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介绍
以聚焦为取向的疗法脱胎于一位叫尤金·简德林的奥地利-美国哲学家同时也是心理治疗师所从事的工作。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里,简德林和卡尔·罗杰斯是亲密的同事,而且卡尔·罗杰斯也公开承认简德林在那段时间里对于自己的一些想法有着重要的影响。[2]
简德林有着哲学的教育背景,所以在他的出版物当中有一半是属于这个领域的。而且他最核心的哲学理论使得他和心理治疗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该理论就是我们如何迅速地并且鲜活地去感悟和我们自身体验相关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早已被我们习惯性地用于表达和拓宽我们的这种自身感悟和体验;并且在这些感悟和体验中存在着大量丰富的、鲜活的、错综复杂的无法通过清晰的思维和确切的词语来表达的东西。当然,词语和观念经常使得我们自身的感悟和体验变得十分苍白。就目前而言这种论断还是十分真实的,就象在诗集当中的一些词语能够集中体现并升华我们的感悟和体验,事实上基于这些词语,我们可以使得自身的感受和经验得以更为深入和明晰,而且也更容易和他人进行交流。
当1953年简德林还是一名哲学博士生的时候,他已被卡尔·罗杰斯和他的同事们所从事的工作深深地吸引,为此他加入了芝加哥大学的心里咨询中心和罗杰斯的团队一起工作。当时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过程如下:帮助人们完全自主地参与到他们自身的感受和体验中来并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途径来表达和抽象化我们的这种感受和体验。正是简德林的哲学教育背景使他意识到我们可以通过许多种不同的方法来明确地表达我们的这种感受和体验。这个世界并不是现成的,它早就被我们非常巧妙地归纳成各种不同的客观范畴。这个世界是如何被我们抽象成各种抽象范畴则取决于大量的文化因素以及人类自身依此所创造的意象。这个观点和罗杰斯的如何鼓励人们通过自身去看待外界的客观事物而不仅仅是试图使得咨客们的体验和感受与我们现存的心理学理论相一致的观点是相同的。
在那个时期罗杰斯正致力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心理治疗这个过程,心理治疗是一个运动发展的过程:从不变性到可变性,从一个严格的结构到一个灵活的结构,从一个停滞的过程到一个前进的过程(罗杰斯,1958/61)。[3]这个时期罗杰斯重点强调“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所应该具备的核心条件”的必要性和充分性:特别是接纳、体谅(共情)和一致性(真诚)(罗杰斯 1957)[4]。但是,罗杰斯倾向于将这些条件视作某个条件的多个方面。在美国心理治疗师学会的一次演讲[5]中他曾说道:“我相信能够通过一个词来描述这些心理治疗师所应具备的条件…完全地接纳咨客的自我感受和体验。”在这之后他有如下的评述:我相对地认为在我的著作中过多强调了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所应该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一致性(真诚),无条件的正向关怀以及体谅(共情))也许从这三个条件衍生出来的才是心理治疗真正的最重要的因素——当自我变得清晰,特别是在当下的时候。[6]
罗杰斯的观点被假定为:当咨客能够感受到他能够被治疗师完全的接受,那么这个时候咨客们将会和他们的身体感受和体验进行交流。在心理治疗早期阶段的一个特征是:咨客们谈论着客观的世界,却从不和他们的自身感受和体验进行交流。以下是罗杰斯的一段描述(1958/61)[7]:
咨客解析自身感受和体验所应该采用的方法就是抛开以往的体验和感受,去找到当下自己最真实的身体感受和体验。只有当我们自身固有的习气有所松动,并且能够更加自由地去表达我们当下的感受的时候,心里治疗的过程才能得以继续进行下去。“在心理治疗的一开始有这样一种趋势:咨客意识到体验包含了当下最直观的感受…
这种“当下最直观的感受”简德林之后将其称之为“对身体当下感受的再体悟”。罗杰斯给出了以下的阐述:
例如:我只是不理解那一点,我正试图去抓住那令人感到恐怖的究竟是什么。”
例如:当咨客正在谈论一些客观事件时,突然她的脸色变地十分痛苦和扭曲。心理治疗师问道:“是什么——究竟是什么给你这么大的打击?”咨客回答道:“我不知道(她叫了起来)。我肯定是太接近某些我并不愿意提及的事情,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例如:现在我有一种呆滞的感觉。为什么现在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感觉就象自己正吊在什么东西上,而且我正在失去一些其他的东西,我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说:“还有什么是我不得不放弃的?”
就这样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末期,来自于罗杰斯团队的理论是:当咨客被他们的心理治疗师完全接受的时候,咨客们能够逐渐地更能专注于来自身体的感受,而不再 “执着于念头”,因此他们也就更能创造性的去解决自己的难题。如果在心理治疗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心理治疗师那包容一切的态度的话,那么来自一些经验的成果令人感到困惑。罗杰斯工作团队中的两个成员Kirtner和Cartwright所得到的结果暗示了我们可以经常地从心理治疗的前几个疗程中就可以预测哪些咨客将会在心里治疗的过程中取得成功。这看起来尽管心理治疗师的本身条件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更多的是依赖于咨客个人的人格(Kirtner和 Cartwright 1958a)[8],而且也取决于咨客们是如何看待他们自身个体和感受之间的关系。(Kirtner和Cartwright 1958b)[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