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歐洲與北美的後佛洛伊德發展
對衝突的概念化,界定了在佛洛伊德之後的精神分析理論。在英國而後來延展到美國,兩條由佛洛伊德的工作分歧出的路線,發生了衝突:自我心理學與客體關係。這是精神分析中一場豐富的理論衝突,在世界各地激發了許多影響深遠的未來發展。
三、 A. 衝突在發展中的角色:發展缺陷與精神病
「衝突相對於創傷」的爭論,藉由一種結構缺陷的模式而擴大了。在此,病因學的假說不是由驅力激發的衝突,而是在於已被弱化的自我(由創傷環境的影響或是先天體質所引起)。相關的詞彙如「基本錯誤」 (Balint, 1968) ,「早期人格疾患」與「結構的自我混亂」 (Fürstenau, 1977) 。缺陷假說的支持者,立基於童年早期具有因果關係的嚴重創傷事件的假設(其中有些不是非常明顯,甚至更常是因為照顧者在回應、涵容、與承受之缺陷而引起的)主張在精神病發病之後,創傷便接續了缺陷的功能。這意味,受制於創傷事件的病人,他們是情境的受害者,他們本身沒有足夠能力可以影響這些過程。治療於是主要是朝向替代方案與精神教育的影響。
相對於發展衝突的概念,其他想法則認為精神病過程乃由精神內衝突所引起。基本的內在兩難困境,遠超乎精神官能症的衝突,發生在兩股互斥的勢力之中,導致了分裂過程、去象徵化以及僵化的行為。在許多這樣的案例中,童年早期的創傷會被提到 (Kapfhammer 2012a, 2012b) 。衝突模式並不將創傷本身視做精神病的病因,而是將精神病性的功能視為過程的結果。在這過程中,精神裝置使用過多分裂機制,為在創傷之後威脅到生存的內在不相容性試圖找到解方。因此,能主動地形塑症狀發展的可能性,是病人透過精神分析治療過程,與透過沉浸在這過程中,發生一種共享的語言與現實,協助了對之前無法思考的事物的再象徵化與整合。
精神分析是起於心智衝突的一種理論,是人類狀態中恆常的與共通的一個面向,以及精神發展的一種燃料。被認為是一個主要目標在於發掘與消除潛意識衝突的學 門,隨著時間過去,這個核心概念被視為理所當然,而在精神分析方面來說變得毫無疑問,到了一種不需要任何新的定義的程度。隨著對精神世界探索的增深,與隨之而來對潛意識心智生活了解的新方法的發展,在精神動力中衝突的角色已被縮減:雖然衝突仍被視為精神分析的主要關注,焦點已轉移到斟酌各種理論、臨床模式的其他議題。起自於 Hartmann 的無衝突的自我裝置的意見之導論 (Hartmann, 1939) ,對衝突的角色的觀點有重要改變之後,大約二十世紀中葉,精神分析理論與技術的焦點,便擴展到衝突理論之外。對衝突在精神病理學了解與施行分析治療中的次要角色,影響最劇的是,變得更加聚焦於發展的前衝突階段與帶來改變的關係因子。
然而,如此的重點轉移並未以同樣的方式去影響到所有的精神分析學派。如果我們以某程度上較為概要與簡略的方式推論,許多精神分析理論與臨床的模式圍繞著四個主要議題而發展(驅力、自我、自體、與客體關係),我們可以描繪出在每一個議題中衝突所扮演的角色。從驅力的角度來說,個體以驅策變遷的角度來審視,形塑了被包埋於行動、意識與潛意識幻想中的欲求,這些欲求經常被經驗為不可接受與危險的。因此,精神生活經常被視為是圍繞著衝突與衝突的解決方案所組織的,並且以焦慮、罪惡、羞恥、抑制、症狀形成,以及病理的性格特質為主要表現。焦點落於欲求與驅策,以及對抗它們的防衛。
以自我的角度來看,個體反映的是適應的能力、對現實感的能力與防衛的能力。發展上,適應、現實感和防衛的能力隨著時間的推進而發展,是驅力-衝突的動力之結果。以自體經驗的角度來看,個體反映的是持續的主觀經驗,特別是人我界線、自體與他人的區別、分離感、自尊、整體/片段、連續/不連續的程度。在此,衝突在組織精神結構上並不重要。以客體關係的角度來看,個體反映的是孩童期經驗的內在意象,客體則被視作是在任何新經驗中發揮作用的。在這些取向中,衝突關切的是,主體的精神內在間、精神結構間,以及人際間的世界。
對於衝突相對於缺陷的效度爭議,在二十世紀末期的數十年間仍然延燒著。這些爭議的源頭,可以回溯到 Hartmann 對於自我的自主性與無衝突區域的概念的一種特別的詮釋。面對衝突理論的爭議,Blum (1985) 和Murray (1995) 認為,在發展過程中,自我使用防衛機制,作為有力量的、具有保護的、與適應的工具,來回應外在、內在、真實或想像的危險。過度的使用防衛,會傷害到非防衛性的人格功能,於是防衛會阻礙了人格的發展,導致自我的限縮與病態化。然而,無論是否有創傷相關的經驗,發展依然會進行。對於佛洛伊德認為,自我可以在創傷的外在條件下進行適應之陳述,在當代可被重述為特定的自我裡的內在系統衝突。衝突發生在防衛與非防衛功能之間 (Papiasvili, 1995) ,透過精神分析的方法來,掃描、發現和分析,從前性器期到伊底帕斯期,及伊底帕斯後期的相關精神內在的衝突。在多年臨床與理論知識的逐漸積累下,在所有個案中的所有發展階段,都被觀察到是臨在和運作的。自我內部自體表徵的病態,也各式各樣地參與其中。Axel Hoffer (1985) 在自體保護的衝突之概念中,描述了環繞缺陷為中心的一種特殊的衝突活動。這個概念描繪了為了隱藏「有缺陷的自我」的努力,以及經常伴隨著強烈需求而發展的特定精神內在衝突。「羞恥和自我蔑視的感覺不僅與感知到的『缺陷』本身有關,而且與絕望的、經常是報復性的努力來獲得補償有關…」 (Hoffer, 1985, p. 773)。
許多不同取向的當代理論家,以多重視角來看待發展和精神病理學,包括衝突和缺陷。一些理論傾向著重於缺陷,例如自體心理學關注因父母不足的同理所導致的自體缺陷,因此除了詮釋衝突之外,也把分析師的共感理解,視作治療行動的核心 (Kohut, 1984) 。另外像是關係及人際學派,把關注的焦點從內在的缺陷與衝突 (Auchincloss and Samberg, 2012) ,轉移至強調在更廣大文化中和他人的關係如何形塑個人的內在世界 (Ingram, 1985)。
最近美國精神分析學會出版物《精神分析的術語和概念》 (Auchincloss & Samberg, 2012) 的編輯群,反思當代精神分析觀點越來越重視與衝突有關的發展議題。
在發展中,衝突是來自於應對一系列可預測的、發展階段特定的潛意識威脅,即所謂的內部危險情況。在正常的早期發展中,前伊底帕斯的衝突發生在兒童和他/她的環境之間,相斥的願望和情感之間,以及超我前驅物和驅力之間。在前伊底帕斯的衝突,對孩子的威脅是,失去所愛的客體,以及失去所愛客體對自己的愛之幻想的危險。伊底帕斯的衝突,則更為複雜,展現孩子面對三人客體關係的能力,以及自我的成熟與發展的其他面向。在伊底帕斯期,對孩子的威脅包含了被傷害之幻想的危險(閹割情結)。隨後,通過內化與認同的歷程,最初與父母控制有關的禁律力量,已成為孩子自己心中的力量。這樣的歷程在超我形成的過程中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一個發展的里程碑,通過解決伊底帕斯情結來達成。在這個階段,對孩子的威脅是,超我的內部譴責。雖然一些衝突會隨著發展而得到解決,但有一些衝突則終生持續存在,形成不同程度的精神病理。
衝突的展現會隨著發展程度、精神病理以及文化因素而異。兒童精神分析師也描述了正常的、可預期的發展衝突,這些衝突通常是短暫的 (Tyson & Tyson, 1990) 。這些是存在孩童內部規範階段特定的成熟力量的衝突,使得兒童與他/她的環境發生衝突。當把外部的要求內化完成時,這種特定的發展衝突將會消失,同時進一步邁向結構化與性格形成(同上, pp. 42-43)。
三、 B. 自我心理學的觀點
在精神分析的各種模式中,較重視衝突的是著重自我和驅力角色的古典模式和自我心理學。當代自我心理學的傳承者更加重視衝突,因此被稱為當代衝突理論。當代衝突理論家背離佛洛伊德的結構理論,以便專注於驅力衍生物、焦慮、防禦和超我壓力之間的妥協形成。妥協是衝突的結果,如同衝突一般,妥協無所不在,因為心靈的每個部分都被視為圍繞著妥協形成的結構:即圍繞著衝突。對於當代衝突理論家來 說,心智發展更被視為一系列的妥協形成,而不是傳統佛洛伊德的三重結構(原我、自我、超我)。精神分析療癒的目的,是幫助個案理解自己的潛意識衝突,並對於自己如何根據童年的潛意識恐懼來防衛驅力衍生物,能有所洞察。分析師的任務是結構一個分析情境,來促進潛意識衝突和防衛以盡可能明確的方式浮現,並將這種潛意識材料詮釋給個案,以幫助他獲得更具適應的妥協形成 (Abend 2005, 2007; Arlow 1963;Brenner 1982, 2002; Druck et al 2011; Ellman et al 1998)。
自我心理學最初與 Anna Freud、Heinz Hartmann 以及 Ernst Kris、David Rapaport、 Erik Erikson 和 Rudolf Lowenstein 關係密切。其他許多人也有重要貢獻,影響後來的理論與技術。他們包含了 R. Waelder、O. Fenichel、E. Jacobson、M. Mahler、H.Nunberg、J. Arlow、C. Brenner、L. Rangell、H. Blum 及其他。Jacob Arlow (1987) 總結了自我心理學家對衝突堅定不移的興趣,在解釋 Anna Freud、Ernst Kris (1950) 及 Heinz Hartmannn (1939) ,他寫道:「精神分析或許可以被定義為從衝突的角度看人性」 (p. 70)。在他對自我心理學和當代結構理論的評論中,Blum (1998) 觀察到自我心理學是「結構理論的誤稱,因此不存在字面上、封裝的『自我心理學』…」 (Blum, 1998, p. 31)。自我心理學,反對原我心理學,強調注意精神表面,其為更深層潛意識衝突的衍生和指引。這與對前意識,以及對幻想、夢、和屏幕記憶等之外顯內容的重新關注有關。詮釋被認為是一個序列性的歷程。從表面到深層的詮釋順序,以及「詮釋內容前先詮釋防衛」,強調個案在溝通上阻抗的成分,在二戰後時期提出了延長時間的增量分析。理論植基於結構理論,從原我、自我和超我之間衝突的角度來思考精神裝置,自我在另外兩個基本結構和現實之間進行調解,並逐漸納入起源的、發展的和適應的考慮。
三、 Ba. Anna Freud
Anna Freud 在衝突的起源中細膩的闡述防衛過程。即使在 1926 年,衝突顯然包含兩個方面(防衛的內容和防衛過程)佛洛伊德相對更多地關注在防衛的內容上。在 Anna Freud 極具開創性的出版物《自我與防衛機制》中,將防衛過程提升至與衝突的起源中防衛的內容等同的重要位置 (Freud, A, 1936)。
三、 Bb. Hartmann, Kris, Rapaport 與 Erikson
把精神分析視同於一般心理學,並認為核心問題是在適應上,Hartmann (1939,1975) 也論述了包含在自我之中初級自發性和次級自發性的概念、(相對地)無衝突的領域,和在自我之中,各種自我功能之間的系統內衝突。與 Kris、Rapaport 和 Erikson同時,Hartmann 闡述了自我的更廣泛功能,包括自我合成和整合功能、中和、昇華、自我認同的發展 (Erikson, 1956)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