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令人害怕的”东西》赏析
《读懂弗洛伊德》
情感矛盾的各个方面
在德语中，术语“das Unheimliche”具有多重隐含意义，在其他许多语言中并不存在与之相对的词语，因为日常使用的德语形容词“unheimlich”可以引发相互矛盾的情感，它同时融合了“heimich”(熟悉的）和“un-heimUch”（不熟悉的），即陌生的或奇怪的。尽管该词的法语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学作品启发，仅部分译出了原词的内涵，但读者还是可以体会到德语词“unheimliche”引起的各种情感变化留下的痕迹，而弗洛伊德对此更是给出了多种解释。此外，本文也提到了“强迫重复”的概念，那时弗洛伊德正将它作为临床上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基本冲突的表达方式予以修正，而这个概念后来也将成为《超越快乐原则》（1920g)之中的核心主题。
生平与历史
1914-1918年战争及战后的岁月
对弗洛伊德而言，这是一段艰难困苦的时期
战争岁月对于弗洛伊德及其家人而言异常艰苦，全家的生活可谓饥寒交迫。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甚至说冬天屋里冷得几乎无法提笔，且时常没有烟抽。对于前后相继应征参战的3个儿子，弗洛伊德更担心收不到他们的音信。尽管弟弟从美国设法在经济上给予援助（战后弗洛伊德立即偿还），他依然得把精力主要花在为全家谋求生计上。就科学研究而言，他这几年著述甚少。他已没有了斗争的勇气，宣布要听天由命、坐以待毙。然而，当早前接受过治疗的一名患者、布达佩斯酿酒业富商安顿•冯•弗洛德慷慨出资创立一家精神分析出版社时，弗洛伊德又点燃了生活的希望。后来，出版社最终成立并命名为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在随后的几年中，该出版社编辑发行了5本期刊、150多本著作，并分11卷出版了《弗洛伊德全集》（德语版）。1918年9月，弗洛伊德和费伦茨在布达佩斯组办了一场国际会议，由此极大地激发了奥匈帝国当权者对利用精神分析治疗战争神经症的兴趣。
战后艰苦时期重振研究
1518年停战之后，维也纳居民的生活依然艰辛，条件与战时相差无几。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署之后便是奥匈帝国的瓦解和东欧爆发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原有政权随之被推翻。维也纳与布达佩斯的边境封锁之后，弗洛伊德和费伦茨的通信就此被迫中断。奥地利货币的大幅贬值更让弗洛伊德在经济上损失惨重，他于是只接诊那些可以支付美元或英镑等外币的患者。1919年9月，在战争敌对局势让他们别离5年之后，弗洛伊德再次接待了琼斯的来访。同年，长子马丁完婚。随后，弗洛伊德前去汉堡看望女儿索菲•哈尔伯施塔特•弗洛伊德，她刚生了一名男婴，即后来的“线圈男孩”。战后肆虐的流感夺去了女儿索菲的生命，这令弗洛伊德悲痛不已。1920年9月，第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在海牙（Haye)举行，有57名会员参加，琼斯受命担任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之职。
作品解读
对特殊焦虑症的探索
据弗洛伊德自称，他很早便对隐藏在“unheimlich”背后的情感颇感兴趣。乍一看，这个词意指可怕、焦虑或惊恐。然而，对他而言，“unheimlich”不仅指焦急情绪，它在无意识之中应该包含一个更具体的“内核”。为了寻找这个内核，弗洛伊德从两个角度出发，首先从词源学入手，接着又从引发这种意象的情形出发。他从开始便指出这个词汇用于德语日常语言，而且在其他语言中都不存在与之相对的词语。这里，我顺便强调下法语译者们在碰到这个术语时的困难：玛丽•波拿巴将“Das Unheimlich”译为“焦虑性古怪行为”，在当前通用的法译本中，伯特兰•费龙（B.Ritm)就继续沿用了这种译法，而法文版《弗洛伊德全集》的译者则选用了“L’inquiaant”（焦虑)。
弗洛伊德继续指出，德语词源学研究告诉我们，“unheimlich”是“heimlich”的反义词，而“heimlich”有“熟悉的”、“亲密的”或“了解”的意思，它可以让人联想到家。然而，“heimlich”也有“秘密的”、“隐藏的”或“阴险的”，甚至“危险”的含义，于是这种词义便融合到了其反义词“imheimlich”之中。诚然，“unheimlich”不仅可以让人想起理应隐藏的东西，也能想起外显的东西。故而在日常用语中，人们对于“heimlich”变为反义词“unheimlich”毫无察觉：“‘heimlich’这个词语在反义词‘unheimlich’出现之前，完全是情感矛盾演化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unheimlich’正是‘heimlich’词义的一个类别。”
从焦虑性古怪行为到阉割焦虑
接着，弗洛伊德开始寻求是什么人物、什么情形或什么事情可以给我们留下“焦虑性古怪”的印象呢？在他看来，其中最特殊的情况莫过于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在和活人还是和死人沟通，而许多奇异的故事都以这种病态情绪为基础。就这个观点而言，恩斯特•霍夫曼撰写的《沙人》便是很好的明证。在该故事中，主人公纳塔乃尔（Nathanael)爱上了蜡像女孩奥琳皮亚(Olympia),且不知道她是活人还是物像。后来，雅克•奥芬巴赫还将这个主题融入其歌剧《霍夫曼的故事》中。此外，纳塔乃尔对科佩琉斯（Copppdius)也同样表现出了不安的焦虑情绪，不知道科佩琉斯是否就是可怕的沙人，因此当主人公看到科佩琉斯再次拜访时，便精神失常发疯了：“备受焦虑折磨之下，他从塔楼高处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弗洛伊德而言，在这个离奇的故事中给人留下焦虑情绪最深的要数沙人，因为他威胁要弄瞎孩子们的眼睛。害怕失明不仅是个智力意象，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它尤其让人想到童年时期与阉割焦虑有关的恐惧心理。换句话说，在纳塔乃尔看来，沙人代表了令人敬畏的父亲形象，而孩子怕被他阉割，在这点上它与俄狄浦斯神话故事不谋而合，在后者中俄狄浦斯王为了自我惩罚也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从双重自恋到双重自我——预示着超我的出现
同时，霍夫曼也巧妙地利用了“Unheimlich”所蕴含的情感矛盾内容。在小说故事中，他有效采用了双重人格概念的各种形式。譬如，弗洛伊德发现，纳塔乃尔心中的父亲形象就带有相互对立的“双重”和“分裂”特性，尤其是威胁要阉割孩子的恐怖形象与保护孩子的“好爸爸”形象之间的对立。弗洛伊德继续指出，这种双重和分裂特点不仅在精神分析中可以观察到，它们在很多心理状况之中都会出现，比如在“双重自恋”现象之中，患者的目的之一便是要保存一部分自我免于毁灭。此外，双重动机的形式变化各异，尤其在个体互相直接传递心理过程的现象中，这就与通感现象有些类似。对弗洛伊德来说，这种现象涉及“与他人发生的认同，由此个体不知道自我本身依存于何处，随之而来的便是双重自我、自我分裂和自我变换，最后是同一个事物的不断返还，以及相同外貌、性格、命运、犯罪行为甚至相继多代之中同一个姓名的重复”。
最后，弗洛伊德还描述了另一种形式的双重现象，它源于一种特殊心理结构组元的解离，弗洛伊德将该组元称为“心理稽查”或“道德良心”，它“像客体那样对待另一部分自我，于是人们才有了自我监督的能力”。1923年，弗洛伊德赋予这个概念特殊的地位，并将其定名为“超我”。
从等样重复到强迫重复
此外，作为产生焦虑性古怪行为的源头，双重动机也同样见于“等样重复”现象之中，即存在于那些既奇怪又熟悉的病态情形之中。比如，人站在雾里就会出现这种焦虑，个体以为离开了出发点，却发现自己停在原地，他焦急地发现自己在兜着圈转，且依然看不清周围的情况。不过，还有一种重复更令人焦虑，它由弗洛伊德所谓的“强迫重复”所致：“其实，在心理无意识层面，我们就可以发现源于本能冲动的强迫重复发挥着支配作用。它可能依赖本能自身的特性；因为它比较强大，故而可以置身于快乐原则之上；它赋予心理生活某种程度的暴虐特性；它在幼儿中表现尤其明显，且在神经症患者精神分析开展过程中占据着特定的地位。”这里，弗洛伊德已经触及到了一个主题，而这也正是他将要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中深入探讨的主题。
结束之时，弗洛伊德提到了多种精神病理特征，它们都能引发熟悉而又奇怪的矛盾情绪。在这些病理特征之中，他提到了无法对现实与幻想、疯癫与理智等情况加以区分的现象，其中患者对思想全能的法术深信不疑，从而过分夸大了心理现实凌驾于客观现实之上的能力。最后，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认为“Unheimlich”引发的情绪具有压抑的典型特征，因为对我们而言，众多看似奇怪的压抑内容，不正是那些熟悉的童年情结复燃的结果吗？另外，文学创作所依赖的，也正是每个人自身的压抑机制，因为作家在文学创作时会借助他可以想象到的所有方式，以此在读者内心唤起那种扣人心弦的古怪焦虑效果。
后弗洛伊德理论
双重父母形象在俄狄浦斯情结中的作用
在《焦虑性古怪行为》之中，弗洛伊德触及的文学与精神分析主题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形式各异，故而该作品对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发展影响深远。
在这些发展中，我要特别提及父母的形象，因为人们误读了它在俄狄浦斯情结中的作用。其实，当人们在谈及索福克勒斯悲剧《俄狄浦斯王》之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时，通常仅提到一对父母，即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Lalos)和王后伊俄卡斯忒（Jocaste)。然而，人们经常会忘记，俄狄浦斯在被双亲拋弃之后，被另一对夫妇——即科林斯国王波里玻斯（Polybe)和王后墨洛柏——所收养，正如达尼埃尔•奎诺多指出的那样。于是，在俄狄浦斯神话故事中，主人公便有了两对父母，即亲生父母和养父母，由此造成了双重父母形象——“弃婴父母”和“领养父母”——的对立。
正如达尼埃尔•奎诺多所言，如果采用解析患者梦境的方式来分析俄狄浦斯神话故事，人们就会发现，这种双重父母形象导致的后果就是俄狄浦斯“错过”了恋母情结。当养父波里玻斯安然去世后，俄狄浦斯以为自己逃脱了神谕“你将会弑父娶母”的诅咒。他知道了波里玻斯和墨洛柏只是自己的养父母，而拉伊俄斯和伊俄卡斯忒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正是因为俄狄浦斯拥有两对父母，他才最终认识到了自己的无意识欲望，且什么也不能阻止他展开以下行动：杀死拉伊俄斯并娶伊俄卡斯忒，因为这两位不是他深爱的父母。通过在两对独立的夫妻身上碰到父母双重形象，俄狄浦斯避免了复杂的三角关系。然而，在回避其恋母情结的过程中，他也难以对其进行润饰。”此外，达尼埃尔•奎诺多还发现，有些患者在无意识层面也制造出双重父母形象，以此来规避各种焦虑情绪，比如阉割焦虑、情感矛盾或孤独感等，从而妨碍了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
生平与历史
欧内斯特•琼斯（1879—1958)
有幸作为弗洛伊德生活的见证人及其传记的撰写者，琼斯在精神分析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英语地区尤其如此。除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之职多年以外，他还创立了英国精神分析协会和《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同时，也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梅拉尼•克莱因才移居英国。后来，在英国精神分析协会出现“大论战”时，琼斯还在克莱因和安娜•弗洛伊德之间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
琼斯于1879年出生在威尔士，后到伦敦学医。1906年接触到弗洛伊德的著作之后，他便前往慕尼黑，在进修神经学的同时，也学习德语以阅读《梦的解析》。1908年，他在维也纳结识了弗洛伊德，并与之始终保持书信来往直至弗洛伊德去世。在1908年萨尔茨堡精神分析大会上，琼斯阐发了“合理化”的概念，这也成为了精神分析的经典概念。合理化属防御机制，其中当主体对某个态度或者意见给出富于逻辑性和连贯性的解释时，他会将真正的动机隐藏起来。1909年，一名病患的弟弟对他提出指控，琼斯和英国司法部门发生了争执。尽管被宣告无罪，但他的从医生涯从此结束。于是，他和女友利奥•康恩离开伦敦前往多伦多，并在那里居住了5年。在加拿大，他接触到了美国的精神分析学者，并协助创立了美国精神分析协会（APA)。1913年返回欧洲之后，他首先前往布达佩斯接受费伦茨短暂的精神分析，随后回到了英国。1914年6月，18岁的安娜•弗洛伊德赴伦敦参观旅游，全程由琼斯陪伴。知道此事之后，弗洛伊德赶紧写信给女儿让她终止此行，并附带着说琼斯不适合做她的丈夫，安娜只得听命。1916年，琼斯娶了一名艺术女青年为妻，只可惜她在两年之后便去世了。
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琼斯在伦敦从事精神分析工作，并开办了多场讲座，向那些持保留意见的医生及公众介绍弗洛伊德的观点。由于他持续在德语期刊上发表论文，《时代》杂志甚至还指控他与德国和奧匈帝国政府密谋合作；后来经过调查洗清这个罪名之后，他才被允许接收德语科学期刊并和弗洛伊德保持联系。1919年，琼斯娶了凯瑟琳•乔尔克为妻，并育有4个子女；同年，他创立了英国精神分析协会。1920年，他和霍加斯（Hogarth)出版社联合成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还创办了《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并担任编辑直到1939年。此外，他还发起了《弗洛伊德心理学全集（标准版）》（英文版，简称SE)的编译工作。
此外，在协助梅拉尼•克莱因于1926年移居英国的过程中，琼斯也发挥了历史转折性作用。他支持克莱因的观念，在反驳弗洛伊德和安娜的同时，又和弗洛伊德保持着友人和同事关系。1932年，琼斯第二次当选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并担任此职务直至1949年。20世纪30年代末期，他曾协助居住在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等城市的多名犹太裔精神分析师移民英国和北美。当弗洛伊德及其家人为躲避纳粹迫害而离开维也纳时，他和玛丽•波拿巴也曾协助他们撤离并定居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英国精神分析协会内部出现“大论战”时，琼斯还在克莱因和安娜•弗洛伊德之间发挥了调解作用。
1946年，琼斯退出精神分析研究领域，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投身于撰写弗洛伊德传记《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1953—1957)和他个人的自传《自由联想》（1959)。在职业生涯中，琼斯发表了多篇与精神分析临床和理论有关的论文，其中最主要的作品有“象征理论”（1916)、“早期女性性欲发展”（1927)和“女性原始性欲”（1935)。正是在琼斯的影响下，1922年柏林精神分析大会才展开了有关女性性欲的争论，而这次的争论也导致了英国学派与维也纳学派的分裂。此外，正是琼斯为精神分析引入了“性欲消失”的概念，它表现为男女两性之中性欲的消退。在他看来，与此相伴的恐惧要比阉割焦虑更为基本（Jones,1927)。1958年，琼斯在伦敦逝世。
弗洛伊德概念年谱
分裂—强迫重复—双重性—双重的—双重自恋—焦虑性古怪行为—重复、等样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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