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采用一个比较迂回的方式,让大家对心理治疗中的那些困难情境有所了解。
感谢我的同事Gerhard Schneider(Schneider, 2007),让我有了将苏格拉底式对话与精神分析联系在一起的想法。
苏格拉底采用一种独特的对话方式,引导他的学生和追随者思考并形成新的见解。他不演讲,而是在问与答的游戏中形成了他的观点。首先,他让他的追随者对一件事发表观点,表明立场。然后,通过技巧性的提问,使其陷入矛盾纠结中。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新的观点遂浮出水面,然后再按照逻辑学的原理对这些新的观点进行讨论。通过这样的方式,苏格拉底就可以质疑、甚至否定那些传统智慧和曾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例如,通过这种方式,他能说服他的一个学生,勇气未必是一种美德,而可能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因为勇气煽动人在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冲动地将生命置于危险境地。而这个学生是一个希腊武士,原本理所当然的认为勇气是一种美德。可以这么说,这个学生是通过自己的逻辑思考得出这一结论的。这种策略也被称为“困境原则”(aporetic principle)。 “Aporie” 在希腊语中表示困惑,感觉没有出路,痛苦,怀疑。这是一种手段,故意将别人置于一种怀疑、困惑和恼怒的状态。柏拉图,他保存了苏格拉底的对话,将这一时刻描述为“一个无知的人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并开始探索的瞬间。这种情境下特有的创造性正式苏格拉底式提问的目的所在。”(Schneider, 2007, pg.658) “学生的震惊来源于自己的失败和混乱,困顿是苏格拉底式提问的最终效果”(Böhme, 1988, pg137)。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用这种方法深深的干扰了一些人。
与精神分析的联系是什么?
认知和情感发生变化的时刻,换句话说,即困难情境。这些困难情境类似于苏格拉底的“困境”,因为它们带来烦躁、混乱、无法理解的感受,尤其是没有出路的感觉。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单纯让病人困扰。毕竟,我们工作在信任和安全的氛围下,努力使病人感到安全,并得到很好的照顾。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只有经历了一定的怀疑和不安全感,变化才可能发生。因此,我们是在一个张力很强的氛围中进行治疗。一方面,我们努力建立一种没有恐惧的、安全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的旨在质疑患者的长期以来的体验、思维和情感模式,故而导致不安全感。
我们不得不同意苏格拉底,只有经历烦躁与无知的过渡阶段后,变化才能发生。由于这个过渡阶段与变化存在内在联系,因而这个阶段是值得期待的、也是必须的。在我们的治疗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很重要的时刻是那些促使真正的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知道,人类的动机不仅仅基于有意识的思维,而且受潜意识经验的塑造和推动,这些潜意识经验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习得的。现在,我们会认为苏格拉底式提问的过程类似于合理化和智能化,因为苏格拉底式对话的参与者假设他们谈论的是勇敢行为的真实的、意识层面的动机,就像在前面武士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他勇敢,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培养的美德。当他获得某种领悟,开始质疑自己的动机的时候,他的行为就该有所改变了。这种情况偶尔会发生,但是在我们的领域中,我们知道,这种认知层面的思考通常并不能带来改变,因为给我们治疗线索的真正动机被隐藏了。仅仅认识到某种行为是不合理或道德上令人反感的,离行为的改变还有很长的距离。
此外,我们今天的精神分析体系是建立在另外,苏格拉底的做法基于这个一个基本假设,即逻辑思考本身决定了对话的过程。但时至今日,我们知道,在对话过程中极为活跃、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关系。苏格拉底的伙伴通过理智上的再评估而体验到心理上的危机,但导致这种危机的不仅仅是认知层面的思考,还取决于他们与苏格拉底关系的性质。这个伙伴对苏格拉底的态度不同,他最终获得到的领悟也会有所不同。一个是钦佩苏格拉底的学生,希望能获取这个伟人的一些知识,一个是自信的市民,他认为自己和苏格拉底平等甚至比他更好,这两个人眼里的苏格拉底是不同的。在学生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假设,对自己想法的不安和怀疑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不安全感,因为他已经为此做好准备,而且这符合他的自我概念。在市民案例中,不安全感被放大,因为这种不安和质疑损害了他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认同。
困难的阶段
情绪所包围,然后才能获得这种重新定位。也就是说,精神分析治疗中的困难情境是治疗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是不可避免的,不是不受欢迎的意外。
在现代心理治疗中,苏格拉底的方法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也要面对重新定位。只有经历一段困难的阶段,被不安全感、不安和类似的要揭示无意识思维,远不是一个提问技术的问题。它需要特定的方法将看不见的、无法言表的东西呈现出来。当有意识的、符合逻辑的意图和场景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这一过程很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对于那些需要病人自己找出答案的问题,我们精神分析师给予一些非指导性的回答(节制),我们允许思想自由流动,以一种混乱的、非逻辑的方式交流(自由联想,同等于悬浮注意)。因此,我们给无意识动机足够的机会来塑造场景。从一开始,我们操控整个场景成为一种困境,在这个困境中,医生和病人都不能确定结果,也不知道这种完全混乱局面是否能够重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当然,这是个令人不安的局面,尤其对治疗师来说,因为一般来说,人们,包括治疗师自己,都会期待治疗师是一个专家,能掌控局面。然而,心理治疗的目的恰恰是将这种传统的医患关系放在一边,从而和病人一起进入困境。
焦虑造成了心理治疗设置的独特性,在初始咨询中特别有效。在初始咨询中,这种对话是全新的,需要借助于治疗师机智和敏锐。
这些一个初始咨询的例子:
孩子及成年的孩子提供的信息很少。现在他说完了并满脸期待的看着治疗师。(Argelander 1970, pg. 18)
男,60岁出头,一个政府重要机构的律师,为家庭问题来寻求建议和帮助。尽管在酷夏,这个男人穿的很职业化,近乎正装。他用一个精心准备好的演讲开始描述他来访的原因。此外,他还使用手写便条来提供或纠正事实细节,这些细节和心理背景完全无关。他有点惊讶治疗师对那些便条几乎不感兴趣。直到25分钟后,他才提到家庭关系。除了出生日期,他对妻子、年轻的
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个男人如何利用自由、非结构化的情景来建立安全感。他采用了自己熟悉的模式,确立了一个掌控者。此外,在和治疗师讨论中,他也采用了自己熟悉的方式,将自己定位为参与讨论的专家。这样一来,患者自己克服了由陌生情境导致的不安,在这个情境中,专家不问问题,不说一些陈词滥调。他通过精心构建自己熟悉的模式来应对这种陌生情境。
当他惊奇的发现治疗师对他的便条不太感兴趣时,他发现自己面临一种新的不安全感。这是这个例子中提到的第二个不安全时刻。
当我们注意到新的观点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些时刻的重要性。这里,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一个寻求帮助的人,不再是掌控者,第二次感到惊愕。我们可以很好的翻译这种惊愕,“你怎么能和我想的不一样?”“为什么你的行为如此不同?”在这里,一个新的维度进入关系中。它停止了需要掌控的抽象情境,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行为在他看来是不恰当的。整事件变得更加个体化。
这个例子中缺少的是治疗师的观点。目前,治疗师也有不安全感。如果他像普通医患关系中的医生那样处理开始的情境,他也会感到安全,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并将被病人接纳。这样的话,治疗师也会处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但是现在,他冒着未知的风险,因为他不能预知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会如何处理他的那部分,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将变成什么,会被带入怎样的一种关系当中。继续通过这个例子,我将展示这种参与的性质,以及从中能得出什么。
让我们看看治疗师是如何处理这一困境的。
治疗师对这种冗长没有成效的述说感到有点烦躁,现在,他已经断定这是一个刻板的、干巴巴的律师。因此,他故意用一种友好的、温和的方式问道,对于一个孩子,尤其是儿子来说,有这样一位成功的、称职的父亲是否很困难,这个父亲的成功你很难接近,更别说是超越。
现在,事情有了出乎意料的转变。治疗师利用了自己的不安全感和烦躁,并把这两种感觉与患者的儿子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推测,在这一时刻,治疗师认同了患者的儿子,站在一个儿子的角度,提出了这个主题。很明显,这个来患者寻求帮助的潜意识原因是父亲-儿子之间的关系,这个话题由病人带入,但治疗师也熟悉。他可以联系。现在,治疗师利用这一困境来引入一个相关的个体化的主题,相对于日期和事实来说,这个主题更贴近患者的问题。这不符合他熟悉的、安全的体系,而且,这触及了非常私人的关系,因此让他暴露了一些。病人是如果处理这种新的困境的?
一开始,病人对这种出乎意料的、明显不相关的洞察大感吃惊。不过随后,他的脸亮了起来,开始说话。
病人同样也能用自己的方式处理这种不安全感,这种方式允许他处理自己的恐惧、开放自己去面对新的可能性。这显示了这种开放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这个初始会谈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一般困难情境是如何在治疗中呈现他们自己的,结构的缺乏如何促进这种呈现,以及不安全感是如何影响治疗师和病人双方的。它展现了治疗师在无助和自由联想之间的内部张力,因为治疗师努力想找出能够解释这一奇怪状态的连结,并为病人打开一个新视角。这个过程可引起不安,同时又有一种释放感。)
有关治疗师思考和解释方式的澄清
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检验分析师的思考和解释方式。尽管治疗师和患者都处于困难情境当中,但治疗师有责任应对这些困境并使他们有利于患者。对于我们精神分析师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引导患者在更广阔的意义上领悟、重新定位和放松。当病人可以继续处理他内部情绪时,治疗师应该利用这些情绪重新组建情景。治疗师的任务是理解病人,明了情景中他的部分,因此,他不得不利用材料来揭示患者的潜意识动机。治疗师看待这种场景,就好像这种场景是患者制造的一样。治疗师采用非常规的方使组织材料,进而得出结论。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进行详细解释,我想总结一下,我们在进行一种创造性的重组,目的是把病人作为动机的中心。这就像一个图片已破碎或被拆开,以便重组。有时候我喜欢把这称作“智力游戏”,需要分析师或心理治疗师的内心是自由的,允许自己用一种游戏式的方式来处理材料,以获得能在第一时间消除混乱的新结构。在这里,我不想进一步阐述这个主题,而是回到困境问题上。
动荡
治疗师工作中有些特别困难的情况。尽管一定程度的不安全感始终存在,但由于设置的原因,会发生一些治疗师认为特别困难的情境,尽管这种困难情境与一般的困境没有明确的区别。这种困境指的是治疗师突然被径直拖进当下的某种关系当中。
它们类似与Stern所说的“当下时刻”。他们迫使分析师行动。Stern描述了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患者突然问:“你爱我吗?”或者在初步会谈中,患者详细、规则的列出了她的问题和经历,现在满脸期待的看着治疗师。
“从方法学的角度看”,这些情景尤其难以处理。治疗师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也就是顶着想采取行动的强大压力,或者在一个情绪主导的氛围中还必须保持专业。人们开始意识到,治疗师为了确定这些材料并利用这些材料,他必须和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应该伴有一定的随意性,使他能够来回移动材料尝试不同的组合。正如游戏和谜题概念显示的那样,有几种可能的组合,这取决于治疗师和患者。但所有情况下必须保证一件事,就是不要片面的采用特定场景下的材料,并避免先入为主的挂念。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给出解释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是一个等待和观察的过程,这在特别困难的情境下尤为困难。会有这样的时刻,更加沉重,攻击性的痛苦更加深刻,而治疗师无法保证真的能找解决方法。讲到这里,我所说的困境的含义已经很明确。指的是,有一种强烈的情绪,可能引起恐惧或采取行动的巨大压力。尽管如此,治疗师仍需要从场景本身中找到对患者行为的解释,使病人有种顿悟感。作为这种特定困境的例子,我将摘录一段分析过程:
这个场景摘录自每周两小时精神分析治疗。一名男子因为攻击性暴力事件和关系问题接受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