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它既决定了男女性差异以及代际关系的构建,也同时决定了精神分析之心理病理学范畴(神经症—性倒错—精神病)的分化和区分。它不仅涉及一般经验意义上的家庭三角关系,还进一步涉及了文化在种系内部的传递。然而,其自诞生起,就引起了无数的争议。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其一指向弗洛伊德思想中的阴茎中心主义和对母亲角色的忽视,例如英国精神分析克莱因(Melaine Klein)的批评,这个争议本质上涉及父权制度和父亲在家庭中的功能;其二指向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适性。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基于精神分析的解释性特征而认为,这个情结以及其相关概念似乎可以解释所有事物,由此便具有了一种普适性,因而在实证性方面不可证伪,精神分析因此不能被放入科学阵营①。而英国人类学家马林努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却发现:澳洲部落中,家庭教育的主体是舅舅而非父亲,父亲因此被免除了压抑的功能。因此,俄狄浦斯情结不具有普遍性②。
俄狄浦斯情结是在弗洛伊德之后,由于一直缺少一个人物来在一个清晰框架之内正面回应这些争议,精神分析的临床和理论慢慢滑向两种趋势:一是单纯停留在一个经验层面上,只谈论一些局部的、可观察的前俄狄浦斯期和俄狄浦斯期;二是绕过俄狄浦斯情结,将理论重心放到一些例如防御机制这样的操作性概念上。这些趋势使得精神分析逐渐被简化为经验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或一个变异的行为疗法,而丧失了其自被发明起就具有的原创性和挑战性。正是为了回应这些争议,也为了防止精神分析的平庸倾向,拉康借“回到弗洛伊德”之口号,试图在结构的基础上重新给俄狄浦斯情结奠基。这个任务贯穿了其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也促成了精神分析史上的一次范式性转向:从经验到结构。
本文并不打算就这一转向做一个专门的概念史研究③,而意图更多在澄清这一转向之基本方向的基础上指出其在当代经验领域所导致的一些困难和限制,此外也试图借此为其他结构可能性之引入指明一条初步的形式化道路。由此,本文借助了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小说《意中人》,其奇特的情节既能让我们在经验平面上理解两性在俄狄浦斯情结面前的不对称性,也能在一个传递的意义上回溯此情结得以建立的人类学基础及其形式化可能性。
无意识几乎就是他们的“意识”。对精神分析家而言,因作家被赋予的创作特权,文学天然就是无意识敞开的领域,对文本的分析和对个案的分析具有同等的效果。尤其在今天精神分析职业伦理越来越规范的环境下,文学更加显得不可缺少。当然,也存在很多质疑,它们主要指向精神分析对文本的过度解读:其一,因文学作品无法多次取证,文本分析由此总是不完整的,片面的。但是,如果就文本自身而言,无论作品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总是完成的,重要的是如何解读这个完成性。其二,文学作品更多受制于作家的文学抱负或者外部现实环境,精神分析仅仅就合乎其胃口的材料而言增加了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这个批评主要基于一个现实主义的立场。然而,对精神分析而言,内部的问题就是外部的问题,个人的精神世界和外部的现实世界实际上共享一个符号秩序,否则,我们如何才能理解在我们精神之外存在着一个“世界”?
这一工作就自然涉及精神分析在文学评论中的有效性问题。自精神分析诞生起,文学就几乎是其天然盟友,如茨威格之与弗洛伊德,乔伊斯之与拉康。对文学家而言,精神分析所揭示的一、男性或者女性?
《意中人》(The well—loved,或译为“心爱的”)④是托马斯•哈代的众多小说中最晦涩的一篇。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892 年发表的,还有一个是后来在1897 年部分修改的版本。哈代本人认为:这部小说不同于他的其他有较多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而带有更多的主观的和想象的特性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