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武们胜利了吗?
10月24日,当卫生部长陈竺逐字逐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精神卫生法》草案说明的时候，这个问题依然存疑。
根据新华社报道，草案的宗旨中包括了三个“确保”，其中一个便是“确保无需住院治疗的公民不因程序、制度缺失而被强制收治”。
草案内容包括了与“强制收治”相关的各个环节，如送诊、诊断、住院治疗、复诊和鉴定、监督和评估等。
其严格设置上述条件的意义就在于，力求避免“公民合法权益因鉴定和治疗措施滥用而遭受侵害”。
但一个疑问是，目前披露的草案涉及收治主体的内容并不详细。此次由卫生部牵头的草案，是否能规范其他系统的收治流程还不得而知。
记者了解到，作为收治主体的精神病院由于历史原因，分为隶属卫生系统、民政系统、公安系统三类。其中，收治徐武等部分上访者的精神病医院就隶属公安系统，该系统下的所有医院统一称为“安康医院”。
长期关注精神病人权益的律师黄雪涛告诉记者，从6月公布的征求意见稿看，精神卫生法对安康医院并不完全适用。
“安康医院是个比较特殊的地方，那儿有的病人适用刑诉法，而非精神卫生法。”黄雪涛说。
他不知道，这个模糊地带在新的草案里是否已经得到充分考虑和解决。
何为安康医院？
在中国20个省市，总共运转着24家安康医院。
它们隶属市公安局或省公安厅，直接对口其中的监所管理部门，该部门同时管理安康与看守所。
它们不与外界接触，鲜为社会所知，即使在公安内部，多数人也对其所知甚少。
采访中，精神病领域工作50年的医生、专职精神病人权益保护的律师、精研犯罪精神病学的教授，都对安康医院的运转了解很少，仅能凭少数案例，对安康稍作判断。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教授孙学礼告诉记者，他工作中，遇过上访“被入院”案例。但对安康医院的错误诊断，受害者常常维权无门。
他认为，安康医院作为一种管制工具，无疑有其存在价值和重要作用，但在一些程序上急需改进。
“如果只是由公安把人送到自己的精神病院鉴定，相当于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无锡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刘锡伟说。
资料显示，1987年，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机关第一次精神病管治工作会议”，提出将所有承担强制医疗任务的精神病院，统称为“安康医院”，区别于普通的精神病院。
与安康相对应的，是卫生系统、民政系统旗下的精神病院。这些医院没有强制医疗功能，病人主要依家属意愿入院，也承担短期性的救助、遣返功能。
公安系统为什么要对精神病人进行强行收治呢？
1988年1月，公安部以部门文件的形式第一次规定了“强制收治”的标准。一份名为《全国公安机关第一次精神病管治工作会议纪要》显示，公安机关管理的精神病管治院收治对象包括五种，如“严重扰乱党政军机关办公秩序和企事业单位生产、工作秩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和“影响社会安定”等。
自此，中国现有精神疾病收治体系逐渐形成。根据主管部门不同，分为三大不同职能体系。卫生系统分管精神卫生中心，承担精神病患者的救治；民政部门管康定医院，负责服役期间患精神疾病的复员、退伍军人的治疗，以及收治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和抚养人的精神疾患；公安部门分管安康医院，强制收治触犯刑律的精神病犯人。
按照划分，拥有强制医疗、长期限制人身自由职能的精神病院，仅剩公安系统的安康医院。
同时，面对运营资金来源缺乏的困境，卫生、民政系统精神病院逐渐对社会开放，通过自主经营实现盈亏平衡。
如无锡，卫生和民政旗下的精神病院，便合并成无锡精神卫生中心，资金来源既有市财政拨款、两个部门的拨款，也有经营所得。
与此同步，则是一些国有企业内部，逐渐形成自己精神病院。
随着1990年代公安系统改革，少数大型央企拥有对所属公安分局一定的财权、人事权，使得企业的公安分局与精神病院隶属同一个地方管辖，实质上拥有强制医疗职能，形成“类安康医院”。
如收治“武钢精神病人”徐武的医院，便为武钢下属精神病院，将徐武送入医院的公安，也属于武汉市公安局武钢分局。
新草案能否阳光普照？
隶属公安的架构，使得安康医院近年越来越多承担了维稳的职责。
徐武被收治的原因就主要源自上访。与他的路径同出一辙的案例比比皆是，2007年2月，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村民王某，到北京上访，被当地公安局抓回，关入省安康医院。2009年7月，上访两年多的沈阳人李某，声称要把案情上网，被劳教一年，期满后又被关入当地安康医院。
访民频频“入院”的原因之一，与全国性法律难产，各地法规“林立”，公安部文件与各地法规内容冲突，地方公安系统及安康医院执行中程序不完善都有关联。
1985年，《精神卫生法》立法启动，至2011年6月方公布草案。至今，中国仅北京、上海、武汉、杭州等6个城市，有精神卫生条例。
在没有精神卫生条例的地区，收治精神病人，常以当地治安管理条例为依据。以李某所在的沈阳为例。1996年1月4日公布施行的《沈阳市收治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办法》第四条规定，该市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收治疗，为五种“危害社会治安”行为。
其中便包括“以暴力行为严重扰乱党政军机关办公秩序和企事业单位生产、工作秩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其他严重影响社会治安或者威胁他人人身安全行为”。
李某入院前，正是以“扰乱教学秩序”之名被劳教一年。
其实，2010年5月26日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上，公安部监所管理局特别强调了安康医院的收治对象及收治法定程序。该局表示，“强制医疗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强制措施，是由我国《刑法》作出规定的。”
会议指出，决定进行强制医疗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第一，被强制医疗人员已发生了触犯刑法的行为，涉嫌犯罪；第二，被强制医疗人员是经法定鉴定程序，确认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该人虽然是精神病人，但没有发生触犯刑法的行为，公安机关不得对其采取任何限制自由的措施，包括强制医疗措施。
即便《精神卫生法》提交审议，法律缺位的障碍扫除，黄雪涛依然不太乐观。“在安康医院，是公安自行决定（是否强制治疗）的，而不是法院和个人。”他认为，只要架构不改变，新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就不可能“阳光普照”。
管理架构之失？
据记者了解，精神病人往往并非由家属而是由公安直接送治安康医院，甚至家属探望都难以想见。
接近上海公安局监管处人士透露，安康医院的工作人员部分为公安正规编制，“职业上更接近警察，而不是医生，也不归卫生系统管”。
该医院的运营资金主要来源财政拨款，共有强制戒毒、治疗性病、精神病部门三个部门，其中精神病部门不接受社会人员送治。
以精神病名义被收治在上海安康医院的“犯人”，不被收取住院费用。如公安提出精神鉴定要求，为免费；如犯人或家属提出鉴定，每次收费3000元。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犯人入院时，一般可以由家属签字授权、或办案公安的行政决定文件。
但无论哪种情况，出院均由院方（即公安系统）决定。
在精神卫生领域工作50年的无锡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刘锡伟对本报记者指出，这种做法，相当于公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
“既然是公安送人去安康，安康又隶属公安，病与非病、何时出院，都由公安说了算，没有第三方监督力量。”刘锡伟说。刘锡伟认为，应当建立社会的中立精神卫生中心，进出都比较自由，医生的诊断也能坚持独立立场，才能保障精神病人权益。
但是，精神病院“安康医院化”的趋势似乎仍在加强。
2004年9月，有关部门下发通知，要求没有安康医院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尽快建立安康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教授孙学礼告诉记者，他工作中，也遇过上访“被入院”案例。其中，安康医院的错误诊断，常常因其归属公安系统，使得受害者维权困难。
前文所述的王某，便处于如此境遇。
王某告诉本报记者，她最终被释放，是基于停止上访的承诺，“我一共被关押842天。在此期间我倍受精神打击和肉体残害，现在我的身体垮了，头晕脑胀、夜不能寐、精神恍惚，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人大有人在，绝大多数都是上访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