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也会做坏事:有限道德视角下的不道德行为*
王 芃 王忠军 李松锴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9)
无意识的道德偏差。有限道德弥补了理性道德模型在不道德行为解释力上的缺陷。该视角下的不道德行为主要包括:内隐偏见、内群体互惠、沽名钓誉、利益冲突和漠视未来。关于有限道德存有4 种理论解释:自利性动机、双重自我、道德褪色和框架效应。未来有关道德决策和不道德行为的研究, 需要延伸到有限理性与无意识层面。
摘要 有限道德是指个体在道德判断中固有的局限性, 表现在人们外在行为与内在道德观的悖离, 它导致关键词 不道德行为; 理性道德模型; 有限道德; 内群体互惠; 双重自我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不道德行为(unethical behavior)是指违背人们所广泛接受的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Kaptein, 2008;Kish-Gephart, Harrison, & Treviño, 2010)。近年来,以网络热词为代表的各种商业丑闻、官员腐败、政商合谋、暗箱操作、产品伤害事件屡见媒体, 如“地沟油”、“三氯氰胺”、“表哥”、“房叔”、“小悦悦”等, 引发公众对社会道德和公民素质的激烈争议与拷问。在组织中, 不道德行为逐渐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高科技化和团队化的特点, 其高发性和普遍性不仅给组织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也严重破坏企业信誉和品牌形象。
即便存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约束, 为什么个体、群体、组织屡屡做出违背普遍伦理的行为?如何减少甚至消除此类行为?这些皆属亟需解决的问题。研究不道德行为的原因机制和应对措施, 渐已成为不同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共同关注的热点。人们把不道德行为归因于道德失范、监管不力、法制缺陷等, 因此在完善制度、加强监管的同时, 道德建设与约束也是减少不道德行为极其重要的举措。比如高校加大了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企业制定了相关措施预防公司员工的道德败坏行为,行业协会也加强了从业者的自律与道德训练。
关系” (guanxi)行为, 因其滋生腐败和损害公平而被视作非道德(Chen, C. C.,& Chen, X. P., 2009; Fan, 2002), 但当人们自己处于关系圈内时似乎丝毫未觉“关系”行为有何不妥。显然, 这些是更深层的隐性道德问题, 规范的理性道德模型是难以有效解释的, 通过理性的道德约束也很难控制此类行为。本文引入有限道德的视角, 以解释人们无意识的非道德行为。未来对不道德行为的研究, 需要关注有限理性和无意识层面。
然而, 这些措施主要针对显性的不道德行为,现实中一些不道德行为是人们在无意识中做出的,很多品行端正的人, 也会不知不觉地做出坏事(Bazerman, Chugh, & Banaji, 2005; Bazerman,Loewenstein, & Moore, 2002; Bersoff, 1999)。例如在缺乏审计独立性时, 审计工作的客观性会受到影响, 审计员会无意识地做出有偏的审计决策,美国安然公司破产事件即为经典案例(Bazermanet al., 2002; Moore, Tetlock, Tanlu, & Bazerman,2006); 中国社会盛行的“2 不道德行为研究的理论转向
2.1 理性道德模型
理性道德模型假设个体在道德决策过程中是绝对理性的, 不道德行为是个体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有意而为。理性道德模型是一个广泛的理论框架, 在解释不道德行为的发生机制上, 存在多种理论取向(Kish-Gephart et al., 2010; Maheshwari& Ganesh, 2004)。
儿童道德发展阶段理论、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皆认为, 个体的道德发展水平和阶段存在差异。在面临道德困境时, 高道德发展水平的人比低道德发展水平的人, 更可能做出道德的决策。个体在不断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内在道德标准和道德信念,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外在道德行为。除道德认知水平外, 其他的个体因素也与不道德行为相关。例如外控型人格比内控型人格更可能导致不道德行为(Forte, 2005); 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比低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产生更多的不道德行为(Hegarty & Sims, 1979)。
第一, 烂苹果理论(bad apples)。此理论取向强调个体因素是影响不道德行为的主要变量。皮亚杰的第二, 坏染缸理论(bad barrels)。该理论取向重视环境因素在引发不道德行为中的作用。Milgram 服从实验、Zimbardo 监狱模拟实验说明,外界情境可以致使个体做出不道德行为(电击他人和虐待犯人)。环境线索对于不道德行为的催化剂作用在组织中也有所显现。例如道德氛围(ethical climate)反映的是员工对于组织中作为期望标准的某种形式的道德推理和行为的共同知觉(Martin & Cullen, 2006), 与不道德行为显著相关(Kish-Gephart et al., 2010), 处于工具性的道德氛围中的员工较之于处于关爱、制度化、规则化和自主的道德氛围中的员工, 更可能产生不道德行为(Wimbush & Shepared, 1994); 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与员工的不道德行为具有相关(Kish-Gephart et al., 2010), 良好正向的组织文化可以减少组织内部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第三, 个人—情境交互模型。Treviño (1986)提出个人-情境交互模型, 认为道德决策是建立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之上, 同时受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当个体面临道德困境时, 决定其是否会产生不道德行为的原因, 除了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以及其他个体因素(如自我强度、场依存性、控制点)之外, 还受到情境因素(如工作背景、组织文化、工作性质)的影响。个人-情境交互模型融合了“烂苹果”和“坏染缸”理论, 是一个较为系统的解释模型。
第四, 问题权变理论。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是Jones (1991)所提出的问题权变模型, 它把道德问题本身作为影响道德决策和行为的权变因素。道德决策随具体道德问题而变, 问题的道德强度(moral intensity)不同, 则个体的道德判断亦不同。其中, 道德强度意指道德问题的紧迫程度, 包括6 个维度:结果大小(magnitude of consequence),社会一致性(social consensus), 效应可能性(probability of effect), 时间即时性(temporalimmediacy), 亲密性(proximity) 和效应集中性(concentration of effect)。通过引入权变思想, 不道德行为的解释模型趋于完善。
2.2 有限道德模型
情绪化(谢熹瑶, 罗跃嘉, 2009; Haidt, 2001; Reynolds, 2006;Sonenshein, 2007)。因此, 研究者开始把视角从理性转向有限理性。
理性道德模型在解释有意的不道德行为上已较为完善, 然而现实中还有许多现象是其难以有效加以解释的, 如“好心办错事”、“事后后悔”、“无心之过”、“恬不知耻”“不知者无罪”等。有研究者指出, 很多不道德行为和决策其实是缺乏理性和深思熟虑的, 偏向直觉化、自动化和Simon (1956)认为, 人的理性介于完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 受到情境与人们计算能量的制约,并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随后Kahneman 和Tverksy 继承了Simon 的观点, 从行为决策的角度提出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 认为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和可利用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 在识别和发现问题时, 易受知觉偏差的影响,从而在运用信息的过程中, 会以系统的方式偏离最佳决策和理性(Kahneman & Tverksy, 1979)。根据有限理性和预期理论, 在面临道德冲突和决策时, 个体的理性同样会以系统的方式受到限制,产生“道德盲点”, 表现出无意识的道德判断与决策上的偏差。
在充分吸收Simon 和Kahneman 的理论思想的基础上, Chugh, Bazeman 和Banaji (2005)系统地提出有限道德的概念, 认为有限道德是有限理性在道德判断与决策领域的迁移, 并将有限道德(bounded ethicality)定义为一种系统的和可预测的心理过程:它导致人们做出与自身的道德准则相违的不道德行为(Banaji, Bazerman, & Chugh,2003; Banaji & Bhaskar, 2000)。Chugh 等人(2005)认为在判断和决策过程中, 意识扮演的可能只是一个次要角色, 大多数思维、感觉和动机都是处于无意识模式下。因此, 很多不道德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无意的不道德” (unintended unethicality)(Tenbrunsel & Smith-Crowe, 2008)。根据有限道德的观点, 个体外显行为与内在道德信念之间存在断层, 在无意识情境下, 道德认知退变为次要因素, 个体实际表现出来的行为并非他所想的那样道德(Tenbrunsel, Diekmann, Wade-Benzoni, &Bazerman, 2010)。国内学者茅宁和陈银飞(2012)扩展了有限道德的内涵, 认为有限道德是指伦理决策的有限性, 不局限于预测或评价自身的行为上, 还涉及到对他人行为进行伦理判断和评价,并指出变化视盲、结果偏差和确定效应是有限道德的3 种表现(陈银飞, 茅宁, 2011)。目前理性道德框架下的不道德行为研究已较为丰富, 未来研究需要转向有限道德。
3 有限道德视角下的不道德行为表现
有限道德视角下不道德行为的基本特点在于行为主体的无意识性, 个体在从事这些行为的过程中并未觉知其道德性, 但实际上该行为既损害了他人利益也背离了自身道德标准。无意识的不道德行为多种多样, 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主要有:内隐偏见、内群体互惠、沽名钓誉、利益冲突和漠视未来(陈银飞, 茅宁, 2009; Banaji et al.,2003; Bazerman, 2011; Bazerman & Banaji, 2004;Tenbrunsel et al., 2010)。
3.1 内隐偏见(implicit discrimination)
个体在决策中通常会存在性别、年龄、种族和文化等偏见, 但个体无法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偏见的存在, 即内隐偏见(Chugh et al., 2005)。具体而言, 内隐偏见指对特定群体的无意识偏见, 源自内隐态度, 与外显态度有着明显的区别。外显态度是通过深思熟虑的认知而发展的信念和看法,是信息加工的有意控制过程, 而内隐态度则是对经验自动反应的心理表征, 无须意识努力。内隐态度常常以细微的方式影响人们的判断、决策和行为。由于内隐偏见是对特定社会群体和消极评价间的自动认知联系(Fazio, Jackson, & Dunton,1995), 那么持有内隐偏见的人在受到环境中刺激线索的驱动之后, 会无意识地对相应的社会群体产生消极的评价和认知, 并在行为中反映出来。例如Green 等(2007)对医生群体内隐偏见的研究发现, 无意识的种族偏见影响医生对于黑人患者的医疗决策; McConnell 和Leibold (2001)发现内隐态度能很好地预测人们对待不同群体的非言语行为, 相比对白人主试, 对黑人内隐偏见高的被试显示出了对黑人主试更消极的非言语行为; 内隐联想测验(IAT)的结果也发现某白人男性对于白人/好与黑人/坏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对于白人/坏与黑人/好的反应时, 尽管他却一再宣称自己是无偏的,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给了白人更多的机会(Bazerman & Moore, 2008)。不同文化环境和被试群体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内隐偏见的普遍性。虽然表面上我们存在着好意, 但是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和老年歧视者(Fiske,2004)。
3.2 内群体互惠(ingroup favoritism)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 个体通过社会分类, 对自己所属的群体产生认同, 过分热衷于自己的群体, 往往将有利的资源分配给内群体人员(张莹瑞,佐斌, 2006)。当人们对他们所处的内群体有强烈的认同, 且他们的自尊与群体的价值相联系时,他们就会帮助自己的群体成员, 有时候甚至会贬低其他的群体(Dasgupta, 2004)。内群体互惠是指由于社会认同的作用, 人们会无意识倾向于帮助内群体人员。划分内外群体的标准通常是人口统计学因素, 人口统计学(如种族、性别、地域等)与己相似的人则被自动归为内群体(Verkuyten,2007; Mohr & Larsen 1998); 也有研究者直接按照某种标准把被试划分到不同的组别中, 相同组别内的被试属于内群体人员(Tajfel, Billig, Bundy, &Flament, 1971)。事实上, 当我们认为理所应当去帮助自己的朋友、老乡或者亲戚时, 其实已经构成对那些外群体成员的歧视, 导致资源分配产生实质性的不公, 因此从群际层面考虑内群体互惠本质上也是非道德的。它与内隐偏见的不同之处在于, 前者强调偏爱内群体, 后者则侧重于歧视外群体。关于内群体互惠的研究, 虽然发现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偏好逆转和害群之马效应(black sheep effect) (Khan & Lambert, 1998), 但是已经证实内群体偏好是普遍存在的(Verkuyten,2007; Nakashima, Isobe, & Ura, 2008) 。例如,Verkuyten (2007)对不同种族的儿童的研究表明,被试对内群体的评估比对外群体的评估更加积极;Mohr 和Larsen (1998)对澳大利亚足球比赛中裁判的内群体互惠的研究发现, 本地球队比外地球队得到了更多的任意球判罚; 在组织中, 内群体互惠效应依然存在, 当面临同等合格的两个工作候选人时, 被试更倾向于选择内群体成员(Lewis &Sherman, 2003)。人们的内群体偏好程度越强, 则为内群体分配更多的资源(Oishi & Yoshida,2002)。当基于个人无意识主观偏好而非客观标准的决策倾向导致资源分配不公时, 内群体互惠已经成为不道德行为。
3.3 沽名钓誉(overclaiming credit)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合作者以百分比来评估自己对于其合作成果的贡献, 百分比之和往往超过百分之一百。沽名钓誉即指合作双方倾向于高估自己对集体成功的贡献, 同时贬低他人的努力成分(Banaji et al., 2003)。研究者认为, 自我注意聚焦和自我记忆提取的简易性, 造成了人们对于自身贡献的积极幻觉, 即人们倾向于关注自己的贡献而忽视他人的贡献, 同时人们也更容易回忆自身而非他人的贡献(Caruso, Epley, & Bazerman,2006a)。沽名钓誉的另一根源在于自利性归因偏差, 这种归因偏差使得人们以偏颇的态度来解释事件的成因, 对于集体的成功, 倾向于认为自己有更大的功劳, 而对于集体的失败, 则倾向于认为自己承担很小的责任(Miller & Ross, 1975)。沽名钓誉现象在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得到证实(Brawley, 1984; Forsyth & Schlenker, 1977; Ross &Sicoly, 1979)。一项经典的研究是Ross 和Sicoly(1979)关于夫妻各自评估自己和对方承担家庭事务中的贡献大小的研究, 研究发现夫妻双方高估了各自的贡献, 认为自己承担了更多的家务。由于沽名钓誉, 人们难以客观评估合作者的贡献,这可能影响后续合作行为。组织中沽名钓誉现象主要表现在绩效评估中, 组员对自己和他人的绩效判断可能会存在差异, 认为自己的绩效优于其他组员, 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的绩效排序在后50%的行列,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团体凝聚力。由于人们时常处于“当局者迷”的状态中, 易于居功自傲, 自认合乎事实, 实际上却夸大了个人努力, 贬低了他人成就。积极地思考其他组员的观点, 采取他人的视角, 可能是减少这些无意识的沽名钓誉现象的一个有效手段(Caruso et al.,2006a; Caruso, Epley, & Bazerman, 2006b)。
3.4 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
医生道德沦丧的原因大多在于医药不分家,以药补医, 经纪人在股市萧条时会仍然建议客户大量持有股票, 审判独立性要求法官回避审判与法官有利益关联的人。现实生活中利益关联现象普遍存在并且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决策。尽管人们试图保持客观, 当存在个人利益卷入时, 人们的决策和判断便会受到影响, 常常未能意识到自身所面临的利益冲突, 从而导致不道德行为(Mooreet al., 2006; Thagard, 2007)。简言之, 欲望与潜在利益瓜葛会影响人们解释信息的方式, 其行为决策的结果往往导致相关利益者蒙受损失。有关利益冲突的实证研究以审计师判断与决策行为研究为代表。Bazerman 等(2002)进行的公司价值评估实验发现, 扮演不同角色的审计人员(买者和卖者), 根据相同信息对公司客观价值的评估是不同的, 扮演卖方审计人员的估计值要显著高于扮演买方审计人员的估计值。Moore, Tanlu和Bazerman (2010)的另一项研究发现, 假如审计师所审计的公司同时也是雇佣他的公司, 而非第三方, 那么该审计师更可能认为该公司的潜在问题账务符合GAAP (公认会计原则)的要求。当缺乏审计独立性时, 审计人员的判断极有可能受到个人利益冲突的影响。虽然利益冲突不太可能导致有意的不道德行为, 但它有可能不知不觉地扭曲我们的判断。诸多文献都已揭示审计人员具有审计偏差(Bazerman, Moore, Tetlock, & Tanlu,2006; Moore et al., 2006, 2010), 即便公开和严格的审计规则都无法消除审计中的自利性偏差, 只有消除产生自利性偏差的刺激才能够有效的减少审计人员的无意识偏差, 即减少审计师与客户之间的利益关联。例如美国的Sarbanes-oxley 法案就禁止审计公司提供给他们所审计的企业相关的咨询服务。Bazerman 等(2002)的建议是:要想做到真正的审计独立, 消除审计人员的利益冲突,首先必须确保咨询和税务服务完全独立, 其次,审计人员必须拥有固定的合约, 在合约期内企业不得终止审计师的服务, 所有的账务和合约细节都必须具体化并且不可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