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成人晚期为止，大多数人都已形成了自己的死亡观。尽管人们可能会继续对无可避免的死亡感到焦虑，但是他们已经找到了必要的勇气去面对恐惧并能尽量去克服它。如果老年人已经有了完美无缺感的体验，他们就会确信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这会使他们对自己曾经做出的选择和已经实现的目标有一种个人尊严感，而不会对失败、错过的机会或者曾经经历的人生不幸感到灰心丧气。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达到高寿期的老年人就可以接受生命的终结，并将其视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自然环节。这样，他们就能够从其所经历的事情（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中提炼出相应的智慧。
然而，这时高寿者将面临一个新的桃战，即接受死亡与热切渴望不朽之间的矛盾。既然高寿者比他们的朋友、家庭成员，甚至于他们的孩子都活得长，因此他们会苦苦地寻求其生命的意义。我们所有人总是对自己终将死亡这一事实心存疑虑。尽管我们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类思想中的某种因素总是阻碍我们完全接受死亡这一事实，人们总是希望自己可以不朽。因为那些怀有希望的人们比那些毫无希望的人们能更好地应对死亡这一现实，所以希望自己不朽可能具有一定的适应性。
毕加索靠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对其追随者的巨大影响而获得了永生。通过这幅简洁的绘画作品，他向未来的人们传达了一种力争和平与期望的信息。
不朽
我们曾经说过，高寿期的老年人对于变化有一种独特的理解。他们把自己当作历史和生命成长与变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这一危机的积极方面在于：个体对生命连续性的信心以及通过不朽的象征意义来使自己对死亡产生超越心理。
老年人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获得和表达不朽(immortality) 的心理社会性意义(Lifton，1973)。这里我们将探讨其中的五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个体通过自己的子女，即通过自己的生命和自己后代的生命，感到自己与未来所产生的某种联系和依恋。这种类型的不朽可以扩展至个体对其祖国、社会组织或团体以及整个人类的热爱。
在第二种情况下，个体可能相信有来世或者相信灵魂的存在，并借此延续自己的生命。大多数宗教都持有一种与自然力量相协调的观念。这样，在个体死亡之后，他仍然可以在现世之外延续其生命。许多土著人都相信在活人与死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神圣的联系，活着的人有责任保护和尊敬死去的人，而那些死去的先人则负责照菅活人灵魂的健全。
第四种情况是，个体可能相信自己是自然循环链条的一部分。个人死后，他的身体重归大地，而个人的能量则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五种情况是，个体可以通过利夫顿(Lifton， 1973)所描述的那种经验性超越(experientialtranscendence)而获得一种不朽感：
这种状态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心理和谐和知觉强度。但是，此时也可能涉及一个符号重组的过程……经验性超越涉及一种“现在进行时”的感觉，它可以被视为等同于不朽。这种现在进行时不仅可以被知觉为“眼下”，而且可以被知觉为连接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第10页）
不朽这一概念是独立于宗教、子孙或成就的。它是个体在某种全神贯注的时刻所表现出的一种感悟，这时个体感受到的只有此刻的力量。在这种体验中，生与死都已不复存在，仅存的只有生命的延续。
死亡
这一危机的消极方面在于个体会感到自己被人生寿命所限制。个体不相信不朽和超越，而是将生命的尽头看作是运动、依恋和变化的终结。由于不相信联系和连续性的观点，个体感到了一种对死亡(extinction)的恐惧即一种个体对其生命和生命目的将归于零的恐惧。
下面的这些话转引自一项有关高寿期老年人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了个体对不朽和死亡的不同情绪感受（Rosenfeld，1978，第10页）。在该项研究中，大约有28% 的老年人情绪低落，他们说：“我感到自己是一个被别人遗忘了的人。我将不再存在……我没感到自己老了……我只是走向自己生命的尽头。”大约有25% 的老年人对他们的情况保持克制但并不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你知道自己在变老。你不得不注意到这一点，并冷静地接受这个现实。”大约有一半的老年人感到生活很充实，感到从生活中获得了许多东西：“我回到家将杯子中斟满了水。生活中有许多机会可以为别人做点什么。能够帮助别人是我一生中感到最快乐的事情。”
在结束生命时，个体会产生毁灭感，这在公共卫生机构对老年人自杀的关注中有所反映。世界卫生组织年度统计数据插述了那些年龄在65岁到74岁以及75岁以上人群中男性和女性的自杀情况（Kennedy & Tanenbaum，2000)。在这一年龄段中，男性的自杀率都高于女性，但是这一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大。75岁以上人群的自杀率比年龄较小的人群自杀率要稍高一些。不同国家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都很显著。例如，在德国，自杀者中大约有一半以上是那些65岁以上的老年人。
研究表明，在德国，严重的身体疾病、孤独和隔离、无意义感等生物心理社会性因素是造成老年人高自杀率的主要原因（Schmitz-Scherzer，1995)。在日本，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要比城市老年人的自杀率高。该项研究的研究者认为，日本社会发生的变化使人们越来越轻视上了年纪的家庭成员，老年人得到的家庭支持也越来越少。农村的老年人更无法接受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削弱了他们的生活意义和生活目的感(Watanabe, Hasegawa, & Yoshinaga, 1996)。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性支持，加之身体和心理资源的显著减少，因此许多高寿期的老年人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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