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Daniel Stern对部分内容的再编
本书付梓十五年，翻译成十种语言，在四个方面具有影响。
发展的层阶模型（The Layered Model of Development）
传统的阶段模型（stage model）中，心理发育的后一阶段不但替代、并且基本上抵消其前面阶段的成果，层阶模型与此相反，在对全局重组的基础上，假设自我感（senses of self）、社会情感能力以及与他人相处的方式处于渐进式累积xi的过程中。新兴的结构不会消失，而是保持活跃、并与其他结构动力性地相互作用。事实上，每一个结构促进了后续结构的发生。根据这个假设，我们终生保持所有的自我感、社会情感能力、与他人相处的方式，若按照阶段模型的假设，先前阶段的发育结构只能通过类似退行的渠道才能触及。
转向层阶模型有两个原因。一是： 在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经典弗洛伊德的性心理（psychosexual）阶段模型仍然未能实现其预测的、与后来的心理病理之间的关联，不能孕育新的理念，并变得越来越无趣、缺乏说服力。二是： 在当下占主导地位的皮亚杰（Piaget）的发展理论旨在解释婴幼儿与非生命的物质世界（空间、时间、数目、体积、重量等）的交会（encounter），并完成了这个任务，却在解释婴幼儿与更为丰富复杂的社会—情感的人类世界的交会时捉襟见肘，后者由自我与他人组成，构成了我们的世界，并令我着迷。
在1985年本书的初版中，我说过——当时尚未有坚实的确信——婴幼儿与人类世界的交会即便不是原发的、也断然不可能是继发的，引导这种交会的心理原则必须独立于、且异于引导与非生命的物质世界的交会原则。这两种交会平行前进，这是核心点。
在这个领域的许多工作中开始呈现出来婴幼儿和成人具有（其实是必须具有）两个不同的、平行的知觉、认知、情感和记忆系统，分别用于与物质和与人类世界交会并赋予意义。当然，这两个系统存在动力性的相互作用。这个新的观点——在这些术语最宽泛的意义中强调局部知识的特异性，是一种极端的偏离——在过去十五年间不断获得证实和理论的强化（例如以下文献： Braten， 1998； Leslie， 1987； Rochat， 1999； Thelen和Smith， xii 1994）。目前，它被证明对正常和病理性发育（特别是自闭症）都十分适用。
层阶模型并不是全新的（平行模型更新一些）。它受到了其他的非序列性模型、如Werner和Kaplan（1963）的螺旋模型以及其他模型的影响。一些心理学家不断地批评，说它本质上是一个生长模型，而不是发展模型。他们也有一些道理，不过一个模型必须适合其意图涵盖的资料，而本书勾勒的层阶模型比阶段模型更适合婴幼儿与独特的人类世界的交会。不管怎样，它似乎比此前的模型更有助于推动众人的思考——至少在处理人际互动方面。
拆解自我（self）
本书提出的观点： 自我/他人的分化始于出生时或出生前，是引起诸多议论的另一个根源，特别是在精神分析相关领域。如果该分化并非某特定生命阶段的任务，则自我与他人的“最终”解离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时间定位。所以，与其把自我与他人的分离看作一个阶段性的发展任务——甚至看作一项发展任务，不如认为自我/他人的分化一开始就存在、并处于不断进展的过程中。因此，婴幼儿主要的发展任务朝向相反方向，是建立与他人的联结，即增进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所提及的关于平行系统（感知、认知、情感）基本从出生就开始活跃的研究发现支持本书对自我/他人分化发生时间点的理念。
在考察病理学时，这个理念强调依附（attachment）的策略和问题，弱化、甚至去除对阶段进行概念化——如“正常自闭”（normal autism）、“原始自恋”（primary narcissism）、以及“共生”（symbiosis）——的需求。这并不是说在更晚一些的生命阶段中，作为病理性实体，不存在类似的现象。还是有的，只不过它们的源头不是始于生命的头两年，因此不可能构成特异的病理性机制，后者是退行指xiii向的目标。
简言之，公认的自我感建立在新的世界—自我观念的出现之上，后者伴随婴幼儿能力的发展而产生。
考虑到最初三个前语言期的自我感——显现的自我感（emergent self）、核心自我感（core self）和主体（subjective）［主体间（intersubjective）］自我感——现在我变得不太确信它们的出现是否有清晰的先后顺序，在上文提到的层阶模式中，新出现的叠加在原有的结构之上。在这一点上，我更倾向于认为它们三个是同时出现的，并很可能是由于其动力性相互作用所致。因此，如果我现在写这本书，我会把它们描述为同一个非言语性自我感的三个亚类，具体的原因后文将涉及。
关于非语言期
对非语言期行为的关注同样引起了争论和反思。从事婴幼儿工作的发展心理学家乐于处理非语言性交流，但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却不是，他们更适应词汇、叙述性（narrative）阐释和意义。既然本书的目的之一是把发展心理学同动力性心理治疗结合在一起，那么在语言同非语言结合处自然会存在张力——某种扰动的地带。本书的许多见解和影响即来自这个交汇。
首先是构成数据的单位量的问题。婴儿观察被迫处理较小的行为单位，以秒或几分之一秒计算，较小单位的重复或集合构成较大的单位。这种观察法是简略的微分析、但并非完全是微分析。但是，心理治疗师处理的是更大的单位，由耦合的、而不是集合的意义的网络组成，在叙述之中呈现统一的意义。桥接这个缺口的一个方法是找到（或赋予）较小行为单位隐含的、类似叙述的意义。我和其他寻求临床相关性xiv的人都在使用这个方法，其优点和风险将在后文论及。
本书将叙述的观念应用到非语言期，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为依赖非语言的心理治疗师找到了一种适用的语言。我特别想到的是舞蹈、音乐、运动治疗，以及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这是我的一个愉快的惊喜，因为最初我并未考虑到这些疗法，对它们的了解丰富了我的思想。
在适当的（微）水平处理非语言世界的最有意义的成果可能是它昭示了以下问题的架构： 什么是内部客体（internal object）？它是怎么形成的？
内化及共在方式（ways-of-being-with）
本书挹取发展心理学的新观点，应用到心理动力学最重要的素材之中，是前人未有的。
内部客体由反复的、相对较小的互动模式构成，这一中心概念来自微分析视角。内部客体不是人，也不是他人的局部，而是由与他人互动中的模式化的自我体验所构成。内在（即内部代表）包含了互动经验。
在本书的多个地方，内部客体指的是一般化的互动表象（representations of interactions that have been generalized， RIGs）。在此之后，我称之为共在方式（ways-of-being-with），淡化形成过程，偏向于以一种更为贴近体验和临床应用的方式、描述既有的生活现象。
这种对待内部客体的观点偏离了当下动力性心理治疗的大多数主流，有人批评说它脱离了主体世界的框架——尤其是意象（fantasy）（特别是“原始”意象或先天意象）的影响——以及，更概括地说，被批评以行为学家的 xv视角、把婴儿当作主观经验的精确的阅读者和建构者，以此被观察者记录在案。
实际应用的技术的实质并非如此。关键的是，在新技术的帮助下，考察当时可及的非语言互动的资料，在其他已有的概念的基础上，通过这些资料和影像，考察婴幼儿如何建构出自我与他人体验的主观世界。这不是行为主义，而是一种技术，结合使用新的行为观察和行为怎样被构建的推测。包含了这两者，它远远地（常常是颤颤巍巍地）跨越了行为主义。
跨出这一步的意图不是取代先天意象的观点，而是在需要探索特定的先天特性——意象、反应倾向、偏好、价值等等——之前去观察主观世界的构建如何与临床关联。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个技术可以视为一个定义性的尝试，尝试更好地界定和聚焦目前未知的、必不可少的先天特性。其结果是在婴幼儿（和成人）的内部世界及其形成过程之间打开了一个更宽阔的对话空间。
部分章节的讨论
“显现自我感（the sense of an emergent self）”（第三章）
对一些人来说，这是最令人兴奋的一章，对另一些人，最令人迷惑。其原因，我怀疑是过程和内容的边界不清晰。当聚焦于形成心理内容的（主观）体验时，这个边界的区分可能是最困难的。
第三章描述了婴幼儿心理的几种组织方式。组织成形的过程容易理解，甚至可以从外部观察来推测。困难的是下一步，对组织成形过程xvi的体验。显现自我感与此体验有关。
虽然有很多关于体验类别的例子（如变式（transmodal）），但我认为欠缺有关意识（consciousness）的概念。过程体验必须是离散的、有界限的事件或时刻，一种“在此刻形成”的感觉（Woolf， 1923）。若没有这个特征，就没有办法把显现自我与其他会导致心理组织过程的心理和生理活动区分开来。
由此产生几个问题： 我们说的是什么意识呢？显现进入的是什么样的时刻？在第一版中我回避了这些问题。要讨论它们，我们需要一个原始意识（primary consciousness）的概念，生命早期的婴幼儿能使用的原始意识。
当不再坚持身与心之间的截然分野时，在新的、具体化的心灵理念中工作的研究者（如Clark， 1997； Damasio， 1999； Varela， Thompson，和Rosch， 1993）在可供婴幼儿使用的原始意识的特性方面有所突破。原始意识不是自省，它是未语言化的，仅仅存在于与“现在”对应的一种当下的时刻中。
这个基本概念包含几个部分。第一，所有的心理活动（知觉、感觉、认知、记忆）都伴随身体的信息输入，其中很重要的是内部感觉（internal sensation）。这种内部的信息输入包括唤起、激活、紧张度、动机激活的水平、（不同系统的）满足感、幸福感等瞬时状态。Damasio称这种信息输入为“背景感觉”（见Damasio 1999，287页），与本书所提的活力情感（vitality affect）类似。来自身体的其他信息输入包括身体所进行的——或者为允许、支持、增强心理活动（感知、思考等）必须进行的——所有事情，例如做出或保持身体姿势、动作（眼睛、头或身体）、空间位移、肌肉的收缩与松弛等。身体从来不是什么也不做的。（罗丹的雕塑《思想者》，他静静地坐着，一手托着头、手肘支在膝盖上。他确实没有动，xvii但他的姿势中有非常大的张力，提示来自几乎所有肌肉群的活跃的、强烈的本体感觉反馈。这个反馈，连同暗示出来的思想者的高唤起水平，构成了背景感觉，在其基础上刻画了他的思考的特性。正是这个前景与背景的对比抓住了观众，表达了作品的内涵。）所有这些身体讯号来自自我——一个当时尚未明确的自我。不必关注这类讯号，它们也不必进入觉察，不过它们存在于背景之中，就像生命的音乐延绵不绝。正因为此，我更愿意称之为活力情感，也正是这种音乐使自我——Damasio（1999）的“原型自我”——呈现，不过在最初它必须同某种心理活动联袂。
第二部分是意向性客体（intentional object），即意识指向的对象，是“心里”有的任何事物（心理学意义上的活化的目标导向并不一定带有意向性）。可以是一个红球，一种内部的疼痛感，乳头含在嘴里的感觉，一个念头，一段记忆。
原始意识是意向性客体与来自身体的生命背景信息输入在当下的共轭。身体的信息输入明确当下感觉到意向性客体的人是你，于是自我感作为对意向性客体的鲜活的体验而出现，这就是我所说的显现自我的意思——在特定的时刻，与世界（或自己）交会时自己是活着的这一体验，一种对经历体验的过程的觉察。体验的内容可以是任何事物。
每一次出现原始意识的时刻，自我作为一种体验被感受到、并被置入世界之中。在这个时刻，显现自我的感觉出现。这在一个小时、或一分钟内千百次地发生，虽然短暂、稍纵即逝，却呈现了延绵不绝的生命之乐章的回响。Damasio（1994）把显现自我感称为一种“脉冲”，不断地确认在体验过程中的活着的自我。此外，活力情感的动力学特质使得体验在时间轴上呈现出波状曲线。
我们有理由相信狗和更高级的动物能获得类似原始意识的体验。在人类，婴幼儿早期的原始意识看起来在清醒的静止状态和清醒的活动状态中最为显著。
第三章里列举的许多例子与两个不同的意向性客体的共轭有关。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共轭本身必须与鲜活的身体感觉、以及体验到的鲜活情感的起伏联接在一起。理解这一点，就能带着对何为显现、何时显现的更准确的定义来重读这一章。
“核心自我感：一、自我与他人”（第四章）
第四章把核心自我感描述为由四个相对恒定的体验组成：自我能动性（self-agency）、自我统一性（self-coherence）、自我史（self-history）（延续性）和自我情感（self-affectivity）。现在我会去除自我情感，减少到三个，因为自我情感的概念被上文所述的扩展了的显现自我和后文将述及的延续性感觉所覆盖。（不过我的目的并不是弱化情感在精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中心地位。）
我会把自我史改为自我延续性。史这个字含义太丰富，带有过去及其与现在的关联的意味。我真正的意思是：在每一个与自己交会的原始意识时刻，由于生命背景感觉和活力情感、以及这二者的表达所构成的不变量，婴儿感觉到的是“同一个东西”。由于“正在进行中”的感觉仅仅发生于体验被带到当下时刻时，延续性作为一种感觉而非事实，实际上是一种持续重建的延续。也就是说，即便在大多数时间延续感并未发动的情形下，人们也能感觉到延续，当延续感发动时，人们再次体验到自己还是原来的那个人。
“核心自我感与他人”（第五章）和“主观自我感”（第六、七章）
如上文所述，婴儿一开始就存在三个相对独立的体验自我、他人和无生命客体的系统，那么原有的发展图式就需要调整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与此有关。
近来对镜像神经元、自适应振荡器（adaptiveoscillator）、以及对早期模仿的深入研究证据表明，可能从生命伊始，婴儿就具备了Braten（1998）所谓的轮替—中央介入（altero-centricparticipation）、或者Trevarthen（1979）所谓的原始主体间性（primaryintersubjectivity）的能力。
镜像神经元首先在猴子的运动前区皮质中被发现（Rizzolatti和Arbib，1998）。当猴子做出手和嘴巴的某种动作时，该区域的特定神经元激活，另一只猴子，在观察第一只猴子做这个动作时，其相同脑区的神经元也激活。由此假设，观察的猴子具备某种神经基础，通过某种方式，使得它感受到了实际发生在另一个机体上的动作。这一发现与情感共鸣、模仿、主体间性、和共情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目前这个实验尚未在人类身上重现，但是Rizzolatti和Arbib认为，当成年人观察另一个人做一个动作时，其相同肌肉群的激活阈值降低。
另一系列实验指向同样的方向。研究者发现了自适应振荡器，使我们能把我们的动作与其他人同步（McCauley，1994；Port，Cummins和McCauley，1995；Torras，1985）。显然，我们体内不同系统中有“时钟”样的装置，在特定的阶段激活，但是可以被来自外部的刺激（如别人的动作）重置，这个重置使得我们能够建立和维持与另一个系统在时间上的同步。长久以来我们都知道，人类具有与年龄相当的、感知他人行为并作出相应行为的能力，这些发现为此提供了生物学机制。
还有一些研究涉及相对于他人的自我识别、该识别能力出现的时机、以及导致对自我和他人的认知过程异同的机制。
关于婴儿是否具有对偶然性关系的理解有过争论。深入一步来看，婴儿能够区分完全偶然性（perfectcontingency）和高度但非完全偶然性（Watson，1994）。完全的偶然性是自发行为的必然结果，而高度但非完全的偶然性关系是父母镜映、调谐、以及父母的总体反应性的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
别一些发现显示，在出生后头几个月，婴儿更多地趋向完全偶然性（例如自发的事件），在出生三个月后，婴儿对高度但非完全偶然性（例如其他来源的事件）更感兴趣。这些现象确实发生得很早（Bahrick和Watson，1985；Gergely和Watson，1999；Rochat和Morgan，1995；Watson，1994）。
不同的偶然性关系作为区分自我与他人的机制的重要性，本书第一版有所关注，不过新的研究成果更深入，与对早期模仿的理论扩展一道，为此命题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婴幼儿的自我/他人体验的观点，也改变了对主体间性发生时间的确定。
在老版中，大多数的篇幅用于强调婴幼儿的“自我调节他人”（self-regulating-other）的体验。我并不打算更改这个体验的核心地位，只不过，有必要引进一个更为宽泛的、自我与他人体验的系统，包括通过镜像神经元和自适应振荡器、或者其他尚未发现的机制，一个人的神经系统被另一个人的神经系统捕获这一独特但普遍的情形。在这样的时刻，定义核心自我感的不变量不会被他人完全同化，不会一扫而空，只是部分的重叠。其体验仍然具有自身的特性，并构成另外一个辨识性极高的“与他人一起”的方式，后一现象我称为“与他人的自我共鸣”（self-resonating-with-another）。
对老版的第二个更改与主体间性的发展起始有关。在此我必须订正，我在第六、七章中所说的主体间性指的是主体间自我的感觉，我使用这个术语时一直都指的是这个意思。
主要的问题是：主体间性起于何时？在第六章，我提到大致起始于出生后第九个月，伴随关注间性（interattentionality）（如用手指指示）、意向间性（interintentionality）（例如期望动机得到解读）和情感间性（interaffectivity）（例如情绪调谐和社会性参照）的发育。婴幼儿大量的模仿中显示出其他介入模式的证据，加上镜像神经元和自适应振荡器的新发现，现在我确信早期形式的主体间性几乎一出生就存在。
这代表了我在思想上的变迁，我曾同Trevarthen就从出生到九个月龄存在“初级的主体间性”、之后是“次级主体间性”（Trevarthen，1979；Trevarthen和Hubley，1978）的假设进行过争论（第六章），现在我赞同这种早期起源的观点。但是，为保留次级主体间性的特质（见第六章），我仍然把出现在九个月左右的次级主体间性简单地称为主体间性。（虽然在初级和次级主体间性之间有相当清楚的界限，不过在我们勾画出完整的框架——在哪个年龄、哪些它们出现的发育板块被包含进统一的主体间领域——之前，我们只得把它们视为暂时的术语。）
无论如何，最重要的一点是，初级主体间性从出生就开始了，同显现自我感、以及核心自我感（再配置）一样。相应地，图2.2（第46页）的发展图式也需要修正。
我们现在发现自我/他人感有以下主要的亚类：
●第一是“自我调节他人”，见于第五章，涉及对安全、依附、唤起、激活、愉悦、不愉悦、生理满足、自尊等的调节。
●第二个包括当自我通过其他介入模式——包括上文所述的“与他人的自我共鸣”——与他人联接时的不同的初级主体间性体验。
●第三是“他人在场时的自我”。这指的是有照顾者在场、但婴幼儿独自处于感知、思考、或活动情形时发生的共在状态，照顾者的物理性在场（无任何互动或心理性在场）作为一个框架环境，婴幼儿可以在其中继续保持心理性的独自一人。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个亚类是自我调节他人的一个特殊变异。
●第四个亚类，其对前三个亚类的扩展和细化程度尚不清楚，即“自我与他人”感，特别是作为家庭三角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婴儿（至少三个月大）开始形成对自我作为三角排列的一部分的预期和表征（Fivaz和Corboz，1998）。既然如此多的时间都处于二元和三角关系中，这也不令人意外，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在何种程度上，三角关系中的自我感能被视为二元关系中的自我感的平行物？这二者如何、在何时相互影响？
这些自我感组成了主要的共在方式，随着发育的进行，全都处于持续的动力性互动中，界定其分隔的边界。
“言语性自我感（senseofverbalself）（和叙事性自我）（narrativeself）”（第八章）
1985年版中，自传性的叙事能力仅仅是言语性自我的外挂，一个小角色。现在我不这样看。讲述关于你自己体验的叙事能力是一种独立的基本能力，超过并独立于从象征去组装词语、从而把你自己和你的世界诉诸语言。叙事能力的发展（三岁左右）比语言能力的发展（一岁半左右）晚得多，所必需的心智功能不同。当然，在能够进行叙事性讲述之前必须存在基础的语言能力。（不过，感知的叙事性格式可先于语言。）
现在我坚信叙事性能力的发展开启了通向全新的自我领域的道路——具体而言，考虑到以下两个方面，叙事性自我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1.告诉自己和他人的关于你的经历的故事构成了你人生的官方历史。它们形成了你的自传，从而成为处理过去的谈话治疗的基本资料——包括一分钟前的过去和童年时代的久远的过去。
2.在童年期，绝大多数的自传性叙事与他人合作完成，通常是父母或手足。父母的司空见惯的问题如“今天在学校有啥事吗？”、“你和你弟弟今天上午干了些什么？”参与构建了日常的历史，由此而来的叙事是真正的共建，父母与孩子共同协作，收集故事的片段、按顺序整理、赋予凝聚力使之成为一个故事，然后通过建立情绪的高点和赋予价值对其进行评价。其产物成为家庭共享的官方历史，以及家族传说的一部分。
新的研究结果显示，作为一种调节的形式，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共建过程与其他调节形式（如依附（attachment））类似，目前已识别出多种调节模式，每一种对叙事的内容产生不同的影响。高度非对称性是这种共建的一个重要特性。如果父母不在场，孩子就是唯一知道发生什么的人，即便如此，父母在识别讲述的故事中哪些部分缺失、或不尽其然（等等）、以及营造凝聚力方面具有更熟练的技能，双方必须协商出一个最终的版本，其与真实的既往史之间的关系总是飘忽不定（deRoten，1999；Favez，1996；Stern，1990）。
构造“发生了什么”的叙事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构造的过程带有某种实验的功能，在其中锻造叙事性自我、修订错误、增添细节、精密微调。所产生的叙事性自我会使用来自所有前文所述的其他自我感的隐含和外显的资料，它既是临床过程的目标，也是其手段。
按照上述内容，我修订了图2.2。
“临床应用”（第九、十、十一章）
本书第三部分的几章涉及第一、二部分内容的临床应用，这个主题要阐述清楚完全可以构成第二本书，事实上，《婴幼儿的人际世界》这本书原计划出两册，下册涵盖上册内容的临床应用。目前这第二本书还在酝酿之中。
对重要批评的回应
来自社会建构学家（social-constructionist）的批评
社会建构学家批评《婴幼儿的人际世界》脱离语境（decontextualized），理由是：我没有详细描述开展工作所在地的文化（西部、20世纪晚期、中上阶层、主要是白人、等等），我没有研究过假设、方法和这种地方性文化的特性（我也是这种文化的一分子）如何影响了研究结果，并最终影响由此归纳出的理论；相应地，我也只能发现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我没有通过把建立在地方性资料上的假设、方法和发现与已知的跨文化研究结果相比较来弥补这个局面；以及，我暗示了这些在非常局限的地方性文化中的发现具有普遍性、甚至是先天性，因为我并没有否认这一点（见Cushman，1991）。
大部分社会建构学家的批评我都同意，出于政治和科学考虑，都是必要和有益的。我指望着社会建构学家能够就此著书立传，在这么指望着的同时，我的内心深处要求我公平地对待付出，我将再写一本书，那么就需要有两本书了——他们的，我的。在对社会建构学家充满感激的前提下，我想澄清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相信他们走得太远，变得徒劳无益。
基本上，《婴幼儿的人际世界》所涉及的都是社会文化背景处于激活状态的过程，例如塑造人们的行为、他们的内在世界，以及他们的关系。简言之，它讲述的是婴幼儿的文化语境化（contextualizing）及心理发展过程。但是，社会建构学家看起来忽略了一个大多数发展心理学家所重视的微妙环节：从外部远距离地考察的文化、与在影响婴幼儿方面具有特定作用的文化，这二者之间存在差异。例如，我们都知道西方文化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影响诸多全球性测量指标的最强有力的变量，但它是怎样起作用的，这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信息。
就本书的重要性而言，从长远来看，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知识阶段，语境化过程（默认是由地方性因素决定）不如这个过程本身重要。文化在生命早期发挥作用、并能被婴幼儿感知，其能使用的变量并不是无限的，以下变量构成了其全套节目内容，包括面部表情、或面部表情缺乏、对视及其回避、发声或沉默、体位、物理距离、姿势、搂抱的方式、节奏、时机掌握、活动持续时间等等。不存在其他的文化语境化清单。继续类比：不同的文化可以使用同一个字母表组成不同的句子，但是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个字母表是怎样能够（而非必须）起作用的。我想到过，发现这样一个字母表——以及使用方法——被如此系统化地描述，社会建构学家应该会很高兴的。
假如我在本书开头写了明确的免责声明，比如：“决定本研究所得之结果的研究对象、方法、理论构想和基本假设将免于探讨。我假定读者都非常熟悉白人、中高产阶层、20世纪晚期的西部社会。基于我们的基本假设，本书论述的是我们的婴幼儿如何发育成为如同我们自己一般的人。显然，此处所得出的结论没有一条适用于其他文化。”（这一段我相信是对的——并且不言而喻——可能确实应该写出来以避免混淆视听。）这个声明会让社会建构学家满意吗？即便有这个声明，本书作为一种描述不可避免地会模糊强令申斥，在政治立场上仍然是大有可批评之处——所以这正是一种暗藏的政治行为？为免除这个结果，必须多少次地向读者宣布这个声明？或者必须把所有的文化差异都纳入并加以研究？如果真是这样，那会不会就变成了另外一本书，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一本书？社会建构学家的批评究竟首要地“政治正确”、过度地狭隘以及实效上的蹩脚到了何种地步？
Cushman（1991）说因为我没有注明并考察我的背景，我的发现和研究结果被暗示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但其实它们仅仅适用于我工作所处的地方性背景。他声称这种暗示导致了指向预设性（predesign）、先天性的误导和无根据的强调。
在任何有可能存在先天性倾向、或趋势、或能力、或显现的时机的地方，我都尽力在书中指示出来。这些因素就好像框架指南，在不同的（文化或其他）情境下可以构建不同的使用方式。但是Cushman误解了我对预设这个术语的宽泛意义上的使用，比如，他说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协调过程是预设的。他的论据是：其他文化中协调并不以同样的方式出现、甚至根本就没有。但是我说的预设指的是：人类具有一种感知到别人瞬时的、充满张力的动作的先天性能力，比如上文所述的镜像神经元和适应性振荡器的发现为人类感知他人动作提供了生物学机制。该能力可能具有不同的文化形式这一事实并不能削弱其先天性，仅仅提示不同文化可能如何使用它而已。很明显我是在这个意义下使用预设这个术语的，产生误解只可能是出于别的目的。
还有一个发展心理学家必须对其敏感的情境。虽然文化可能呈现在所有的人类行为中，但就婴幼儿而言，一些行为的文化表现含混不清，另一些行为的文化表现要透彻得多。与成人相比，婴幼儿对整个文化的接触也要少得多。大多数文化都被亚群体过滤和更改，再下一级是单个家庭或家族团体，最后需通过直接接触的照顾者和同伴，只有到这一步文化才进入了能对婴幼儿产生效用的直接环境。
随着生长发育，婴幼儿接触和暴露在其中的文化特征在持续变化。相应的，文化要素的特性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变量。语言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开始时副语言（paralinguistics）带有文化的特征，后来的可随意控制的声音符号也是如此。（这是我坚持区分作为音乐和作为歌词的语言的原因——并非如Cushman说的因为一个是文化而另一个不是，而是因为文化的渗透和包围在深度、广度和性质上是不同的。）
婴儿观察与精神分析的关联
从事精神分析的Green（1997）和婴儿研究的Wolff（1996）均认为婴幼儿研究与精神分析没有关联。由于Green极大地依赖Wolff的观点，他们的立场在诸多方面很相似。
首要的问题应该是：与哪个精神分析关联？对很多人来说，精神分析包罗万象。Wolff选择用精神分析早期的、传统的、大约七十五年前的弗洛伊德派的有限术语定义精神分析的范畴——包含潜意识、特别是潜意识幻想，以将潜意识意识化为目标。这个定义遗漏了现代精神分析的许多重大的关注议题，尤其是客体关系，及其对内部代表物、移情、主体间性和叙事的构造的关注——尽管这些正是婴儿观察与精神分析关联最大、帮助最多的领域。事实上，Wolff对精神分析的定义导致了关联可能性的排除。
对于什么是精神分析、什么可能对精神分析而言是重要的，Green采用不同的、但同样严苛的区划。他只采信来自严格定义的精神分析情境及其技术的资料和理念，在此限制下，婴儿观察充其量算间接与精神分析相关联，不会超过人类学的范畴，比如文化性的关联。这种最小化的立场损害了精神分析与其他所有人类知识的相关性，其结果是精神分析变成了一个严重孤立的领域，对其他科学和人文领域的兴趣与关联日渐式微。
Green取消婴儿观察对精神分析的关联还有一个依据：他坚持说精神分析的资料都是由语言、象征、叙事和意义组成，这些统统超出了婴儿的能力范围；由于需要语言作为媒介，婴儿的原始体验不可能在动作后通过延迟作用（deferredaction）被再组织。然而延迟作用却是精神分析的核心关注点之一。
该论断忽略了一个事实：婴儿已经开始积累关于其客体关系的非语言的、非象征的、隐含的知识，这些知识包含了比以前所以为的更为精细的代表物，这些代表物构成了以后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客体关系的基础，包括在移情中浮现出来的内容。
在Wolff之后，Green也宣称《婴幼儿的人际世界》一书所采用的方法在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伪科学、循环自证（circular）、充斥着指导观察的理论，即便有些拟人化和病理形态描述（参见Barratt，1996；Wilson，1996）。两位都说我有一个预设的关于婴儿体验的理论，建立在我对成人心理病理的观念之上，我选择性地认同了几个发展研究结果，以此证明我自己的设想。这种论证确实属于循环自证，只不过我没有这么做。
其实，我所做的是：我查阅了到1984年为止的所有关于发展心理学的科学文献，目的在于厘清哪些能力是科学界认为不同年龄的婴幼儿所具备的。（还记得当时关于婴幼儿的探索研究已经蓬勃发展了近二十年，然而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和其他心理治疗师对该领域并不熟悉。）为此我建立了一套客观的限制（及始动）条件为哪些是婴幼儿在构建主观体验中能够或不能做的提供推论。这是二十多年浸淫于婴幼儿心理发展的文献阅读与发表的结果——根本不是挑拣了几个研究结果去支持什么先入之见。有必要指出，本书的参考文献超过400篇，绝大多数是别人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我力图在该领域中为得出推论而设立的参数上达成一致，同时也许提供一些新的可能性。这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精神分析理论和心理病理学的考量。
这种把一个领域的成果借鉴到另一领域的方式是必要且有效的。从这一点而言，并非自圆其说，然而Green和Wolff忽视或摒除了定义这个语境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正是在这个语境中推论、结论、假设得以形成。
我工作的第二步更棘手一些：从限制性的客观中归纳出推论或假设。对于他人的主观体验的推论不可能完全避免受到推论者的经验和理念的污染，不过Wolff在对我的工作中这种不可避免的污染来源的诊断却是错误的，它不是来自于我的临床经验，而是来自我对于正常人类行为的共情性、文化适应性的理解，我从患者那里得来的知识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
在对他人主观体验的推论中，我们都受困于循环污染。这是所有理论建立的两难困境，不管是精神分析还是其他领域。问题不能避免，只能加以限制和识别。但是，如果我们在识别共同的客观限制时做到更广的兼容性而不是高度的选择性、如果我们在形成推论的过程中使用自身作为人类的体验的全部而不是任何既有理论的信条，那么我们就是最大可能地、科学地规避了循环自证。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人类主观体验的努力中，并没有多少偏颇能成漏网之鱼。
两位批评家都没有对假设形成和假设检验的标准做出决定性的区分，《婴幼儿的人际世界》是定义前者的一个尝试。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本书提出的假设是否能为现行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话语提供有趣的内容，反之亦然？对大多数人而言，答案是：是的。
本书对未来工作的指引
像本书这样的著作预示着作者自己未来的工作方向。以下是我在本书出版后的十五年间选取并深入的一些思路，有些清晰可见，有些不那么清晰。
对儿童叙事的研究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叙事性自我感是后来临床问题的关键，共建（co-constructing）过程也日益显示出其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几个同事和我启动了对儿童叙事的研究（Favez等，1994）。（由KatherineNelson（1989）组建的一个小组已经在这个方向上着手研究，分析一个两岁儿童的睡前独白。）四到六岁的儿童参与高度新颖和情绪化的标准游戏情境，每一个环节都有录像。一半的母亲通过单向玻璃观看游戏过程，另一半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游戏结束后，每个儿童和母亲立即对刚才孩子体验到的事情进行叙事重建，只需简单地汇报“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感觉”。然后我们将叙述与客观记录进行对比。我们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孩子是怎么反应的这些客观事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就这样的关于叙事重建的研究而言，没有客观参照。
最惊人的结果是重建风格的巨大差异。一些母亲主要关注事实和事件的时间顺序，甚少注意故事的中心思想和对发生的事情的情绪评价，其他母亲对中心思想和情绪评价更有兴趣，还有一些从非指导性的意义来说总体比较被动。可以想见，不管是否与实际发生的事实一致，共同叙事（co-narration）对最终叙事的形式和内容具有强大的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存在扭曲事实，共同叙事在其后数月中保持相对稳定（Favez等，1994；Favez，1996）。
每一种共同叙事风格都与共建过程中特定的动力性互动模式相关（Favez等，1994；deRoten，1999）。共建模式以调节策略的形式显现，需要整合认知、情绪和非语言行为。自传历史的共建因此可以加入到那些需要协作策略才能完成的重要动力性行为——例如依恋、自由游戏和喂食——清单之中。策略千差万别，每一种都可能导致不同的潜在的临床后果。
转而关注母亲的体验
虽然重点在婴幼儿，《婴幼儿的人际世界》完全着眼于人际和内心水平的动力性互动。对二联体（dyad）的概念化是对称的，为探索母亲外显的互动行为和心理代表物提供基本的模型。多年来，我治疗过很多母亲——单独或与孩子一道，我也观察过很多对婴幼儿的研究，最终，出于一些我尚不清楚的原因，在《婴幼儿的人际世界》一书中处于背景中的母亲们作为反思的焦点走到了前台。
这个反思最令人惊奇的结果是我意识到母亲创造了为人之母的一种新的脑力/心灵组织——该现象我称之为母性蔟集（motherhoodconstellation）。这是一种独特的、独立的、基本的心理组织形式，而不是如许多人臆测的那样是旧有情结的衍生物或新版本，也不是母亲已有的心理组织上增添的一抹亮色。由此我撰写的一本书专门探讨了这个蔟集（Stern，1995）。
三联体
除了二联体以外，婴幼儿还生活在三联、四联……之中，我相信有必要把二联体的工作扩展到至少三联体。看起来很简单，但首先必须解决一个根本问题：对于婴幼儿而言，三联体是一套三个相互关联的二联体呢，还是本身就是一个实体？Fivaz和Corboz（1998）的工作让我确信三联体自身就是一个实体。这个结论导致了一系列探索婴幼儿处理不同三联形态及其转换的能力的合作研究。我们的观察显示：三至六个月龄的婴儿就开始形成对包含自己在内的三联体形态的图式（Fivaz等，1995；Stern和Fivaz-Depeursinge，1997）。
主观体验的世界
《婴幼儿的人际世界》中一直潜伏着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婴幼儿的主观体验。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即便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任何对体验叙事的具体刻画都是不确定的、困难重重。本书采取的解决之道是假设，建立在集合客观研究结果和关于该问题的科学思潮基础上、对婴幼儿主观生活的保守的、非特异性的假设。
尽管这个工作需要极大的谨慎，我还是决定更深入一步，写了《宝贝日记》（Stern，1990）。这是一本“好玩的”书，写作于我的实验室搬迁过程中——有点像《婴幼儿的人际世界》的卡通版，主要给父母看的。不过，由于这个目的，我不能继续保持保守和非特异性。如果没有特定的事件和特定的体验，就没有故事可言，因此我编纂了事件和体验。我是在公认的客观数据的指导下进行的，但不管怎样，故事是我编的。这个想象力的练习很迷人也很有用，在探索叙事如何嵌入实际生活体验的问题上，它推动我更进了一步。究竟什么是生活体验？这些思考导致了下一个探寻线索：微分析访谈（microanalytic interview）。
微分析访谈
既然除了后续的叙述外没有别的通向主观生活体验的途径，我决定采用微分析技术的变量，从这项技术中，我们学到了那么多以秒为间隔的互动行为。以微分析技术变量为模板，我建立了微分析访谈模式，旨在以瞬时为单位描述生活体验的特质，只不过是在事件发生后的叙述中。
我在别处简要讨论过这个访谈（Stern，1995），大体上，受试者被要求描述其在数分钟或数小时前发生的事件（如小孩玩游戏）中有什么体验，自主选择一个小片段，通常不到一分钟，有明晰的开始和结束， 然后进行一到两小时的访谈，重建体验的结构组成及其发生的时间。
被试者要描述她当时的想法、感觉和做了什么，会被问到身体姿势、姿势的改变和身体的朝向。我会要求她和我一起把这个事件拍成“电影”：我是摄影师，她必须指挥我何时要换新的“取镜”（例如场景转换）、使用哪种拍摄模式（例如近景、广角）才能最好的捕捉每个片段。最重要的是，被试者要为每个元素分配时长，为整个事件勾画时间曲线。
在访谈中，我们会对同一个材料进行许多次重复，每一次会增加新素材，或修正、调整其他内容。只有当被试者觉得重建的事件达到了与实际生活体验逼真到无可复加的地步时，这个过程才能结束。
对于实际上体验到的内容和被试者认为应该是发生过的之间的差异，我们高度重视。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讲述过程中出现、但不在实际体验中的联想和记忆被排除在外。最后一点，访谈主试者对于可能发生的内容不做任何建议。
最重要的发现包括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多重事件可以同时发生。这种体验的多音调、多节奏完美协调一致，从主观上确认了心理运作的平行过程。引人入胜的是，对重述的生活体验的叙事与被试者的远远超过生活体验片段的生命关怀一致——非常类似一沙一世界。
不过，一个关键的问题依然存在：生活体验与重建的叙事之间到底能有多么一致？在精细的大脑成像技术的帮助下，这个问题可得到部分解答。至少一些特定类别的心理事件——例如肢体动作、视觉注视、或许还有记忆——的确认和发生时机是确定无误的。我的同事和我正在计划相关的研究。
探索当下
日渐增长的对婴幼儿和成人主观体验的兴趣引导我探索当下正在经历中的时刻。毕竟，生命活在当下，当下也是记忆和未来依次登台表演的临时舞台。即便事件之后的叙事也是发生在“现在”这个它们自己的当下中。
尽管这个事实显而易见，心理学从总体而言对描述和概念化当下的关注是不够的。（这个工作主要被留给了哲学，那是它的传统领地。）我已经着手写一本书，探讨当下及其对心理学、精神分析和脑神经科学的应用。波士顿的一个工作小组（我是其成员之一）已经开始研究不同类型的主观当下感在心理治疗中的特性（当下、此刻、交会的时刻），特别是它们在改变中所扮演的角色（Stern等，1998）。
我会继续微分析访谈的研究，以期能有助于刻画这个事实：就现象学而论，我们仅仅活在当下。我们对心理过程的描绘和理论必须反映这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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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婴幼儿的人际世界》最后说几句个人观点。可能对于本书最令人满意和中肯的评论是视其为把不同学术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它提出的问题的催化剂。来自同一个机构的心理治疗师和发展心理学家第一次作为工作小组走到一起；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组成跨学科的讨论小组；不同流派的心理治疗师结成联盟。能桥接相互隔离的领域、并促进丰富对方的双边交流，是本书的一个特别值得骄傲之处。
参考文献（略）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