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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富有科学色彩的对人性、人情、人心进行深度解释的方法,作为曾广泛应用的临床心理治疗实践,以及作为一场颇有声势、影响遍及各个学术领域的国际性运动,在20世纪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对自我的理解。从传记史的角度看,精神分析构成了20世纪传记最为重要的文化环境,也对后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精神分析的专业杂志《美国意象》(American Imago)在1997年与1998年接连推出了两期和传记相关的专刊,其中谈到此前近一个世纪以来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双向利用和相互启发。戴维·胡德森认为,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关系在今日已经密不可分了,精神分析与传记是“构建生命叙事的两种平行的方式。精神分析家在重构、记录其病人的个案史时常常会进行传记式的研究,而当代的传记家则往往必须解剖、分析传主的精神生活。”[1](P324-325)而阿德里安·哈里斯则从文体风格的相互影响这一角度指出:“许多文学类别,尤其是传记与自传,早已被精神分析技巧与观念浸透了;而我们如果在精神分析的病例写作中追溯一下文学惯例的话,其结果将把我们引入一个难以把捉的双重镜像之中。”[2](P255)但客观地说,这一影响虽是相互的,但并非对等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传记从精神分析那里所汲取来用以改变自身的因素,远比精神分析从传记那里所获取的东西更为明显。鉴于此,本文将从精神分析对传记的影响这一角度,对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传记的实践进行总体描绘,并对精神分析的传记遗产做出评价。
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历史性相遇
正如“现代”这一概念本身一样,“现代传记”首先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流动性的概念,对于传记的“现代性”也很难做出确切的界定。但就迄今为止的传记史而言,学界一般认为,现代传记大致上就是指20世纪传记,“传记作为一种现代文类源于20世纪20年代。当然它有其伟大的先行者,……但它基本上是一种20世纪的现象。”[3](P209)我国学者杨正润在《传记文学史纲》中,也将20世纪传记作为一个整体划归为“现代传记”,并认为现代传记“把表现心理真实看作更重要任务”[4](P425)。美国当代传记家詹姆斯·斯特劳斯对于现代传记也有很好的概括,他说:“现代传记在历史学与心理学、公共经验和私人生活之间的交汇点上找到了自己最好的位置。在过去,传记家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公众经验,而对于传主内心的、情感的动力因素则甚少注意。”[5](P86)通过考察传记在20世纪发生的重要变化,我们认为,现代传记之“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心理学因素在传记中的凸现;作为西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心理学的重要分支,精神分析理论参与并推动了传记的现代化进程。
简单追溯一下西方学界关于传记的归属问题看法的基本脉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一看法。1683年,约翰·德莱顿在英语中第一次使用了“传记”(biographia)一词,将其界定为“特定的人的生平的历史”,它“更多地局限于行动、战争、谈判等其他所有公共事务”的领域。[6](P1 7)及至19世纪晚期以及整个20世纪,几乎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传记作品的文学属性的同时,许多学者也开始强调心理学的洞察力对于传记写作的重要作用。法国的文学批评家圣勃夫很重视作家的内心世界及其对作品的影响,把自己写作的以作家为传主的传记性作品称作“心理图像”(psychography)。德国哲学家狄尔泰首次将以人的精神领域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称作“精神学科”。狄尔泰非常重视传记,他尤其喜欢撰写思想家的传记,在他心目中,传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心理学,“心理学是诸精神学科中第一和最基本的学科”,[7](P2)而“传记是人类学和心理学在问题中的应用。它使得生命同一性、它的发展及其命运变得栩栩如生和可以理解。”[8](P27)当代学者则更进一步认为,优秀的传记作品不一定使用心理学的概念,但必定具有深刻的心理洞察力。而由于传记在心理学方向上的发展,更有学者认为,现代传记在整体上可以被称为心理学传记。[9]根据西方20世纪传记的实践情况,心理学对传记发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学”即精神分析的影响。
弗洛伊德发表于1910年的《达·芬奇》,标志着精神分析与传记的真正相遇,也标志着心理学对传记真正意义上的介入。弗洛伊德对传记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他不满意传统的圣徒传记,也不赞成对那些创造性艺术家进行纯粹病理学的研究,他要探索的是一种新型的传记形式。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达·芬奇》并算不上典型的传记作品,但它对后世的传记写作尤其是精神分析传记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具有无可置疑的传记史意义。首先,《达·芬奇》将传统传记很少涉及的人生阶段(童年)、人性领域(性、精神病态)与心理层面(无意识动机、幻想或梦)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极大地拓宽了传记的表现范围,增加了传记的透视深度。其次,《达·芬奇》一反传统传记中重事实轻解释的倾向,将解释置于传记写作的核心,由此带来了传记写作的一个重大转向:从关注外部行为的真实到追求心理真实、深度真实。再次,在结构模式、叙述风格方面,《达·芬奇》更是开一代新风,为传记文学的艺术性呈现提供了宽广的空间。全书六章打乱了传统传记作品以时间为线索编织传记材料的直线形式,而是以“秃鹫幻想”这一中心图景组织全篇,形成一种放射状的结构模式,而对于传记材料的解释更常常是多元线索相交织。《达·芬奇》的意义正在于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传记写作方式的范例。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富有科学色彩的对人性、人情、人心进行深度解释的方法,作为曾广泛应用的临床心理治疗实践,以及作为一场颇有声势、影响遍及各个学术领域的国际性运动,在20世纪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对自我的理解。从传记史的角度看,精神分析构成了20世纪传记最为重要的文化环境,也对后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精神分析的专业杂志《美国意象》(American Imago)在1997年与1998年接连推出了两期和传记相关的专刊,其中谈到此前近一个世纪以来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双向利用和相互启发。戴维·胡德森认为,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关系在今日已经密不可分了,精神分析与传记是“构建生命叙事的两种平行的方式。精神分析家在重构、记录其病人的个案史时常常会进行传记式的研究,而当代的传记家则往往必须解剖、分析传主的精神生活。”[1](P324-325)而阿德里安·哈里斯则从文体风格的相互影响这一角度指出:“许多文学类别,尤其是传记与自传,早已被精神分析技巧与观念浸透了;而我们如果在精神分析的病例写作中追溯一下文学惯例的话,其结果将把我们引入一个难以把捉的双重镜像之中。”[2](P255)但客观地说,这一影响虽是相互的,但并非对等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传记从精神分析那里所汲取来用以改变自身的因素,远比精神分析从传记那里所获取的东西更为明显。鉴于此,本文将从精神分析对传记的影响这一角度,对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传记的实践进行总体描绘,并对精神分析的传记遗产做出评价。
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历史性相遇
正如“现代”这一概念本身一样,“现代传记”首先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流动性的概念,对于传记的“现代性”也很难做出确切的界定。但就迄今为止的传记史而言,学界一般认为,现代传记大致上就是指20世纪传记,“传记作为一种现代文类源于20世纪20年代。当然它有其伟大的先行者,……但它基本上是一种20世纪的现象。”[3](P209)我国学者杨正润在《传记文学史纲》中,也将20世纪传记作为一个整体划归为“现代传记”,并认为现代传记“把表现心理真实看作更重要任务”[4](P425)。美国当代传记家詹姆斯·斯特劳斯对于现代传记也有很好的概括,他说:“现代传记在历史学与心理学、公共经验和私人生活之间的交汇点上找到了自己最好的位置。在过去,传记家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公众经验,而对于传主内心的、情感的动力因素则甚少注意。”[5](P86)通过考察传记在20世纪发生的重要变化,我们认为,现代传记之“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心理学因素在传记中的凸现;作为西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心理学的重要分支,精神分析理论参与并推动了传记的现代化进程。
简单追溯一下西方学界关于传记的归属问题看法的基本脉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一看法。1683年,约翰·德莱顿在英语中第一次使用了“传记”(biographia)一词,将其界定为“特定的人的生平的历史”,它“更多地局限于行动、战争、谈判等其他所有公共事务”的领域。[6](P1 7)及至19世纪晚期以及整个20世纪,几乎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传记作品的文学属性的同时,许多学者也开始强调心理学的洞察力对于传记写作的重要作用。法国的文学批评家圣勃夫很重视作家的内心世界及其对作品的影响,把自己写作的以作家为传主的传记性作品称作“心理图像”(psychography)。德国哲学家狄尔泰首次将以人的精神领域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称作“精神学科”。狄尔泰非常重视传记,他尤其喜欢撰写思想家的传记,在他心目中,传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心理学,“心理学是诸精神学科中第一和最基本的学科”,[7](P2)而“传记是人类学和心理学在问题中的应用。它使得生命同一性、它的发展及其命运变得栩栩如生和可以理解。”[8](P27)当代学者则更进一步认为,优秀的传记作品不一定使用心理学的概念,但必定具有深刻的心理洞察力。而由于传记在心理学方向上的发展,更有学者认为,现代传记在整体上可以被称为心理学传记。[9]根据西方20世纪传记的实践情况,心理学对传记发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学”即精神分析的影响。
弗洛伊德发表于1910年的《达·芬奇》,标志着精神分析与传记的真正相遇,也标志着心理学对传记真正意义上的介入。弗洛伊德对传记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他不满意传统的圣徒传记,也不赞成对那些创造性艺术家进行纯粹病理学的研究,他要探索的是一种新型的传记形式。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达·芬奇》并算不上典型的传记作品,但它对后世的传记写作尤其是精神分析传记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具有无可置疑的传记史意义。首先,《达·芬奇》将传统传记很少涉及的人生阶段(童年)、人性领域(性、精神病态)与心理层面(无意识动机、幻想或梦)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极大地拓宽了传记的表现范围,增加了传记的透视深度。其次,《达·芬奇》一反传统传记中重事实轻解释的倾向,将解释置于传记写作的核心,由此带来了传记写作的一个重大转向:从关注外部行为的真实到追求心理真实、深度真实。再次,在结构模式、叙述风格方面,《达·芬奇》更是开一代新风,为传记文学的艺术性呈现提供了宽广的空间。全书六章打乱了传统传记作品以时间为线索编织传记材料的直线形式,而是以“秃鹫幻想”这一中心图景组织全篇,形成一种放射状的结构模式,而对于传记材料的解释更常常是多元线索相交织。《达·芬奇》的意义正在于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传记写作方式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