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38年春天，除了这位伟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圈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战争要升级了。3月，纳粹吞并了奥地利，让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他们称之为“犹太伪科学”——面临巨大风险。那时，弗洛伊德已经82岁，他身患绝症，却绝不恐慌。五年前，当纳粹在德国公开焚烧他的书时，他轻率地宣称：“我们有何长进？如果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烧死；现在，他们满足于烧毁我的书。”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弗洛伊德如此确信他不需要担心？
部分原因是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声称自己不参与政治，显然他没有意识到政治可能依然会坚持对他下手。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纳粹主义以及两者之间的一切给他留下的印象仅仅是一场喧闹的杂耍，是不同个人内心生活的外在表现。他只是致力于理清恋母情结、死亡驱动力和其他零碎的东西，有些事情还是可以挽回的。因此，这位老人一直坚守在维也纳，这座城市是他一生中除了头三年以外的所有时间里生活的地方，他坚信事情最终会好起来的。
1939年，身着制服的安东·索尔瓦尔德（Anton Sauerwald）被纳粹指派勒索弗洛伊德的资产。他起初表现得像一个典型的反犹太主义者，但后来却在促成弗洛伊德离开的过程中发挥了令人惊讶的作用。
当然，纳粹并非如他所想，这本惊心动魄的书，就像任何抢劫电影一样扣人心弦，讲述了一个“救援队”如何在为时已晚之前将弗洛伊德从危险中解救出来的故事。其中包括弗洛伊德忠实的女儿安娜、他的第一位传记作家欧内斯特·琼斯和玛丽·波拿巴，波拿巴仅是一位开拓性的女性精神分析学家，而且最有用的是，她还是希腊和丹麦的公主。
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私人医生马克斯·舒尔（Max Schur），他肩负着照顾一个身患颌骨癌的人的任务，甚至连他心爱的狗都对腐烂的恶臭望而却步。所有这些，这个忠诚的团队设法获得了弗洛伊德及其大家庭乘坐东方快车前往巴黎和伦敦的许可。
玛丽·波拿巴和威廉·布利特在巴黎迎接弗洛伊德，护送他下火车。在波拿巴家待了一天后，弗洛伊德夫妇继续前往伦敦。
英国适合弗洛伊德。
他年轻时曾到访，并坚称，尽管“雨、雾、醉和保守”，但他很乐意永久住在那里。美国可能是一个更安全的赌注，但弗洛伊德的职业生涯对此并不客气。
1938年7月28日，这家人从巴克莱银行以4000英镑的抵押贷款在汉普斯特德的马雷斯菲尔德花园 20号购买了一套房子。此时，弗洛伊德病得无法工作，尽管他确实感到足够强大，可以请伦纳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过来喝茶。
马克斯·舒尔在伦敦与弗洛伊德会面。这位医生曾向他的著名病人承诺，他最终不会让他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为了兑现这一承诺，他于1939年9月23日给弗洛伊德注射了吗啡。
一年多后，他去世了。
安德鲁·纳戈尔斯基（Andrew Nagorski）在惊悚片中加入了真正恐怖的音符。在争取自由之前不久，弗洛伊德的两个孩子安娜和马丁受到盖世太保的审问。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要求舒尔服用一种致命的巴比妥酸盐，以防发生酷刑。
此外，弗洛伊德的四个姐姐留在奥地利；三人在特雷布林卡死亡，第四人饿死。在这本出色的书的结尾，我们仍然在思考弗洛伊德自己，他的工作是如何面对人类生活中的不愉快现实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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