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种族主义偏见的病理学
ERIKA HAYASAKI 文
mints 编译
神经科学告诉我们美国的种族主义仇恨为何如此根深蒂固?
Shannon Brown是一位司机,她在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市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如果你来到Brown所在弗雷斯诺市,就会感觉到这座城市完全独立于民族多元化的美国之外——你会看到一位白人妇女从身边走过,她抱着一个白人婴儿。一位年长的白人在他的院子里工作,外面有一位白人妇女在遛狗。我说,这个地方似乎清一色全都是人,没有一位有色人种。
“那是因为这里本来就没有。”Brown回答说。
Brown,48岁,金发,淡蓝色眼睛,皮肤乳白色。她穿着一件黑白相间的连衣裙,脖子上挂着一个银十字架。Brown解释说,她并不反对民族多样性。她只是更习惯和自己一样的人住在一起。她就是这样被抚养长大。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家里人劝Brown远离另外一些人。“他们绝对不喜欢黑人。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过黑人。”Brown说,“我们的家族向来就不是公然的种族主义者。”
她们不会与非白人交朋友,也不会欢迎非白人走进他们的家。她的家庭成员像弗雷斯诺这个地区的许多居民一样,都是“礼貌的种族主义者”——就是说,如果你是少数族裔,他们会当面对你微笑,随后在背后用种族主义言论诋毁你。
意识形态并非如此。Brown说,自己成长中习得的种族主义根植于以下的理念,即,“我们比他们强”。他们看不起少数族裔,但决不会对他们使用暴力。
白人权力组织在加利福尼亚并不罕见——根据南部贫困法律中心的说法,该州实际上拥有美国最活跃的仇恨团体——但是Brown的家庭否认他们的犯罪行为,即便他们的然而,对于Brown来说,新纳粹仍然是加利福尼亚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他们是她的邻居和熟人,是她经常见到的人,甚至和他们勾肩搭背。
1996年的一个晚上,Brown当时26岁,她和一位美容学校的女友在镇上偶然遇到了几个他们认识的人。然后一起在当地一家餐馆聚餐,男人们把眼罩递给了Brown和她的朋友,邀请他们上车。这些人说,他们在Ku Klux Klan,他们想带Brown和她的朋友去参加秘密的“klavern”聚会,这是三K党在当地的会议组织。这些对于Brown来说,特别的新奇。“klavern是什么?“她记得问过。“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但是Brown喜欢和男孩子们出去玩,她对此很感兴趣,所以她上了车。
Brown记得自己被关了很久。她说:“这是个奇迹,我们并没有死在某个果园里。”汽车最终停了下来,他们领着她俩进了一所房子。被摘掉眼罩后,她发现自己所在的房间里有将近二十几个人,他们是光头党、新纳粹分子,戴着白色的头巾。有一个身穿大袍的孕妇,在地板上画了一个白色的权力符号——一个用红色围起来的十字架。Brown并不害怕或厌恶。相反,她发现这些非常诱人,令人兴奋。
我们驾车绕过弗雷斯诺,在一栋用黄色郁金香装饰的浅黄色单层房子前停了下来,一面美国国旗在屋顶上迎风拍打。她指了指哪个双车位的车库。“就是这儿,”Brown说,“以前的klavern就在这里。
Brown被带到了klavern之后,便迅速地融入了KKK生活。她开始每月参加聚会。她的家人总是把暴力犯罪和白人权力组织联系在一起,但是Brown没有亲眼目睹这些。对她来说,这只是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交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和她有着同样的信仰和价值观。她甚至坠入爱河,嫁给了一位最初带她来klavern的男人。
后来,Brown和丈夫一起向南搬到了125英里之外加利福尼亚的塔夫特市,那里靠近贝克斯菲尔德,那是一个远离少数民族的农村地区。她的丈夫在油田的钻机上做钻杆手。他的两个孩子是前妻所生,Brown以仇恨组织的意识形态协助抚养这两个孩子。他们表演纳粹礼仪,穿着印有口号的运动T恤。孩子们的生日蛋糕装饰着十字鞭和铁十字。除了《草原上的小木屋》之外,孩子们很少看电视。
Brown欣然接受、并遵守这种文化。她剪短了头发,成为了地道的家庭主妇。为了寻求乐趣,她和家人一起在房子周围练习射击。晚上,他们偶尔参加三K党的焚烧十字架(cross burning)仪式。她喜欢听Johnny Rebel的音乐, Rebel是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白人至上主义者中逐渐流行起来的歌手,她的歌曲有《In Coon Town》和《Ship Then N—S Back》。
而且,那些自豪的在身上纹了白色权力图腾的人,毫不犹豫地用语言辱骂他们在街上遇到的少数民族——Brown说,这种习惯会让她觉得“尴尬”。然而,在私底下,种族主义观点得到了自由和公开的表达。“为此共鸣,一起欢呼,白人的日子就是这样(Ring that bell, shout for joy, white man’s day is here)” Johnny Rielell在他们的歌声中唱到。
Brown说,那样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000年,她与丈夫克朗(Klan)离婚,断绝了关系。丈夫的虐待是促使她离开的主要原因。他暴躁而有控制欲,她曾多次试图逃离,但他还是把她抓了回去。最后,她设法回到了弗雷斯诺,躲在那里,他一直找不到她。Brown说,如果不是虐待,她很可能不会离开克朗。“我孤身一人跑了出来,”她说,“基本上我必须从头开始。“
多年来,Brown很少谈论她的那些生活,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些,甚至她的家人也不知道她加入了三K党。她在一家发廊找到了一份工作,发廊有着各种各样的客户和职员,当然也包括非白裔美国人。
歧视赎罪,定期在洛杉矶宽容博物馆(MuseumofTol.ce)向大学班级和听众讲解她过去和前夫Klan的经历。
Brown很担心——如果这些人知道她的内心一直在蔑视他们,这些人会怎么看待她。当她看到新闻里那些和Klan一样的成员因为仇恨犯罪行为(hate crimes)和非法拥有武器而被捕时,她发现自己没有参与其中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她试图为自己过去的种族去年,Brown正式加入了由前白人至上主义者创立的非营利组织“嗔念之后生活(Life After Hate)”,该组织致力于帮助人们离开极端主义团体,开始新生活。自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以来,诸如“嗔念之后生活”之类的团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类组织以瑞典和德国的类似组织为榜样,他们的目标是教导宽容,支持前白人至上主义者回头。
嗔念之后生活网站声明:“如果你准备离开仇恨和暴力,我们来支持你。不带评判,只是帮助”。该组织打破了与仇恨团体成员的联系,包括亲人,重新融入主流社会,并试图“忘掉”种族主义。嗔念之后生活得到了奥巴马政府40万美元的资助,以支持他们的工作。但是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剥夺了这些经费。
同性恋、多民族家庭。”
“即便过了20年,一些事情仍然会引发了她的仇恨——黑人、阻止仇恨和帮助前白人至上主义者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如此的目标当然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任何反种族主义的主动性措施的有效性。嗔念之后生活组织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非营利组织,拥有超过30W支持者。该组织说,它帮助100多人克服了偏见。事实证明,结束种族主义并不像切断个人关系或决定停止仇恨某些人群那么简单。
例如,Shannon Brown承认,即便过了20年,一些事情仍然可以“触发”她的偏见:同性恋、黑人、大声的说唱音乐、多民族家庭。Brown说,有些事情可能会激怒她,“我只是启动了那些被灌输的思想。”她的大脑不断地出现种族主义歧视(racial slur),即使她知道这种想法是错误的。Brown说:“可能只是看到一些类似于不同种族的情侣相拥的情景和事情,这种感受很快会翻篇,很快又会翻回来。有时候我可以控制它,有时只是一时的冲动。”
情感,它深深地蛰伏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心理学和神经学研究表明,一旦种族偏见和仇恨的意识形态牢牢地嵌入到了一个人的大脑之中,可能就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抵制之。
仇恨是一种强烈的这项研究表明了一个令人不快的现实:结束种族主义不是通过一些咨询或治疗课程或反偏见训练就能实现的。除了像嗔念之后生活这些组织的努力之外,近年来在包括星巴克、Facebook和Google在内的公司,以及全国各地的警察部门都花费了数百万美元采取行动高调反对偏见。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努力是可行的。
在和Brown一起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挣扎着控制自己的偏见。前夫Klan教导她鄙视任何的种族之间的融合,尤其是白人与其他种族的融合,这会威胁白人的纯洁。当我告诉Brown,我的丈夫是黑人、我的孩子也一样,她看起来很生气。对她来说,种族间的关系仍然是重要的触发因素;禁止嫁给黑人的想法“深深地根植在在我的内心。”她说。我几乎可以听到Johnny Rebel的歌词回荡在她的脑海之中。
“哦,平权运动,
这个国家会走向何方?
平权运动,
白人要做什么?“
我告诉Brown,我也是黑人,我母亲是白人。“我不知道你是混血儿,”她说。“我以为你……你看起来像亚洲人。”
“这有关系吗?”我问。
Brown摇摇头,“只是有些震惊。”
Brown外表保持冷静。但我可以想像她脑子里的一万匹草泥马奔跑的样子,她的突触在燃烧,种族的称谓在她的舌尖奔腾。Brown说,与她自己内心的仇恨做斗争会让人筋疲力尽。有时更容易让她的旧种族主义心态重新控制她。
“即使20年后,旧观念也会切换开关,”Brown说,“这听起来很糟糕,但实际上感觉不错。”
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研究种族主义运作的方式,以及如何治愈它。偏见可以被识别和克服的观念与早期种族主义在大脑中如何表现的理论有关。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到1950年代,研究种族主义的心理学家认为偏见是一种心理病理学——“源自于正常思维的危险反常现象。”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John Dovidio在《社会问题杂志》上写道。心理学家采用人格测试来识别有偏见的人,希望知道如何才能用心理疗法来治疗他们,前提是“如果这种问题能够像癌症和肿瘤一样被识别、移除或治疗,那么问题就会得到控制,而这个系统剩余的部分就会是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