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骑小编写在前面：近几十年来，自行车运动一直摆脱不了兴奋剂的阴影。“环法伟人”阿姆斯特朗的兴奋剂丑闻让这项运动遭遇巨大挫折；而今年环法冠军弗鲁姆一直处在兴奋剂风波中...兴奋剂给自行车带来巨大戕害，可为什么车手们飞蛾扑火，屡禁不止呢？一位心理学家在做研究。友情提示：前方高能，一大波心理学专业词汇来袭，请自行百度。（小编有给部分名词加上超链）。
在自行车圈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这项运动比10到15年前干净多了，其实仅仅是过去两周没有兴奋剂阳性报告而已。由此看来，使用兴奋剂在公路自行车赛中是多么的普遍，更重要的是，车手们为什么一再作弊（使用兴奋剂），铤而走险？心理学家Justin Coulson正在做此方面的研究。
阿姆斯特朗被外界认为是环法史上最大的骗子
“自行车手都是TMD骗子！”
我叔父曾和我讨论过我对自行车运动的狂热。他坚信他喜爱的足球队中没有任何人作弊，而自行车恰恰相反，是堕落的核心，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自行车迷。
任何运动都难以免疫兴奋剂，但由于近几十年来层出不穷的作弊行为，自行车运动的兴奋剂记录格外丑陋。因为兴奋剂，自行车运动的诚信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尽管这项运动的爱好者恨透了这个偏见，但是在地方赛事、洲际赛、世巡赛，不论何种水平的赛事报道中，总会有源源不断的禁药报告或者涉嫌禁药的消息。那么问题来了，（自行车运动中）兴奋剂到底有多普遍？
兴奋剂的普遍度
血检
2013年，WADA（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分析了近24，000份生物护照的报告，这其中大约有7500分自行车运动员的（约占1/3），最接近自行车的是田径（约占总数的23%）——这项运动一直在同兴奋剂作斗争。在自行车运动员的血检中，仅有0.25%的人属于“不良分析结果”。
同年，UCI（国际自行车联盟）也分析了9，430份测试（包含尿检和生物护照测试），其中只有2.2%的测试结果是非典型表现（atypical findings），仅有1%会变成不良结果（adverse outcomes）。非典型表现（atypical findings）与不良结果（adverse outcomes） 的区别在于前者有用药许可，药物导致身体指标部分失常。
兴奋剂检测报告
尽管自行车运动的兴奋剂检查远远多于其他运动，但是检测结果显示（兴奋剂的）普及是非常，非常低的，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指向坏的结果。2011年一份血检报告显示，兴奋剂的盛行率最高可以达到48%，而最低时仅1%，在某些国家和部分运动项目中，兴奋剂的使用是可预见的。不过该报告并没有给出具体国家名字，全部用代号表示。
此外，自行车独立改革委员会（CRIC）最新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各级别的自行车运动中仍有运动员在使用兴奋剂，他们采用更加具有迷惑性的策略。毫无疑问，使用提高成绩的药物作弊的现象仍在发生。
这些运动员为什么要作弊呢？他们是怎么为自己辩护的？以下是自行车运动员七个可能作弊的理由。
谁受益？ CUI BONO? WHO BENEFITS?
美国社会学家坎贝尔有一句名言（也许这句话与体育圈环境不太吻合）：在做社会决策时使用越多的定量社会指标（或者甚至是一些定性指标），就越容易受到腐败的压力，同时对社会的监管过程也更容易歪曲和破坏。PS：比如说官员的政绩用量化来评审，就很容易造成腐败问题，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盲目追求GPD带来环境监管不力这样的问题等等。
换句话说，如果决策是基于某项指标来评定胜利，那么人们就会作弊，为自己或者团队赢得好处。所以作弊的第一个理由是“我作弊，我受益”。 Atlantic杂志某文章这样写到：
“在职业体育尤其是竞赛类，道德选择（是否服用兴奋剂）通常被视为经济决策，这只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行为而不是作弊。”
自我应验预言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自我应验预言是指一个人对自己(或别人对自己)的预期，将会在往后的行为结果中应验，自己的行为将验证自己的预言。简单讲就是，你原本预期的是什么，结果就会受到你的预期影响而成真。
澳大利亚格利菲斯大学的Stephen Moston和同事们的一项研究表明，高中学生和高中运动员都能了解到大约30%的优秀运动员使用了提高成绩的药物。
孩子们对使用禁药的看法看起来不那么符合逻辑，但基本道理是对的。如果学生（不怎么运动的）和水平不咋地的青少年运动员都能接触到兴奋剂，那么无怪乎禁药会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现在自行车界里最不缺的就是有这类想法的运动员和他们的禁药故事。
道德脱离 MORAL DISENGAGEMENT
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曾用道德脱离（moral disengagement）来解释有道德原则的个体的不道德行为。道德脱离指的是在特定情境下，不激活道德的自我管理机制。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运动员所展现出的道德脱离的作弊文化。骗子们抛开正常的道德约束，为自己的作弊狡辩，继续做错的事。他们从不认为这样会使自己变成一个坏人。这是他们给自己找的借口。
教育家和作家Stephen R. Covey描述在合理化（社会学概念）过程中，我们会告诉自己“理性的谎言”。尽管我们说的事情不是真的，但我们会说服自己，在这种思路下，我们就会为本来是不对的行为做辩护。有几个典型的例子：“其他人都这么做（所以我做就没错）”、“这不是作弊，是为了跟上比赛的水准”和“我没有伤害任何人，这是无被害人犯罪”
上述这些合理化解释只会推动自我应验预言和道德脱离，促使人们选择任何手段去作弊。
社会规范 SOCIAL NORMS
如果你周围的人都在做某件事，你就会跟着去做，这很正常。Stanley Milgram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典心理学实验表明，人们会和权威人物的要求保持一致，即使没有外部突发事件的暗示（或胁迫）。
假如你是一个19-23岁年纪的运动员，梦想是在欧洲参加自行车比赛，而你的队医告诉你应该采取点措施（磕点药之类的）。你这样做了，继续追梦；你没这么做，那就回家吧，你不可能成功了。
目标定向 GOAL ORIENTATION
当一个人有绩效目标定向时，他会专注于提高自己的能力。在自行车竞赛中，这就意味着胜利就是比任何人做得更好，骑得更快（让其他车手成为追随者）。那些掌握目标定向的人则更加注重掌握一项任务，相对于结果，过程、发现和改进才是他们的目标。
一项令人信服的研究证明，与掌握目标定向的人相比，绩效目标定向的人更容易去作弊。（一个人的方向是可以被环境改变的，如果个人在沉重压力结果下，掌握目标定向的人或许会转变为绩效目标定向。）
许多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与其说是出人头地不如说是去维持现状。他们通过个人努力站上顶峰，当他们发现自己可能会在在压力下（被挤下去），就会使用兴奋剂保持优势。
他们曾经是人生赢家，他们的身份和目标定向促使他们合理化，告诉自己“理性的谎言”：我为这项运动付出太多，筋疲力尽；我通过个人努力达到顶峰，我并不是通过作弊手段获得如今的成就。
自我能力的判断 BELIEFS ABOUT ABILITY
有些人认为自己的能力就那样了。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很难长进。而其他人则认为自己的能力还能成长和发展。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的能力已经固化了，那么他就会觉得作弊是一个改善目前状况的唯一可行方法，因为，天赋只能带我到这，剩下的就靠歪门邪道了。
固化能力观念和可增长能力观念分别对应上文中的绩效目标定向和掌握目标定向。
无敌思想 INVINCIBILITY
有些人认为精英运动员有一种自我优越感。这些运动员觉得自己是无可非议的、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的成功使得他们感觉在金融或者其他方面缺乏约束，相信自己能够化解任何风险。
在这个意义上说，加上他们（固定能力和绩效目标定向的人）需要维护现有“超级明星”的身份，这就促使他们“需要”禁药来提高他们成功的概率。
此外，他们还年轻，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他们。他们是不朽的，这正是他们最大的依仗。
虽然在此篇文章中应该还有更大的篇幅来讨论，但这七个心理过程可以提供关键机制来分析运动员作弊的动机。
保护性因素 PROTECTIVE FACTORS
最近一个有趣的研究表明，减少兴奋剂使用率有很多可以做的。在一个小的定性研究，保护运动员、预防作弊的措施有：开拓眼界与生活，生活中不仅仅只有运动（不止运动员一个身份）；在他们的生活中提供强大的支持体制，与父母和教练养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养成一个坚定的个人道德立场，抵制作弊、投机取巧；培养学习心态，提高个人能力，掌握目标定向。
禁药以及其他形式的作弊可能始终是运动的一部分。但是了解到增加作弊可能性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将有效制止运动员作弊。这将帮助运动员、教练、家庭和项目机构、管理部门来完善这项运动，水到渠成，无形中使运动员价值得到非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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