楼自杀。幸亏老师和同学发现及时，把他救了下来。“后来我对他进行心理辅导，我问他，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他踌躇了一下说，是为了让别人羡慕我。”徐凯文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依赖性自尊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极端案例，整体教育给予的挫败感，最终将变成人对于自身价值与安全感的降低。
安全感的降低，最终将导致反社会的过激性攻击行为与犯罪。2010年10月20日，震惊全国的西安药家鑫案件就是一个实例。“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药家鑫案件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徐凯文告诉我们，“他的凶器是一把挺长的刀。有多少大学生，需要买一把刀防身，尤其是在家境并不贫困、居住环境治安也不复杂的情况下？答案就是一个：自身严重的不安全感与自我价值缺失。”
在现实生活中，药家鑫之父药庆卫对儿子要求极高，他曾说：“弹钢琴谁没哭过，都是从最难的阶段过来的，过去了就能走专业的路，过不去就一辈子是个业余。”在公布的照片和录影中，药家鑫很少露出笑容，动作表情都是腼腆和逃避。在美国犹他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大卫·德里索特斯看来，这些都可以毫无疑问地看作青少年儿童受虐待的明证，从而早早地为他的犯罪和悲剧奠定了基调：“它既反映了施虐者（父母/师长）自身对于角色的扮演无力与焦虑，也直接严重损害了后者对于自身价值和尊严的判断，肢体与语言暴力变成了某种洗脑，最终导致受害者在认知和情感领域的自我贬抑。”
消费、婚姻与被贬抑的第二性
蒋屿娆的富安门摄影制作公司坐落在北京四惠“蜂巢艺术区”内，一间200多平方米、Loft仓库风格，以白色为主基调的工作室内，一边是摄影棚，一边是化妆间和办公区。每天上午10点左右，她都会准时迈进公司大门，开始一天的忙碌。对这家主打摄影、造型与视频拍摄的公司，蒋屿娆已经投资了50多万元，她说现在正在强迫自己做一切以前不会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每个月2万多元的房租，还有十来名员工的薪水，都在提醒她肩膀上沉重的责任。
与绝大多数“85后”女生一样，蒋屿娆也有过简单地认为物质就能给自己带来自尊与快乐的时段。她承认，在加拿大留学时，有过一段放任自我的时光，而出国本身，对于她来说，有一大半初衷是出于青春期的叛逆，想“逃离”父母严酷的管束。高中时代，她学会了抽烟，自己偷偷文了身，把丝袜穿在校服裤子里面。“温哥华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家庭好的富二代太多了，在那里就是每天各种娱乐，消费，买车，买奢侈品，去赌场，因为整个圈子风气都是这样，你不可能和别人不一样。”蒋屿娆说，她曾经买过单价18万元的爱马仕Birkin包，还有一辆兰博基尼：“通过物质、好车找自尊实在是太容易了，你自己待在家里光是想着有一辆兰博基尼停在院子里，就会兴奋得不行。”
确实，新时代中国女性的解放源自物质，根据英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2007年8月发布的调查报告宣称，预计到2015年，中国独立生活或已婚未育的年轻女性的总购买力将由2005年1800亿美元增至2600亿美元，女性在消费方面拥有很大的发言权，78%的已婚女性负责为家庭的日常开销和购买衣物做出决定。报告乐观地宣称：“女性的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导致女性在社会和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发展到中国历史上全新的高度，特别是女性倾向更多地在社会中以新的方式表现。”
然而，物质所带来的魔法会很快消退。蒋屿娆向我们回忆说，她逐渐就找不到肯定自己的理由了，出现了负罪感，每天晚上必须喝红酒配上安眠药，到天亮才能勉强睡着。一旦遇到那些依靠自己努力出来读书、打工的同学，就感觉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虚的，感觉“特别伤自尊”。在加拿大的最后一年，蒋屿娆决心改变自己。她强打着精神按时上课，力争每门课都拿到“A”。“富安门”于去年7月开业后，蒋屿娆说她也开始改变个人风格，力图穿得职业、得体，理由是“现在身份不一样了，要让人感觉我有把业务、事情做好的能力，更不能抢了上门来拍照的顾客的风头”。
对于今天的中国女性来说，“自尊”是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词语，消费主义掩盖了其他领域的不公。“尽管今天中国流行文化中，女性形象已经五彩斑斓，但正面女性形象似乎只有两种：温柔容忍的贤妻良母及美丽恣意的单身女性，从而明白无误地强调，女性的价值，仍然在于维持自身姿色，以尽可能提高在男性鉴赏者和拥有者心中的附加值。”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研究所专家亨利·埃姆这样说。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