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根据三年前的一个真实的督导案例写成的。女孩潜意识里的强迫性重复的力量影响了咨询师,导致咨询师连续犯了两次“错误”。通过这两次“错误”,在督导的帮助下,咨询师理解了女孩的内心世界,并在咨询关系中采取了措施来改变女孩“遗忘他人、并被他人遗忘”的命运。咨询师的错误,是反移情的行为表达。我们可以看到,在精神分析中,反移情是如何用来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的。
超越命运
曾奇峰
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性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现代的心理学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性格,是由他童年期的家庭关系决定的。或者说,是父母对孩子的方式和态度,造就了孩子的性格,这一性格具有很大的稳定性,会对孩子的一生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命运说起来多少有一点神秘主义的色彩。它好像是造物主算计人类的一个诡计:你一生是什么样子,早就被计划好了,不管你做出多大努力,都改变不了这个计划。从这个角度看一个人的奋斗,就显得十分可笑甚至可悲。
但是,就像性格不是不可以改变一样,一个人的命运也是可以改变的。仔细思考命运,会发现它也并非那么神秘。如果我们充分地了解自己的性格,那我们的命运也可以是另一样子。这里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看看一位被童年经历或者命运限定的女孩是怎样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改变自己的性格和命运的。
也没有什么大的人际冲突,好多年来,阿晶甚至没有跟人红过一次脸,更不用说吵架了。准确地说,阿晶的人际关系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她几乎没有人际关系。例如,她的宿舍里共有六位女生。开始的时候大家相互都不认识,都是奉行“等距离外交”的政策,时间不长,另外五个女生就扎成了堆,她却成了孤家寡人,就像是被筛子筛出去了一样。经常的情景是,那五个女生一起出去上自习、逛街、看电影,她就一个人在宿舍里。她们也不是有意拒绝她,而是忘记了、忽略了,她成了寝室里的可有可无的人,有也不嫌多,没有也不嫌少。
曾经有一个男同学追求阿晶。阿晶心里是很高兴的,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无动于衷,这样的内外的反差,让别人难受,让她自己更难受。更难受的是她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这种待人接物的方式。那个男生后来对自己的哥儿们说,我把网上能够查到的追女孩的技术都用了,结果我的感觉是,我一个人在舞台聚光灯下表演,她却在台下的黑暗里不动声色地看着,就像我在自娱自乐一样。在男孩失望而去之后,这话传到了阿晶那里,然后她真的在校园树林的黑暗中呆了一晚上,不过再没有一个男孩自娱自乐的表演可看,而是她一个人自己看自己流泪。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到大三的上学期,连这样的日子似乎也过不下去了。越来越严重的身体不适让阿晶简直觉得生不如死;全身没有一处是舒服的,特别是经常性的彻夜失眠,把她折磨得形销骨立。同学和辅导员看她越来越没精神,就问她怎么啦,她总是故作轻松地回答说,没什么。别人也就不好问得太多了。
既然是生不如死,那也要找一个好点的死法。跟那位在网上查找追女孩的技术的男孩一样,阿晶也在网上查找了自杀的方法。从数以百计的方法中,轻易就锁定了两种,而这两种之中选择哪一种,却让她有点犹豫。就在这个时候,校心理咨询中心的韦老师针对大学生作了一次心理健康方面的演讲,这次演讲至少是临时地中断了她的结束自己生命的计划,她心里想的是,心理咨询老师或许知道更好的死法。
韦老师年龄三十出头,已经在学校心理咨询领域工作了近十年,有很好的专业训练背景。大学的心理咨询老师不实行坐班制,所以她只有在有学生预约时才到中心上班。第一次跟阿晶谈话之后,韦老师判断这女孩处在严重的心理危机之中。于是和阿晶约定,每周见面谈一次,而且让阿晶保证,在整个咨询期间绝不做任何有意伤害自己的事情。阿晶答应了。
在后来的四次咨询中,阿晶谈到了她的童年经历。
阿晶的爸爸是一家工厂的技术员,妈妈是机关干部。两人从小学一年级就是同班同学,一直同学到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又在某边远县的同一个公社。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两人又考到了同一所大学,只是专业不同而已。阿晶说,她爸爸妈妈那样好的夫妻关系,即使在小说和电影里都看不到。阿晶不到一岁,就经常被送到外公外婆家寄养,每周被父母接回自己的家两、三次。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阿晶上小学。所以在七岁之前,阿晶对谁是自己的父母有一些混淆,她觉得外公外婆家才是自己的家,父母家是别人的家,有时候她还不太愿意跟父母回家。
上学以后,学习任务越来越重,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也越来越多。阿晶是一个能够很自觉地学习的孩子,根本不用父母督促,一个人坐在那里就可以把作业好好地做完。做完了作业,也就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了。所以家里在晚上日复一日重复的场景是,父母忙家务、看电视、交谈,女儿在做作业或者睡觉。阿晶回忆说,爸妈的关系真的很好,好得像是一个人,容不得任何人进入到他们之间,包括他们的女儿。看到他们那么亲密、默契的样子,我的感觉是,我就像是他们之间的第三者,这个家没有我一样地很完整,或者说会更加完整;对于他们,我像是空气一样的存在;对于我,他们也像是空气。夸张地说,我只要不杀人放火或者拆房子,他们就不会注意到我。
韦老师在听阿晶说话的时候注意到,阿晶把父母反复地称为“他们”,显得在“他们”和“她”自己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隔离带。而且,韦老师的另一个更为强烈的感觉是,在自己和阿晶之间也有一个隔离带:阿晶就那样一字一句地说着,仿佛对着墙壁说话,也好像是她的咨询老师“像空气一样的存在”。遗憾的是,韦老师没有及时地抓住之一感觉。
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第五次咨询。预约的时间是一个星期二的上午九点,但是,就在前一天,另一所大学的心理咨询同行打电话来,要韦老师去他们学校做一次临时安排的演讲,时间也是星期二上午。韦老师全然忘了跟阿晶的预约,就答应了。第二天的演讲结束后,她才想起来跟阿晶的预约,但已经太晚了。当天下午,怀着极大的内疚,她打电话到阿晶宿舍表示歉意,并提出再约一个时间,阿晶的反应很平淡,说约就约吧。于是下一次的咨询就定在了两天之后的那个下午。
治疗师,具有很丰富的临床经验。韦老师在咨询中遇到什么问题,就会去找他。韦老师跟孙医生约了一个见面时间。
更不可思议的是,到了那天下午,韦老师又一次忘记了跟阿晶的预约时间。直到在家里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她才突然记起这件事情来。她想,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错误,而这回竟然在一个人身上犯两次同样的错误,肯定有什么东西在起作用,但我却不知道。这饭是没法吃下去了,放下筷子,去用冷水洗了洗脸,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就去打电话。这次电话不是打给阿晶的,而是打给她的指导老师孙医生的。孙医生是一位私人开业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