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滅族屠殺？古今有別嗎？
「保持沉默的人似乎是在贊同。」
──摘自駐西南非德軍司令馮．特羅塔將軍（von Trotha）於一九○五年致德國首相馮．比洛（von Bu+..low）的一封信
「滅族屠殺」（genocide）這個用語是一九四四年新創的，於一九四八年由聯合國定為國際罪行（Lemkin 1944, L. Kuper 1981, 210-14）。「族裔淨化」（ethnic cleansing）這個用語的歷史更短，是在一九九○年代初的南斯拉夫戰爭期間開始通行，於一九九三年由聯合國宣告為危害人類的罪行（Teitel 1996, 81）。兩個用語雖然有別，意義上卻有相當多的重疊之處。就實際行動而言，現代的族裔淨化事件導致死亡人數之多，往往已經符合聯合國所謂滅族屠殺的定義，也就是，企圖將「國家的、族裔文化的、種族的、宗教的群體整個或部分」消滅（Fein 1990, 1; Freeman 1995, 209）。諾曼．奈馬克（Norman Naimark）曾經記述二十世紀歐洲發生的這種慘劇（包括一九一五年在安那托利亞發生的亞美尼亞人被滅族屠殺），證實有些事件一開始是政府發動的族裔淨化，卻迅速演變成以蓄意謀殺、虐待、饑饉、疾病為手段的大屠殺。例如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東歐許多地區的德國人被逐，大約一千一百五十萬德國人被「清除」出去，其中有超過二百五十萬人喪命。多數的驅逐行動與死亡事件是在二戰的最後一年發生，但是也有五十萬人以上是在戰後死亡，其中又以從波蘭和捷克驅逐的人最多（Naimark 2001, 14, 110-38, 187）。
滅族屠殺和族裔淨化都不是到了二十世紀才發生的。一八三八年間，美國東南部的切若基族印第安人被驅逐，雖然美國政府當時沒有設定目標要消滅這一族，結果造成的死亡人數的確可以算是一次滅族屠殺。經歷艱苦行程與疾病折磨而到達目的地（即現今的奧克拉荷馬州）的人，在當地安頓下來，算是沒有再被騷擾了。按近期的人口統計學估算，走上這條「流淚之路」的一萬六千切若基族人，20％死在路上。如果把剛定居在那段時間因病死亡的人數算上，可能將近50％。按我們現在的界定標準，切若基族的折損確實達到滅族屠殺的程度。
「滅族屠殺」和「族裔淨化」已經漸漸成為差不多的意思，都用於指政治上的強勢群體（也就是在一個政治實體之內自稱代表大多數人民者）試圖除掉他們視為敵人的族裔或種族的極端實例。「族裔」的定義其實很不明確。例如納粹認定猶太人的族裔是以其遺傳為依據，也就是所謂的種族，並不是按宗教信仰定義的。波士尼亞的穆斯林、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信奉天主教的克羅埃西亞人，互相視對方為另一個族裔或種族，並不只是當作不同宗教信仰的群體而已。一九一五年間鄂圖曼帝國當局鎖定亞美尼亞人為清除目標，也不是基於宗教信仰，而是把亞美尼亞人當作一個民族，認為他們是一群文化相同、遺傳相近、一心要在安那托利亞中心建立一個敵對國家的人。這些迫害行動都沒有強調宗教皈依或祈禱方式的問題（Browning 1992a; Glenny 1993; Suny 1993）。二十世紀末發生的最嚴重的滅族屠殺，乃盧安達的胡圖族於一九九四年屠殺圖西族人，這也是完全與宗教信仰無關的案例。但是如果要說圖西族與當權的胡圖族屬於不同族裔，根本難以成立。因為兩族人通婚已有四百年歷史，不但使用同一種語言，也信奉相同的宗教。傑哈．普魯尼埃（Gerard Prunier）認為他們應該算是分屬社會學者韋伯（Max Weber）所說的不同「地位群體」，不算是不同的族裔群體（1997）。即便如此，世人都覺得胡圖人與圖西人是不同族裔的，許多胡圖人與圖西人也這麼認為。如此認定會強化一種印象：滅族屠殺是族裔淨化行為的最極端。由於現代滅族屠殺與族裔淨化的事件觸目驚心，或許也由於聯合國重視這類事件，一般普遍認為這乃是政治性集體屠殺最常用的一種方式。
目前雖然通行這樣的解讀，我們卻不可認為集體殺害與驅逐都只是對付族裔上的異己者才使用的手段。自古以來的集體屠殺目標可能根據宗教信仰、意識形態、經濟階級而鎖定，甚至只憑居住的地區而決定。假如宗教信仰的考量在二十世紀的事件中似乎是次要的，假如宗教信仰在歐洲人到美洲和澳洲擴張勢力時似乎是次要的，以往並不是一向如此；就算在二十世紀，某些族群遭受集體驅逐與殺害也不僅僅是以族裔和國籍為理由。
猶太人於一四九二年被西班牙以宗教信仰為由而驅逐，不同於面臨希特勒滅族屠殺的猶太人的是，他們只要改奉天主教就可以免於被逐的命運。西班牙的這次「淨化」是宗教性質的，而非特別針對族裔，至少國王斐迪南（Ferdinand）與王后伊薩貝拉（Isabella）是這麼認定的，而他們下這個驅逐令乃是迫於天主教教會的宗教法庭施壓。居住在西班牙的八萬猶太人，大約有半數在一四九二年間逃離，留下來的大多改奉了天主教。從將要下驅逐令之前到一五三○年左右的這近四十年中，大約有兩千名改奉天主教的猶太人被處死，但大多數皈依者漸漸融入了西班牙天主教社會。這次事件的動機與其他相似事件的一樣複雜，改奉天主教的猶太人繼續受迫害也表明，有些宗教法庭審判官根本是反猶太人的，動機其實不是純粹宗教上的，而是「族裔」上的。不過西班牙的國王與王后都聲明，他們不以迫害猶太人為目的，而且已經設法保護改奉天主教的猶太人了（Kamen 1998, 16-27, 56-60）。
四百多年後發生的、血腥程度遠遠有過之的滅族屠殺迫害，也沒有具體指明有族裔性，即使蘇聯統治者史達林在一九二○年代末至三○年代初執行的，造成大約八百萬所謂的「富農」及其家屬被殺死，或在極嚴酷的條件下被送入死亡勞改營，只因為他們被界定為反社會主義的經濟階級。另外有數以百萬計的人隨後在一九三○年代晚期遭到殺害或被關入勞改營──往往在營中因過勞或飢寒交迫而死，原因是被貼上反共產主義的標籤，或被指為共產主義路線錯誤──是托洛斯基派、布哈林派等等（Courtois et al. 1999, 146-202）。正因為有這種政策，聯合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決議滅族屠殺違法的時候，蘇聯極力阻撓西方強國提出的條款，把基於意識形態或階級地位而進行的集體迫害排除在滅族屠殺涵蓋的項目之外（L. Kuper 1981, 138-50）。
我們再退回九個世紀以前，看看另一個未藉族裔文化的、宗教信仰的、意識形態的理由施加的迫害，而只是一個單純基於地區政治考量而發生的事件。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自立為英格蘭國王三年後，於一○六九年下令清除約克郡（Yorkshire）所有百姓，藉此卸除這個地區的盎格魯撒克遜貴族抵抗諾曼人征服的力量。確實的死亡人數是多少，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有系統地毀掉村莊和農作物、兇殺遍行、難民逃往約克郡四周的山裡──隨即淪落為山區蘇格蘭部落的奴隸或餓死，都使人口嚴重折損。二十年後，約克郡部分地區遷入了來自英格蘭其他地方的移民，由掌控可耕地的諾曼貴族治理，人口密度卻只有鄰郡的五分之一（Kapelle 1979, 118-90）。這是純粹政治地理因素導致的集體驅逐，因為比較順從征服者的那些地區的盎格魯撒克遜百姓並沒有遭到這種處置，與諾曼統治階級配合的那些盎格魯撒克遜貴族也漸漸融入了統治階級。
我們可以把這些事例都定為政治性的集體殺害與驅逐，因為，不論用什麼方式區隔目標群體，其目的都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說，某個群體被認定為對當權者構成了威脅，所以必須予以消滅。這類行動各有其不同的理由與動機，但宗旨都是同一個。
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蘇聯與其在東歐的政治盟友都認為，他們所控制的區域之內的德國人口構成了長遠的威脅，恐怕他們會像一九三八、三九年以至後來那樣，再度坐大成為強勢的德國而與美國聯合來索取東邊的領土。蘇聯與東歐的斯拉夫帝國都認為，納粹曾經犯下的罪行就是向所有德國人報復的充足理由（Naimark 2001, 108-10）。一九九○年代南斯拉夫戰爭期間的波士尼亞，十一世紀遭受威廉肆虐的約克郡，雖然是拿祖傳擁有權或一報還一報為理由，大體上都是為了領土控制權（Glenny 2000, 626-49）。西班牙宗教法庭和王室認定猶太教徒是在慫恿改奉天主教的人反悔，所以會危害西班牙變成徹底天主教社會的計畫（Kamen 1998, 20）。被扣上托洛斯基派帽子的人，加上富農、「破壞份子」（也就是史達林厭惡的黨內盟友），以及各式各樣不受歡迎的人，都被當作威脅史達林統治與目標的意識形態阻礙。他們的存在被用為史達林經濟政策失敗的藉口，必須把他們除掉才能建立起史達林式的社會主義（Lih 1995）。美國喬治亞州和鄰近各州的切若基印第安人被驅逐，是因為白種殖民者要他們的土地。切若基人並不構成直接的政治威脅，他們的土地卻是白種人垂涎的，讓他們留在原地就使奪佔土地變得很麻煩了（R. Davis 1979, 129-47）。圖西人被看成威脅胡圖統治階級政治權勢的力量（Prunier 1997, 192-212）。亞美尼亞人被當作可能使土耳其人的穆斯林鄂圖曼帝國滅亡產生威脅（Adanir 2001, 71-81）。而希特勒，把猶太人視為玷污世界的人種，是威脅德國亞利安種族純正性的疾病，而且是一股企圖推翻他的政府而使德國衰亡的世界性陰謀。希特勒要保持亞利安種族純正已經走火入魔，他有計畫地殺害同性戀者、智能障礙者、吉普賽人都是證據。但是這些都還不到非斬盡殺絕的地步，因為只有猶太人是危害他的「種族」的最險惡敵人（Burleigh & Wippermann 1991）。希特勒的看法、史達林的看法，或其他犯下滅族屠殺罪的人的看法究竟有幾分正確，其實根本不重要。指定的受害者都被當作政治上的威脅，或起碼也是當權者遂願之路上的重大阻礙。必須用某種方法把他們除掉，當權者才能完成其目標。
我們因而有兩個必須解答的重要問題。第一個是：什麼背景條件導致集體謀殺或集體驅逐？這類滅族屠殺式的政策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顯而易見，原因當然不止一個。從上述的幾個實例看來，意識形態的、社會的環境條件都有很大差異。征服者威廉、喬治亞州州長朗普金（Wilson Lumpkin，曾極力鼓吹將切若基人趕走）、希特勒除了有志一同要除掉威脅自己利益的份子之外，各有很不一樣的動機。威廉沒有種族上或族裔文化上的偏見，只是想順利掌握統治權。配合其要求的盎格魯撒克遜的貴族可以被納入他的統治菁英階級，農民則是供他役使與課稅的，只要不威脅到他的統治權，不必把他們除掉。至於他們是屬於哪個族裔，是無關緊要的。朗普金州長卻瞧不起切若基族人，而且說所有的印地安原住民都是「不信上帝的蠻族」。不過印第安人在他眼中可厭的成分多於構成威脅，他只想把他們趕得遠遠的，到那些他認為白種美國公民不會感興趣的地方。他甚至口口聲聲說，這是為了切若基族人著想，以免他們陷入與一個「優越」種族競爭的困境（Lumpkin 1969, 1:57, 2:150）。至於希特勒，猶太人在他眼中不只可厭，而
且是可怕的疾病。他於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與納粹黨衛軍（Schutzstaffel，簡稱ＳＳ）的頭子辛姆勒（Heinrich Himmler）共進晚餐的時候說：「發現猶太人病毒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了不起的革命。我們如今從事的戰役，和巴斯德（Louis Pasteur）與科赫（Robert Koch）上個世紀發動的戰爭是同一類型。有多少疾病是從猶太病毒來的啊！」（Hitler〔1941-43〕1973, 332）。史達林又有另一套進行集體謀殺的理由，那是把馬列主義做了特別解讀而產生的意識形態，認為消滅階級敵人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必要部分，凡是他認為妨礙他達成目標的阻力，都是階級敵人（Tucker 1990）。
作│編│譯者: 薛絢◎譯 Daniel Chirot,Clark McCauley
ISBN: 9789867416803
開數: 21*15
頁數: 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