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瑞伯:妄想症案例的精神分析》书摘
1911C Psycho-Analytic Notes up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 XII,3-79
作者⊙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译者⊙ 王声昌
頁數:128 頁 出版日期:2006 年 03 月 27 日
ISBN:9867574648
丹尼尔.史瑞伯生於1842年,是一位博学、幽默、温文有礼的首席法官。他因出现幻想导致精神崩溃,数度被送往疗养院治疗,而这段患病的不幸经历,也被他生动详尽地写成篇幅庞大的《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回忆录》。从虑病失眠,到错觉、幻觉交逼,史瑞伯的身心饱受迫害折磨,一意求死,再到「神迹显现」,以弥赛亚自居,肩负著救世的使命,其间还穿插著要以昂藏的男子之躯,去势变性为女人的念头;史瑞伯的妄想症状多采多姿,令人叹为观止。不仅於此,他更在字里行间展开滔滔雄辩,为一切荒诞古怪的思想内容归纳出一套癫狂的逻辑。
透过这部以生命书写的病人志,再结合相关的病历记录,便成为佛洛伊德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妄想症患者进行分析的唯一凭藉。超越史瑞伯的妄想内容表象,佛洛伊德抽丝剥茧地深入心性发展的核心过程,为妄想症的形成机转提出极具创见的论述,并启发日後的性别认同、女性情结、生殖、生死及存在等议题之研究
目次
總序/王浩威
編譯事項說明
【導讀】
百年來的迴響/宋卓琦
關於一自傳式撰述的妄想症(妄想性癡呆症)病例之精神分析評註
英文編者短論
簡介
I 病史
II 分析的嚐試
III 妄想症的機轉
後記
【附錄】
佛洛伊德生平年表
总序 重返佛洛伊德
王浩威
在〈不可能的语言〉里,台湾学者陈传兴曾经指出,在双重内在局限下,包括语言的内在差异和知识系谱传承的断缺,使用中文来翻译和研究精神分析佛洛伊德著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种「不可能」的工作。事实上,不只是翻译和研究,精神分析在台湾的实践临床实务,同样也面临不容易克服的困难。然而,除了「语言的内在差异」和「知识系谱传承的断缺」,台湾的社会结构或现代性问题,恐怕也是另一种阻抗的来源吧。
刘纪蕙亦问起:这种「压抑之复返」,这种「抗拒精神分析的『深层无意识之机制运作』是依附於甚么样的象徵系统、认同机制、或是防御结构而展开的?或是此抗拒与压抑是自何处撤离欲力之投注,又是转而朝向何处投资?」她指出:「转而投资的,则是可以顾全健康清洁的、正常的、熟悉的native场域,家的场域。此『恐惧结构』(phobic
structure)的内在封闭空间(enclave),以不同型态扩及於此文化社会脉络的层层角落,而展开了严又密的防御系统。」
精神分析的发明和潜意识的发现,之所以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欧洲,原本就是和欧洲文明的个体化(individualized)(Z.
Bauman)或现代性(Modernity,Harbermas语)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如果是这样,对於非西方的国家来说,精神分析的发展,恐怕是要将社会结构放在历史向度上进行更多的讨论。
如果精神分析有对象的话,这对象应该就是个体(individual)或自我(self)。然而,在中国这类非欧美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是远远不同於西方的。这种不同,可能是程度上的不同,也可能还有轨迹的不同。在资本主义未发展的国度里,群体原本就高於个体,甚至是没有独立个体可言。即使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非西方国家,个体或自我是否依循西方的方式在自己的社会里自然演化发生,恐怕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日本荣格学者河合隼雄就曾表示,日本的个体是不同於西方的个体,人与人之间还是有某一种「黏黏」的关系。
至於台湾呢?
二次大战以後,由於美苏冷战结构的缘故,1945年以後的台湾,一方面是美国文化全面性的输入,另一方面却是对外封闭而对内控制的威权政治。五、六○年代曾经在台湾发生的现代主义威潮,一来是十分美国化的现代主义,二来是「横的移植」,并非因应社会结构基础的文化现象,以致於七○年代写实主义的乡土文学批判下,就迅速地瓦解。自然地,随著六、七○现代主义风潮而发生的精神分析论述,也很快陷入断层的困境。
在美国扶植下,开始发展工业、进出口贸易和追求高经济成长的台湾社会,不知不觉地走向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八○年代,台湾的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样资本主义化程度日益高度发展的结果,社会结构也不知不觉地开始出现变化。
七○年代台湾学者讨论西方心理学理论(特别是精神分析)是否适用到中国人心理时,经常会提出相对於西方之个体概念的家族概念,认为中国人心理是以「家族」而非「个体」为基础的。甚至有学者质问伊底帕斯情节恐怕不存在於中国人心理。
在七○年代以前,一方面是源自前工业社会的家族观念,另一方面是威权体制以法令和体制来强化家族结构而压抑个人,家族的力量一直都是持续保持著。在这情况下,只有「家族自我」(family
ego)而没有个体或自我的可能。
只是,当资本主义发达到一定程度以後,台湾的威权体制早在军事戒严法结束(1987)之前,就已经开始松动了。政治上,八○年代初期民主思潮和社会运动如火如荼崛起;思想上,八○年代後期开始大量出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後现代主义、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新马克思理论等等,一波又一波的风潮;在社会结构上,我们也看到家族的力量逐渐瓦解。
五○年代精神分析在台湾精神医学的发展,虽然因为精神药物陆续地发明而逐渐败退,但是在许多层面的影响(特别是药物仍无法涉足其中的)还是保留下来了。这其中包括了社区心理卫生、学校谘商制度、儿童精神医学、儿童心理治疗,还有家族治疗。
家族治疗发展,即便在西方,也是六○年代才逐渐具体成型的。然而台湾因为WHO的缘故,精神医学的发展,特别是社工人员的训练,一开始就充满家庭动力概念为基础的取向。1965年在陈珠璋教授的努力下,再加上当时精神科社工吴就君的投入,家族治疗很快地就成为普遍运用的模式。
七、八○年代,动力取向的个别心理治疗虽然沈寂了,但这同时却是家族治疗日趋活跃。家族治疗不再只是精神医学的治疗工具,甚至是社区心理卫生或学校辅导人员所热衷的。这种热烈的反应,显示出家族治疗的确可以满足临床实务的需要。
家族治疗的发展在吴就君教授的带领下,再加上吕旭立纪念文教基金会等民间机构的经营,在八○年代前半开始有完整的萨提尔模式训练课程。这样的需求,甚至促成1983年维琴尼亚·萨提尔(Virginia
Satir)亲自来带领训练工作坊。
在这一个阶段,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农村逐渐瓦解而人口迁徙向都市,家族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两难的拉拔。对个人而言,家庭可以提供的功能日益减少,然而家庭对个人的要求或命令却还是存在的。许多内心冲突的产生,恐怕就是个人在这样的家族结构冲突所造成的矛盾。自然的,家族治疗,特别是家庭重塑的工作,可以让人们了解自己和自己家庭所身处的困境,进而解决症状或问题。
只是当资本主义化的脚步还是没停下来,家族的力量越来越小,从这个「健康清洁的、正常的、熟悉的native场域」,也就是从「家的场域」(刘纪蕙语)中,个人被迫释放出来了。
这一切过程的发生才短短五十年,不论是对历史的发展而言,亦或是社会结构的变迁,都是十分迅速的。个人在一个还没有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社会中,不是像演化(evolution)那样自然发展的,而是既是被追赶出家园,也是自己逃出家园的。自然的,这样的个体是不同於西方的。在台湾,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各种心理治疗,当治疗开始面对个体时,往往也要面对个体对「失落的家园」的憧憬。
1981年,精神科陈永兴医师对台湾地区精神医疗的状况做一详实的普查,发现全台湾合格的精神科医师才九○名。然而,在这呼吁的时刻,刚好也是台湾高等教育开始普及而专业人员人数迅速提升的时刻,很快也就反应在精神科医师的人数上。直到今年(2004),台湾已经快有九百位精神科专科医师(不包括住院医师)。廿三年内呈现了十倍的成长。
八○年代後半,台湾思想界各种新的理论开始出现,家庭与个人的关系开始有结构性的改变,越来越不可逆转,包括精神科医师在内的各种心理卫生专业人员的显著增加,精神分析又开始获得年轻一代临床工作者的重视。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新型个案(譬如边缘性人格),都需要精神分析的能力。
在思想界,各种理论所引进的是以法国拉冈(J. Lacan)学派为主;在实务界,完全没有任何指示下,只因为要解决新的临床问题,克莱恩(M.
Klein)以降的个体关系理论和科贺(H. Kohut)的自体心理学成为临床工作者不约而同的阅读。九○年代以後,精神分析书籍被大量地翻译出来,同时至少有三十人以上前往伦敦(如Tavistock
Clinic)、巴黎、加州等地学习精神分析。
2001年十一月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Taiwan Institute of
Psychotherapy)成立,2004年蔡荣裕、刘佳昌、杨明敏等人筹划的Taiwan 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开始运动。
廖运范在翻译《佛洛伊德》(1969)的序文里,曾经感慨地表示:「看看我们的邻邦日本,早在1930年就有这本书的译本,想想自己岂不有点心酸?其实佛洛伊德的著作,值得翻译的实在不少,如果有人肯致力於佛洛伊德全集的出版,岂不是读者无限的福气?」1993年,余伯泉在整理佛洛伊德中文著作时,感慨地表示:「然而二十年过去了,我们的佛洛伊德全集在哪里?我们的『愤怒』在哪里?」
这一波风潮与三○年代的中国和六○年代的台湾所不同的,是透过面对著自我的实务工作,而展开的精神分析运动;也是面对社会文化结构的症状,为解决问题而开展的精神分析阅读。
重回佛洛伊德是必然的,重新阅读佛洛伊德也是必要的──在新的社会结构上,在新的个体现象上。
重译佛洛伊德成为一种必要,不同时代的重新了解。2004年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与心灵工坊文化公司合作下,在临床实务工作者和精神分析研究者的合作下,将逐步将佛洛伊德的著作,重新翻译。
对台湾而言,这一次精神分析的发生将是无从复返正视持续压抑的永远的出发。
导读:百年来的回响
宋卓琦
一位曾高居德国德勒斯登(Dresden)上诉法院评议会主席的法官: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在西元1903年克服万难出版了一本详细描写他精神病历程的自传:《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回忆录》(Memoirs
of My Nervous
Illness),企图说服世人相信他精采的妄想与幻觉内容。1911年,佛洛伊德依据这本《回忆录》出版了一篇论文,也就是这本书,阐述精神分析的一些理论,包括了妄想症、自恋、同性恋等议题。之後陆续有许多学者,就哲学或精神分析的立场,评论《回忆录》的内容以及佛洛伊德的理论。如今这些讨论,已经成为常用的教材。
史瑞伯的《回忆录》之所以会引发这么大的回响,一方面因为他本身是位成就很高的知识份子,可以把他的整套妄想系统用文字详细地描述出来,公诸於世,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但在当时基於保护他家人隐私的因素,第三章相关的重要线索被删除,反而制造更多想像与臆测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佛洛伊德非但不对这些世俗视为疯言疯语的内容嗤之以鼻,反而对史瑞伯著迷。他提出极有创造力的论述,解读那些妄想歪理,并深入剖析人类复杂的内心世界,因此引发知识界的兴趣,不断加入引申、解读或反驳,而且将议题更扩大到性别认同、女性情结、生殖、生死及存在等等。似乎令人人有话想说。
佛洛伊德在本文的简介中建议读者先阅读《回忆录》这本书,才比较能理解他的理论。由於《回忆录》尚无中文译本,所以先根据《回忆录》与1956年鲍梅尔医师(Franz
Baumeyer)依据史瑞伯住院的残存病历写成的论文,以及1992年娄森医师(Zvi Lothane)根据病历及访谈资料写的书,将史瑞伯的一生做一简略的摘要:
首先介绍史瑞伯的家庭背景。他出生於西元1842年,在两岁时,大他两岁的姊姊夭折。他的父亲在当代的德国是位影响深远的外科名医及教育学家,家教极严,但後来因脑伤而有人格改变及情绪障碍,最後在史瑞伯十九岁时死於回肠溃疡穿孔。三十五岁时,史瑞伯瘫痪的哥哥自杀身亡,他只剩母亲及两位妹妹。三十七岁时,他与小他十六岁的妻子结婚。後来她流产六次,一直没有亲生孩子,在史瑞伯第二次住院时,她收养了一个女儿。
史瑞伯在四十二岁那年,陞任一个地方法院的首席法官,并积极参选议会,但失败了,不久他就发病住院。当时的病情是体重遽降及严重的虑病症状,他担心自己会死於心脏病,不会好起来。他话很少且情绪不稳定,住院中企图自杀共三次。这次住院中照顾他六个月的主治医师傅莱契教授(Paul
Emil Flechsig),便是他日後妄想内容的主角之一。他在出院时已改善许多,但仍想像自己少了八、九公斤体重,认为医院说他增重两公斤是故意骗他的。
之後,他的工作表现依然杰出。到五十一岁时,他陞任更高的德勒斯登上诉法院评议会主席。自我要求高加上工作压力大,年底就引发他第二次的精神崩溃,这次住院达九年,也终结了他的事业。此次发病前的徵兆是一些矛盾的想法,在理智与梦幻间接触,内容是关於他又发病了,以及若能当个女人、沉浸在性交的欢愉中多好。初期症状为失眠、杂音式的幻听、忧郁及自杀念头。他自述病情的转戾点,是在他妻子因远行探亲而暂时离开他四天。当中某一晚,他梦遗六次(可能是妄想式的记忆)。从此之後,他开始幻听到傅莱契教授及其他人或鬼对他说话,被害妄想逐渐成形:他自认是位遭到猥亵的年轻女子,阴茎被扭断,全身器官都毁损了,很想自杀解脱,而陷害他的人正是傅莱契教授。他开始感到上帝和他接触,但後来他又认为上帝也是幕後黑手。不久,这个被害妄想演变为夸大妄想:他的器官经由神迹复原,成为不死之身。但因为上帝只懂得屍体,他身负救赎人类幸福的重任──也就是他必须经历数世纪慢慢转变为女人,再经由上帝的神迹使他受孕,产生新的人种,然後他与其他人类会自然死亡,大家才能重新获得喜乐状态,此处指的主要是性欲的快感。再接下来,他妄想女性的神经已经遍布他的全身,尤其胸部,他必须不断地从镜子中欣赏他的胸部并接触女性用品,运用想像力让自己如同一个女人不断地享受纵欲,否则上帝会当他是白痴而中断与他的接触。对於他的婚姻及妻子,他一直很肯定,但因为他的病及长期住院,他愿意结束这名存实亡的婚姻。
在那个时代,抗精神病药物尚未问世,他的妄想经历数年的自然演变,自圆其说而成一套神奇的理论,令他在道德与情欲间取得妥协。於是他所受的苦逐渐减轻,他的整体功能也在逐渐改善中。他於五十七岁开始写《回忆录》,并要求法院放他出院。但韦伯医师(Guido
Weber)在专家报告中,认定他的妄想是无法治癒根除的,他的妻子也反对他回家,以致两度被驳回。不过从此之後,因他的情绪及生活功能恢复正常,而开始被容许更多的自由;他可以自行外出回家探视、购物、看戏,甚至独自旅行一周。当他第三次提出陈情时,韦伯医师在报告中指出,他的妄想与幻听虽然持续存在,但不至於妨碍他的生活功能或危害自己与他人,这才被法院判准自行出院,当时史瑞伯已六十岁了。隔年他的《回忆录》也出版了,他过著似乎相当平静的生活,还会写情诗给妻子,但没住在一起。
直到他六十五岁那年,陆续遭逢老母去世以及妻子中风的变故,他又发病了。此次他变得难以沟通,大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起初甚至大小便弄得一遢糊涂,虚弱得必须坐轮椅。从他极少数能令人理解的只字片语中显示,他仍有幻听,认为自己的器官正腐败消失、医师是撒旦,但都没再提到以前那些神奇的妄想了。这次住院达三年半,直到1911年他六十九岁时,在院中死於心肺衰竭。
II 分析的尝试
弗洛伊德
情感生活中,曾扮演著举足轻重角色的某个人;或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就是那个人的替身。这情感的强度被投射出来,以外来力量的形式呈现,但其本质却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个如今被当成迫害者而被憎恨与害怕的人物,曾经是那么的高贵、受人爱戴。在病人的妄想中,进行被迫害指控的主要目的,只是在为他自己的情感态度发生转变辩护而已。
我们记住了这样的论点之後,就来检视原先存在於史瑞伯和傅莱契──他的医师兼迫害者之间的关系吧。我们[第12页]读到,史瑞伯的神经症在1884和1885年间第一次发作,病程中「并未造成超自然界的任何意外事件」。当他处在这个被描述为「虑病」的状态时,症状仍局限在精神官能症的范围,而傅莱契正是治疗他的医师。那时候,史瑞伯在莱比锡的大学诊所待了六个月的时间。我们知道,当他痊癒之後,对他的医师感到五体投地。「最重要的是,在历经一段漫长的康复之路──主要是花在旅行的时间,我终於痊癒了;对於傅莱契教授的由衷感谢,我无法以言语形容。我藉著一次私人造访,或者从我认为还算恰当的赞美中,清清楚楚地表达出这样的谢意。」事实上,在《回忆录》中,史瑞伯对傅莱契第一次治疗他时所发出的赞美之词,并不是全无保留;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他的态度已经有所逆转的话,这倒也容易理解。紧接著前面所摘录的内容,就很清楚地见证了在一开始,他对这位成功治癒他的医师,是如何充满了温暖和感激:「我内人可能怀著更深刻的感谢之情,她尊敬傅莱契教授,因为他使她的丈夫痊癒了。所以多年以来,她都把他的肖像立在写字桌上。」
因为我们无法得知他第一次发病时的来龙去脉(毫无疑问,这对於我们了解他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发病是不可或缺的),只得盲目地探索那些在细节中还属未知的连结。我们注意到,当他在病情的潜伏期时(大约是从1893年六月他被指派新职,到同年十月到任之间),他曾反覆地梦到神经症的痼疾又回来缠扰他。更有一次,当他在半熟睡中,突然觉得如果能够像个女人一样,承受著交欢的过程,那该有多美好啊。史瑞伯所报告的这些梦境和幻想有著直接的关联;如果把它们所对应的题材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可以说:当他回想起他的病情时,应该同时也唤起了他对医生的想像。而且,他在幻想中所采取的女性化态度,从一开始就是针对他的医生。也可以这么说,梦境中病情再度发作的情节,很可能只是单纯地表现了他内心的一股渴望:「我希望再见到傅莱契一面。」如果忽略他在第一次发病时的这些心智内容的细节,便会阻挠我们往这个分析方向的进展。很可能因为这次的生病,造成他在情感上产生依赖医生的感觉;但是现在,基於某些不明的原因,这些感觉被强化而带有一丝情欲的色彩。这种仍然被当作与个人无关的女性化幻想立刻遭到顽强的抗拒──套用阿德勒(Adler)的说法,这是一种纯粹的「男性异议」(masculine
protest),但就意义上而言,与他所说的并不全然相同。紧接在女性化幻想之後爆发的严重精神病症状,把一切的事情都摊在眼前;只要能就史瑞伯表达出来的那种典型妄想症的模糊措辞略加修正,我们不难明白,原来这个病人真正惧怕的是假医师之手而进行的性虐待。这项令人惊奇的病因,是源於同性恋力比多(homosexual
libido)的突然迸发,而此力比多的对象很可能就是他早期的那位医师──傅莱契。他自己不断与这个力比多冲动(libidinal
impulse)抗衡的结果,就是产生冲突、引发症状。
在此,我将稍作停留,以静待可能出现的反弹与抗议声浪。任何熟稔当前精神医学发展的人,都必须要有面对冲击的心理准备。
「指控这位道德崇高的议会前主席史瑞伯是名同性恋者,难道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鲁莽、恶意的毁谤中伤吗?」──不是。这个病人自己已经向全世界昭告他想变身为女人的幻想,同时他也同意,顾全大局的利益比他一己之私的考量来得更重要。这么说来,他已经赋予我们处理这些幻想的权利;并且在不加油添醋的情况下,我们将它们转译为医学的专业术语。
「没错,但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智状态并不健全。想要变身为女人,纯然是一种病态的妄念。」──我们并没有忘记这点,事实上我们所关注的也只是他这些病态想法的意义及其根源。我们受到他所刻画出来的傅莱契与「傅莱契的灵魂」间的分野所吸引。所以,无论是针对他的同性恋冲动,或是他不遗余力想去压抑这些冲动,我们都没有任何责难或反驳。虽然个案受到妄想的影响,当精神科医师们看到这名个案尝试著不要将潜意识的世界与真实的世界相混淆的时候,都应当从他身上学到一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