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作为人类欲望与规则的俄狄浦情结
第一节 列维-斯特劳斯与结构的乱伦禁忌
结构人类学家的列维-斯特劳斯以结构语言学为基础对亲属关系作了结构性解释,他是从乱伦禁忌的结构性解释来研究亲属关系的,因此,乱伦禁忌就成为与俄狄浦斯相联系的结点。列维-斯特劳斯对乱伦禁忌所提出的结构性解释与结构性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与论点是一致的。他在他的结构人类学中将乱伦禁忌作为人类的普遍的规则及文化与自然的区别的最小限度的条件。
列维—斯特劳斯之所以从结构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的亲属关系,是为了从超越历史的维度寻找一个共时性的人类发展的不变的规则。这一点从他对结构这一概念定义可以看出来[1],“所谓‘结构’是要素和要素间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在一个系列的变形过程中保持着不变的特性”。列维—斯特劳斯是从三个方面关注结构这一概念的[2],第一,这定义把要素本身和要素之间的关系放在同一平面,换言之,即“从某种观点来看似乎是形式的东西,从别种观点来看则表现为内容,而似乎是内容的东西也可以表现为形式”。他抛弃了那种通常把内容和形式截然分开的观点;第二,他强调“不变”这种概念很重要,即“其他一切都在变化的时候也仍有不变的东西”;第三,他关注似乎和“不变”的概念截然相反的“变形(变换)”概念的重要性,即指“结构的特性在于其均衡状态发生某种变化时,将变形为另一种体系,这种体系即为变形”。结构就是这种“通过变形保持不变的特性”的、带有自相矛盾性质的某种事物。
在对结构分析的感受性上,他把画家狄奥勒(1471—1528)比较了各种脸型五官比例变化而画的草图看作是直观的结构主义的意义重大的先例。人脸几乎是一个人一个样,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多样性,但在要素之间的关系上又都一直是一样的,这一事实是体现“结构”的最生动和典型的例子[3]。
列维-斯特劳斯对结构的关注,是与结构语言学的影响密切相关的。他所采取研究人类学的结构的方法,主要来自结构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思想。在结构语言学中,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心是“音声学”,其焦点集中于同样的词语也因人因时而发出不同的音这一语音的现实多样性上。对此,索绪尔主张:不是将作为现象的音、而是将起到区别意义作用的音的单位即“音素”及其形成的体系的研究置于语言学中心。也就是对音素来说,只有音的“不同”是重要的,而后从这一规定中导出了索绪尔的“差异体系语言”的观点[4]。影响结构主义的基本问题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表述的思想[5]:“符号的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是都是以集体习惯,或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原则。”索绪尔强调了词并不指向实在的对象本身,词义是由符号之间的排列或者形状的差异所决定的。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的核心内容是表述了全部语言都是这样的符号差异系统。
但是对列维-斯特劳斯以结构的方法进行人类学研究影响最深的是音位学派的重要代表雅克布森(Jakolson)[6]。他于1939年初,在美国与雅克布森的相遇,接触到了结构语言学有关的思想。
雅克布森赞同索绪尔的观点,即音素不反映什么说话者的心理状态,而是对听话者的听取能力有作用,且机能是在无意识的过程中被实现的这一观点。列维—斯特劳斯也试图在这个框架下寻找人类社会的结构性的组织原则。他在给雅克布森在“1942-1943在自由高等研究院”开的讲座中的序文中表述[7]:“同其他一切社会制度一样,正是承认了语言活动可预见在无意识的层次起作用的心理机能,人们才能超越现象的连续性,一般地表达到脱离说话主体、思考主体意识的‘组织原理’的不连续性。”
像在作为现象的音的多样性的基础上发现音素及“辨别特性”体系一样,在社会制度及文化的深处也必须研究其“组织原理”即明确却又无意识的秩序。 雅克布森(Jakolson)确认了经常被引用并获得广泛承认的索绪尔所定的“音素”的性质。即“音素首先是对立的、相对的、消极的实体”。但是雅克布森主张音素应该是可以分解成更小的单位[8]。从1938年到1939年,雅克布森的研究的深化在于,搞清了对这样的音素的“辨别特性”的分析对于子音也是可能的。雅各布森在《语言的基本原理》中解释语音的区别性特征为:“语言分析逐步把复杂的言语单位切分到具有一定意义的最终成分即词素,再把这些微小的意义载体分解到它们的最终成分,可以区分词素。这些成分就叫做区别性特征。每一个区别性特征都是一个对立的两项中的一项,这种对立有特殊的区别特性,和所有其他对立的特性都不相同。”[9]
音位的区别性特征具有二元对立的性质,雅各布森将所有的子音都根据一定的“辨别特性”的有无这一二元关系而被体系化。列维-斯特劳斯探讨组成原始部落亲属关系的普遍规则的论述中,采纳了音位的区别性特征所具有的二元对立的性质。基于结构语言学的意义,他将亲属关系看成是一种语法结构。20世纪40
年代至50年代的一系列考察,列维-斯特劳斯形成了以《亲属的基本结构》为核心的结构主义人类学[10]。
作为语音的“声音”结构鲜明的音韵论,雅克布森在《关于音与意的六章》的《音韵论的诞生》一章中,强调的“人说话是为了有人倾听”
、“人努力要让人倾听,是为了得到理解”
的语言的这种目的论的存在[11]。在雅克布森这一“教导”的启示下,列维-斯特劳斯将作为主题设定了的亲属关系论与结构语言学作系统地结合的工作[12],且列维-斯特劳斯于1947年完成了《亲属的基本结构》(1949年刊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13],他否认了摩根在进化论体系中,把生物学事实当作人类的认识的结果来看的观点;同时也否认了马林诺夫斯基等把由父、母、子女形成生物学上的家庭作为亲属关系论基础的立场。在比较早期的研究中所写的1945年的论文《语言学与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中他写道[14],
亲属名称形成体系,自路易斯.H.摩根以来就清楚地得以认识了。与此相反,这些体系是干什么用的,我们依然一无所知。由于误解了作为出发点的这一状况,亲属名称结构分析的大部分完全陷于同一词语的反复。它们证明了一些不言自明的东西,而将未知的东西却原样放在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