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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斥着暴力和愤怒的语言支配着我们。要打败它,我们必须学会不做出同样的回应。
民主死亡的螺旋在世界各地上演。
每个时代,都会有一群政治投机客利用攻击性、谎言和愤怒淹没理性的辩论。但自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上台以来,还没有这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成功: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班……
许多其他人发现,数字时代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愤怒和误解通过社交媒体的推文、发帖机器人和秘密资助的政治广告蔓延到现实生活中。
如今,政客和评论员口无遮拦讲述的暴力语言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在英国,约翰逊嘲笑被谋杀的议员Jo Cox。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在谈到公务员话题时承诺“一旦英国脱欧,我们会把刀子递给他们”。
他们都应该知道,暴力语言是暴力的许可证。但这些言论似乎完美无缺的引发了不理智的攻击。
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几个有趣研究表明,公共生活中的威胁和压力很可能是自我感受向外的投射和延续。当我们感觉到威胁越来越严重,我们的大脑就越可能被身不由己的条件反射式的行为,以及不加思索的无脑反应淹没。
神经科学家Stephen Porges和Gregory Lewis描述这些现象中最奇怪的效应。他们发现,当我们感到威胁时,我们无法听到平静、对话的声音。当我们感到安全的时候,中耳的肌肉就会收缩,产生像收紧鼓膜一样的效果。这就隔离了深层的背景声音,让我们能够将听到的频率调谐到普通人类语言所使用的频率之上。
但当我们感到受到威胁时,紧张的大脑需要我们听深层的背景噪音(轰鸣、吼叫、爪子刨土的声音或马蹄急促的哒哒声音、雷声、山洪潮汐的隆隆声)。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正是这些声音预示了危险。因此,在危险状态下,中耳肌肉就会放松,从而阻断了交谈的频率。
在政治环境下,如果人们对我们大喊大叫,那么,身体就会将温和的声音排除在外,不去聆听这些话语。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大声喊叫才能被听到,这加大了压力和威胁的程度。
情绪信号,这些信号可以覆盖前额叶皮层,从而阻止我们做出理性的决定。如果我们无理由的大发雷霆、说一些愚蠢的话,就会引发他人杏仁核劫持。社交媒体中的愤怒传递,大致就是这样运作的。
当我们感到威胁特别大,或者特别愤怒时,就会出现战斗或逃跑的应激反应,这些反应压倒了我们的理性能力——心理学家称之为杏仁核劫持(amygdala hijack)现象。位于大脑底部的杏仁核负责传递强烈的
当我们感到不安全时,陷入疯狂的我们会想要以饮鸩止渴的方式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而这种非理智的反应反而加剧这些情况。心理学家将安全称为经典的“缺陷的价值(deficit value)”:当我们感觉到它有缺陷时,它对我们的重要性就会上升,并且将其他价值拒之门外。如此这般,反而会让那些给我们制造不安全感的人表现的更想是“强者”,我们会在他们制造的混乱中寻求庇护。
我们怀疑煽动者(或者他们的幕后主使)明白他们的勾当。无论是本能的还是明确的,他们明白我们非理性应对威胁的方式,并且他们知道,要想让自己获得胜利,他们必须阻止我们思考。为什么香港的混乱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也许是正是因为混乱产生的压力和威胁反应,才是他所依赖的。如果我们不打破这个螺旋,它会把我们拖到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