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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身份
我是谁?
据说这是哲学领域最难回答的问题。抛开哲学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给出许多不同的答案。我可以是家长,也可以是孩子;我可以是教师,也可以是学生;我可以是有钱人,也可以是一个没那么有钱的人。总有一个身份可以用来定义自己是谁。
于是,在同样的身份认同下,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成为了我们。当你选择了一个身份,就等于定义了一个我们。有了我们,自然就有了他们。我们和他们,因身份认同的差异成了两群不同的人。我们足球队和他们篮球队,我们一班和他们三班,我们男生和他们女生,我们白人和他们黑人。
当某种身份的认同成为了唯一的、绝对的标准,不同群体的差异就会被无限放大。人们被放到一个一个的小格子里,相互隔开,互不相同。既然互不相同,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冲突成为必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按不同的文明划分整个世界。这种做法的典型代表是亨廷顿。他把世界分成了不同的文明地带,并认为文明之间的差异是本质性的、不可消除的,因此潜在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宗教、政治体制等等这些貌似深刻、实则荒谬的分类,给企图煽动暴力,制造冲突的分子提供了最好的武器。哪怕是试图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之间进行对话的努力,其实也是在固化这种思维,即“文明或宗教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身份”。
但事实并非如此。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对亨廷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不是文明之间的差异导致冲突不可避免,恰恰是过分强调,或者只看到了文明之间的差异,使得冲突不可避免。这种试图从更深刻的层面解释冲突的理论,反而给冲突提供了最适宜的温床。不只是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