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婴幼儿和临床婴幼儿
发展心理学对婴幼儿的研究仅限于观察,必须通过推测的跨越才能把观察到的行为与主观体验联系起来。显然,建立这种跨越的资料库越广博、完善,推测就越准确。对内在体验的研究必须源自直接观察的发现,绝大多数关于婴幼儿的新信息仍然来源于自然的、或实验的观察。不过,对婴幼儿现有能力的观察充其量只能有助于明确其主观体验的范围,要得到这个体验的全貌,我们必需从临床生活中获得洞见,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使用另一个方法。
精神分析理论在临床实践中(主要对成人)重建了另外一个“婴幼儿”。这个婴幼儿由两个人联合制造:成年后的心理障碍患者和治疗师,后者具备对婴幼儿体验的理论知识。这个重建的婴幼儿由移情中重现的记忆、以及理论指导下的阐释所组成,我称之为临床婴幼儿,以区别于观察婴幼儿,对后者的行为研究是在行为发生的当时进行的。
与发展心理学观察婴幼儿不同,对于思考婴幼儿自我感的发展,这两个途径不可或缺。临床婴幼儿赋予观察婴幼儿以主观生命,而观察婴幼儿是形成普遍理论的基础,在此之上方能推测临床婴幼儿的主观生活。
在大约十年前,这样的协作是不可想象的。在那之前,婴幼儿观察主要关注非社会性情境:如坐、握等生理性指标,或感知、认识客体的能力的出现。另一方面,临床婴幼儿一直关注主观体验的社会性世界。这两个不同主题下的婴幼儿在很长时间内各行其是,他们的共存没有问题,而协作的潜力微乎其微。
但这不再是现实。近年来,婴幼儿观察者开始探究婴幼儿如何以及何时能看到、听到、与之互动、感觉到、并且理解他人与自己。这些努力把观察婴幼儿带到了临床婴幼儿的阵线上,共同关注婴幼儿的社会性体验,包括自我感,至此,它们一面共存、一面比较和合作。
总结这两个由不同的源头派生出来的婴幼儿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它们探讨的是同一个东西?它们之间的一致性有多大、是否能够在某一个主题下合并?初看起来,两种视角似乎都关注婴幼儿的社会性体验,若确实如此,则它们应该能够相互证实、或证误对方的观点。然后,许多人认为这两个视角并非完全着眼于同样的现实,一方的概念化对另一方的发现完全绝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不存在可以比较的共同性基础,可能甚至不存在合作的可能(Kreisler和Cramer,1981;Lebovici,1983;Lichtenberg,1983;Cramer,1984;Gautier,1984)。
这两个婴幼儿视角之间的对话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影响,是本书的次级主题,首要主题是:怎样联合二者才能阐明婴幼儿自我感的发展。要实现这两个目的都需要对每一个视角进行更为充分的探讨。
临床婴幼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物。创建它的目的是给患者早期生命故事赋予意义,这个故事是在对另一个人讲述的过程浮现出来的。这正是许多治疗师所说“精神分析治疗是一个特别的编故事的方式、一种叙事”的含义(Spence,1976;Ricoeur,1977;Schafer,1981)。在讲述过程中,讲者与听者共同发现、修改了故事,历史性真实建立在被讲述的内容上、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这个观点开启了一个可能性:任何关于个人生活(尤其是早年生活)的叙事都是同等的正当。确实也存在一些关于早年生活实际状况的不同理论、或其他叙事。早年生活叙事由弗洛伊德、艾瑞克森(Erikson)、克莱因、马勒创立,即便是同样的案例资料,科胡特(Kohut)的视角会有所不同。每一个理论家都选取了体验的不同侧面作为核心,因此每个人会得出不同的患者感觉到的生活史(felt-life-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