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自体心理学研修毕业论文选)
杨瑞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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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精神分析领域中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主题。而不同的精神分析流派对于同理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在临床实践中也各具特色。而伴随着精神分析的发展,同理的理论与技术也在发生着变化。本文将通过讨论费伦茨、弗洛伊德、温尼科特、科赫及史托楼罗关于同理的思想及实践,来呈现这一发展脉络。
同理在当代关键字:同理、主体性、主体间性、费伦茨、弗洛伊德、温尼科特、科赫、史托楼罗
不管是否使用同理这一概念,毫无疑问,每个精神分析师或治疗师都在使用同理。每一个精神分析师和治疗师都在努力用自己的方式理解病人与来访者。而这些方式中都包含了同理。讨论不同学派在同理上的不同(理论和技术)对于我们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实践是很有意义的。
同理的对象是一个人的主观体验。而我们使用同理的基本工具则是我们自己的主观的体验,也许我们会说我们努力去达到某种客观性,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仍然是我们主观的体验。关于我们可以通过同理达到多大程度地真实,不同学派的观点也是不同的。
同理是否是一个个体对其他个体的单方面的理解,亦或是同理的过程已经包含了双方的互动,伴随着精神分析的发展,观点也在发生变化。
同理应排除掉分析师反移情的影响,还是应该加入分析师自身的主体性?
本文接下来将陈述精神分析的不同学派、不同学者的关于同理的思想,并呈现其在精神实践中所展现的不同风格。
费伦茨的贡献
在早期的精神分析家中,我们不难发现费伦茨最为重视发展新的临床技术,并对精神分析进行改良。而在丰富的临床实践过程中,费伦茨越来越重视分析师对病人的同理,这最早表现在他对改变分析情境的情绪氛围的临床建议上,他认为应该使用一种“机智”的方式应对被分析者的阻抗。而在分析实践中,费伦茨是一个参与的观察者,他能够在情绪上同调诠释对被分析者的影响(Rashman,1988)。
费伦茨在1928年发表的《精神分析技术的灵活性》中提到:“个体会逐渐意识到对于分析师自身的心理能力的要求的极大复杂性……人们会说他的心理正在同理、自我观察和做判断之间不断地摆动。”这和弗洛伊德所说的悬浮注意力的状态是非常不同的。这篇论文还提到:“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关于分析师是否应该告诉病人某些事情上应具有机智。但什么是机智?这便是同理的能力。” (转引自王健 司群英 郭本禹,2009, p.115)
继这篇论文之后,费伦茨更为投入地探索了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方法,包括:分析情境中同理的情绪气氛的建立;分析师对治疗情境的影响;精神分析的技术与方法等等(Rashman, 1988)。
拉希曼(1988)认为费伦茨尝试建立同理的氛围,他希望分析师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被分析者同调,让被分析者能够自由地表达关于自己内在的最深层的感受。而在那之前,占支配性的精神分析师态度是一种类似于外科医生的,强势父亲的方式,使用必要的诊断和治疗以达到痊愈。而这些态度经常带来的是一种胆怯,紧张和顺从的氛围。费伦茨意识到这些因素对精神分析过程是十分关键的,他认为如果希望精神分析能够碰触人类最深层的感受和觉知,必须建立一种同理的气氛。而通过交互分析的实践,费伦茨将民主、人本的氛围带进了分析治疗。分析师成为一个有回应的,给予的,温暖及同理的陪伴者(Rashman,1988)。
费伦茨在最后一篇论文《成人与儿童间的言语混论:温柔与激情的语言》中提出了神经症的新理论,认为早期对于同理失败的经验是神经症的基础,而不是俄狄浦斯情结。并提出:受神经症困扰的承认童年确实遭受过双亲的虐待,这并不是所谓的色情幻想(Rashman, 1988)。
费伦茨是那个时代非常著名的分析师,被看作“无望个案的避难所”。而通过以下这个小片段,我们可以领略到他对病人同理的态度。
在战争期间,一个士兵是(费伦茨)之前的熟人,由于犯有轻罪而遭受惩罚。这个人正在发作急性的精神病,完全不修边幅,对身体完全不在意。听到这个,费伦茨听到这个,便急忙走向他,完全不在意他的外观,以一种真诚的关心拥抱他。虽然那个人没说一句话,费伦茨凭借直觉了解到了这个士兵希望被再保证,无论他的状况如何丢脸,朋友仍然喜欢他。这个人的康复从那时便开始了。 (Thompson,1964b, 转引自Rashman,1988)
人本主义、同理的精神分析,我认为这是非常贴切的。而这也正是现代精神分析的发展方向,被分析者的主体体验以及治疗关系的作用越来越受重视。事实上,弗洛伊德曾在费伦茨的讣告中,不无欣赏地承认他已经“让所有分析师都成为了他的学生”(王健 司群英 郭本禹,2009)。
拉希曼将费伦茨的精神分析方法总结为弗洛伊德的观点与实践
弗洛伊德虽早在1905年在《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中便提到了“同理”,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使用同理来解释玩笑的机制。弗洛伊德论述道:我们是这样来思考人的精神状态:将我们自己置于其中,并通过与自己的状态相比较来尝试进行理解。在这些同理和比较的过程之后,人们通过笑使能量得到了释放。
而在《团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有关认同这一章的脚注中,弗洛伊德也对同理进行了讨论:“籍着模仿,经由认同,而通往同理的途径;那也就是我们要能够在面对另一个精神生活时,以接受任何可能性的态度的方法去了解这些机制。”仍然是在《团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中认同这一章节,弗洛伊德继续对同理作了讨论,认为同理在我们理解对于我们的自我来说外在的他人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Freud, S., 1921,1955)
弗洛伊德虽很早就注意到了同理,但他对此的论述非常少。而他似乎对同理似乎有着既认可又有所保留的矛盾态度。我们可以从他对费伦茨发展同理的分析技术的回应中捕捉到这一点(Rashman 1988)。在一封1928年1月4日弗洛伊德给费伦茨的信中,弗洛伊德说道:“(关于费伦茨的《精神分析技术的弹性》这是一篇十分重视同理的论文)我唯一的批评是你没有将这篇论文写成三倍于现在的长度,并且分成三个篇章” (Jones, 1953, p. 241转引自Rashman 1988)。同样是在这封信件中,弗洛伊德还写道:我很久前写的“对技术的建议”具有负面的效果。我考虑了一些很重要的事项,强调分析师不可以做什么,以指出指引是和分析相对立的。而所有应该做的积极的事情我将之归结为明智(tact),而你所讨论的正是关于这一点的。但结果是教条的分析师不能够理解我所设立的规则应具有某种弹性,而将之作为禁忌来加以服从。有些时候确实应在不废除我所提到的职责的情况下加以修订。” (Jones, 1953, p. 241转引自Rashman 1988)
但在这封信中,弗洛伊德也表达了对这种方法的忧虑,“关于机智,你所说的当然是真的,但我对你有某种让步有些担忧。那些不具备这些机智的人会认为你所写的是对任意妄为的辩护,比如说,主观性,受到自己未处理好的情结的影响。我们实际遭遇的是前意识水平地对我们干预会造成的不同反应的精巧的平衡。这个议题取决于对情境的动力因素数量性的预估。自然无法对这种衡量设立规则,经验和对正常形势的掌握帮助分析师做出决定。但初学者则会盗用‘机智’这一观点中神秘的特性。” (Jones, 1953, p. 241转引自Rashman 1988)。拉希曼(1988)认为弗洛伊德实际上表达了他担心精神分析会失去理智的特性而屈服于一种神秘的因素。弗洛伊德也可能对过于情绪表达的方法有一些个人的焦虑,这给分析师所带来的要求可能是弗洛伊德希望避免的。
正如科赫所说的,在弗洛伊德的道德立场中,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最主要的道德观是真实。弗洛伊德主要重视的价值并非健康。他相信尽可能求知本身就有价值。这成为他个人的宗教——他决不妥协地投身于真理的求知任务、面对真理、更清楚地理解现实。而藉由分析师对他的认同,真理已经成为分析师的领导价值。对于这一点,科赫认为是需要再检视的。(科赫,1977)
弗洛伊德虽也在他的著作中讨论个案,但都是作为论证理论的佐证来使用的,弗洛伊德对临床技术方面的讨论较少。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来看看弗洛伊德所讨论的狼人,也即赛尔吉尔斯•潘克耶夫自己对于接受弗洛伊德分析的回忆。
抑郁症几年后被他的医生带来弗洛伊德这里治疗。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俄国贵族家庭,是家中的独子,第二个孩子。在其童年,父母经常长时间的旅游。而孩子被留给育婴女佣,家庭老师和佣人。潘克耶夫最早的照料者是娜嘉,是一个失去自己儿子农民妇女,潘克耶夫和她住在一个房间直到7 或8岁。潘克耶夫有一个姐姐,在他19岁的时候自杀。他的父亲偏爱聪明、早熟的姐姐。潘克耶夫觉得他母亲是一个冷漠、含蓄且缺乏温柔的人,胃有问题,在潘克耶夫的童年,似乎还有些过分担忧健康。潘克耶夫记得当他生病的时候,她会特别关注他。他的父亲还有几个叔叔似乎都患过严重的精神疾病,至少有三位自杀。当他5岁的时候,父亲数次呆在疗养院治疗躁狂抑郁症状。至少有一位叔叔(潘克耶夫喜欢的那一位)患上精神分裂,明显是慢性偏执。而他的姐姐也有抑郁和精神分裂症状。他在17岁的时候因罹患淋病而开始遭受心理困扰,在他19岁的时候姐姐自杀,父亲突然死亡,最亲近的叔叔也死去后,在这些丧失后,1908年潘克耶夫遇到并爱上了特瑞萨。弗洛伊德和他最初的分析持续了四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5年。在和弗洛伊德分析结束后,他在之后的人生中一直寻求治疗。第一次分析聚焦于病人所报告的早期行为问题——四岁时一段时间具有攻击性,之后是动物恐惧症,虐待及受虐愿望,接下来是沉迷于宗教性、担心遭天谴的强迫。最终,弗洛伊德基于一个他童年时候的梦,相信自己终于掌握了潘克耶夫病理的秘密。(Buirski & Pamela, 1998)
1910年, 二十四岁的潘克耶夫,在患上严重这个梦内容如下:“我梦见一个夜晚,我正躺在自己的床上(我的床设在窗下,而窗外就是一排老胡桃树。我知道,梦里的时间是在冬夜)。突然间,窗户自己打开了,吓了我一跳,然后我就看见窗外的一棵老胡桃树上坐着一群白色的狼,大概有六七只。这些狼通体白色,它们看上去更像是狐狸或者牧羊犬,因为它们都有狐狸一样的大尾巴,而它们的耳朵也都竖着,那样子就像是正在专心看护什么东西的狗一样,这些狼明显是要来把我吃掉,这让我非常海派,于是我大叫着惊醒了。” (弗洛伊德,2007,p.242)
根据这个梦,弗洛伊德以他一贯颇具想象力的方式重构了他所认为的潘克耶夫儿童神经症的核心——在18个月的时候看到了其父母做爱的原初场景。由于这一最初创伤,病人所产生的未解决的困难被看作所有后来症状的基础。(弗洛伊德,2007,pp.243-254)
潘克耶夫在回忆接受弗洛伊德治疗时谈到,当他去看那些最有名的医生时,那些医生根本不去听那些让他烦恼的事情,更不用说试图去理解他了。他的深刻的内在体验对于医生来说只是严重病理状况的副产品而已。所以在病人和医生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联结。而弗洛伊德聆听他的方式以及他的整体态度和那些潘科耶夫接受过治疗的著名同行非常不同,那些人缺少了深度心理上的理解。而当弗洛伊德问他童年以及我和家庭的关系种种问题,并用极大地注意力聆听我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地释放。他偶尔会发表几句评论,而这则让我知道他完全理解我所经验的(潘克耶夫, 1971b ,转引自Buirski & Pamela, 1998, P135-138)。潘克耶夫还谈到第一次见到弗洛伊德便对他十分信任,而从精神分析这一新科学的建造者弗洛伊德口中提到基础概念的“开示”想必也让潘克耶夫感觉自己有某种特殊性。根据潘克耶夫的报告,弗洛伊德在教授病人精神分析上十分热切,不管是深度心理学还是有关技术的理论。潘克耶夫也因弗洛伊德将他看作聪敏且有理解力的学生而觉得颇受抬举。根据潘克耶夫的描述,弗洛伊德甚至还会轻率地向他谈起别的病人和同行,甚至向他暴露自己的生活。潘克耶夫还感到弗洛伊德是唯一肯定他和特瑞萨关系的人。潘克耶夫总结道:“弗洛伊徳总是努力去支持和加强健康的核心,并与神经症的外壳脱离。” (潘克耶夫, 1971b , 引自Buirski & Pamela, 1998)。潘克耶夫在许多年以后回忆道:“弗洛伊德治疗我的时候我很好。感觉很不错,我们一起出去,喝咖啡,去普尔特公园。那时的生活很不错。” (Obholzer, 1982, p.39,转引自Buirski & Pamela, 1998)
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弗洛伊德在分析中颇具人本的色彩,甚至已经也偏离了他自己所提出的设置。而和所谓“应该像镜子那样避免任何个人的卷入,不提供任何关于自己的信息,坐在病人后面,这样就不会为病人的反应提供线索”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经典精神分析的态度相距甚远。我认为弗洛伊德实际上同理到了潘克耶夫的一些需求,便对这些需求做了许多回应,实际上成为了潘科耶夫的自体客体,而这对潘克耶夫的治疗是有许多益处的。
我们可以看到潘克耶夫的评论都较为关注弗洛伊徳给他带来的被理解、特殊性,被支持的感受。然而弗洛伊德相信病人的问题来自于冲突性的婴儿性欲的发展。他考虑了潘克耶夫被动的移情(顺从的冷漠)是来自于潜在地同性恋倾向,以及对父亲的未能处理好的爱,和对母亲的认同。出于这种理解,弗洛伊德选择面质潘克耶夫的矛盾情感。在分析进行大约3年后,弗洛伊德武断地设定分析将在一年后停止。潘克耶夫在后来和奥布郝泽的会谈中表达了“知识和回忆,知识和解释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一些别的经验,而那种经验没有发生。(Obholzer, 1982, p.110)” 这个评论是在奥布郝泽告诉他自己也曾得过淋病之后所做的。潘克耶夫接着说,他相信如果他年轻一些,听到奥布郝泽的自我暴露所获得的自由也许会带来痊愈。(Buirski & Pamela,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