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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illustration by Clang
在作田帕姆(Pam Sakuda)55岁时,她得知自己时日无多。结肠肿瘤切除术后不久,医生带来了可怕的宣判:4期;转移。作田的生命大约还剩下6至14个月。一心想要减缓不断加剧的病程,她每天跑步数英里,甚至在精疲力竭的治疗期间也没有间断过。作田天性乐观,口齿伶俐,端庄大方,到2006年11月去世时,她顽强地存活了四年,大出所有人的意料。回想当初,在熬过医生预言的那最初的14个月之后,焦虑症和抑郁症接踵而来,像是警示她自己的生命已经到达极限,她也曾感觉整个世界都黑暗一片。作田的丈夫诺伯特·利青格(Norbert Litzinger)这样解释道:“当你的死刑执行期已过,你就会开始犯嘀咕:大限会是何时?何时?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甚至连最寻常的计划,比如听场音乐会,与朋友共进晚餐什么的,都不敢轻易制定,因为我们不能确定那时候帕姆是不是还活着;她是不是还能和我们在一起?”在等待“末日”的过程中,他们的焦虑与日俱增,将这对夫妇的生活彻底笼罩在阴影中。
随着忧惧情绪的加剧,作田了解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港口医疗中心(Harbor-U.C.L.A. Medical Center)的精神科医生和研究员查尔斯·格罗布(Charles Grob)正在领导一项研究:他们让终末期癌症患者服用裸盖菇素(迷幻菇中的有效成分),并观察它能否减轻这些患者对死亡的恐惧。在作田去世前22个月时,她成为格罗布的12名受试者之一。该研究于2008年完成,并在去年发表于《普通精神病学文献》(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上。研究结果显示,身患绝症的受试者使用裸盖菇素具有安全性,同时,该治疗可减少受试者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对致幻剂缓解死亡之苦的神奇力量大感兴趣,并为之痴迷的研究人员并非只有格罗布一人。麦克莱恩医院(McLean Hospital,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贝尔蒙特,是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精神病学培训医院)综合精神病学实验室(Laboratory for Integrative Psychiatry)的主管约翰·哈尔彭(John Halpern)博士也曾经尝试使用MDMA(又名摇头丸)来缓解两名4期癌症患者的临终焦虑。另外,还有两项在临终患者中使用裸盖菇素的研究正在进行当中:一项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医学院,由史蒂芬·罗斯(Stephen Ross)领导;另一项在约翰斯·霍普金斯湾景医学中心(Johns Hopkins Bayview Medical Center),罗兰·格里菲思(Roland Griffiths)已经在22名癌症患者身上使用了裸盖菇素,并期望样本可以扩大到44人。“该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格罗布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告诉我,“但我们一直以来获得的结果都相当喜人。”
除了格罗布和他的同事们,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对致幻剂的治愈能力重新燃起了科学兴趣,并致力于其该疗法的复兴。例如,迈克尔·米索弗(Michael Mithoefer)已经证明,MDMA可以有效地治疗重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哈尔彭在审查关于丛集性头痛患者服用LSD(一种半人工致幻剂——译注)的病例研究后发现,患者们都报告自己的症状大为减轻。此外,最近人们还对利用致幻剂治疗酒精和其他物质成瘾进行了探讨。
尽管这些研究显示出了诱人的前景,格罗布和临终关怀领域的其他研究人员在展望未来图景时都表现得相当审慎,并尽量与20世纪60年代划清界限——当时有很多人都迷信致幻剂,并将其用于诸多争议性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由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主持开展的裸盖菇素项目。格罗布称60年代致幻剂的猖獗使用是一种“失控”,并表示,他和其他人都致力于将他们当前的研究“保持在监控之下”。“我们希望成为利里的反例。”哈尔彭也表示赞同。“我们都是严肃认真的科学家,”他告诉我。
作田的终末期诊断,加之她在其他方面堪称完全健康,使她成为格罗布理想的研究对象。从2005年1月开始,格罗布和他的研究团队开始对作田进行各种各样的心理测试,包括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和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Y anxiety scale)等,以确定作田心理状态的基线指标,并排除所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我们想要的是心理健康的受试者,”格罗布解释道,“我们希望他们的抑郁和焦虑状态并不是心理疾病的结果”,而是身体病入膏肓导致的心理反应。
作田将参与两个方案,其一使用裸盖菇素,另一个方案则使用烟酸(一种有药效的安慰剂[active placebo],可能会导致面色潮红)。研究采取双盲设计,这就意味着无论研究人员还是受试者都不知道受试者服用的胶囊里面是什么成分。在她第一个疗程开始那天,研究人员把作田带到一个房间。这里已经用鲜花和精美飘逸的织物重新装饰过,以帮助营造出舒适的环境,一扫医院里原先的那种冷冰冰的感觉。作田吞下胶囊,躺回床上,安静地等待。就像研究人员对待所有受试者那样,格罗布请她从家里带来了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这些物品让治疗室变得个性化,常常可以提示患者去思考深爱的人或者重要的生活事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罗兰·格里菲思如是说。
“这好像有点傻气,”哈尔彭说,“但我们的设想是,在迷幻剂的帮助下,你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些物品。它可以帮助你找回回忆,也促进反思;它可能成为一块试金石,也可能成为你思考的基石。”
格罗布回忆说,作田带来了几张亲人的照片,她躺在床上时还将它们抓在手中。格罗布和他的一名研究助理留在她身边,在为期六到七个小时的疗程中,他们都全程守护。作田知道,在接下来的数日或数周中,她将需要安排时间与格罗布和他的团队会面,并一同经历在治疗室中将发生的一切。黑色的眼罩盖住了作田的脸,鼓励她望向黑暗深处。她还戴上了耳机。音乐随之涌入:河水奔流的声音、甜美的断奏、深沉的鼓声。每个小时,格罗布和他的工作人员都会对作田进行检查——就像他们对每一位受试者所做的那样,询问是否一切都好,并为她测量血压。在其中一次检查中,格罗布发现作田戴着眼罩哭泣起来。后来,作田向格罗布透露,因为她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当她死去时她的丈夫诺伯特会有怎样的感受,不禁潸然泪下。
格罗布的这些巧思布置——眼罩啦、怀旧物品啦、充满神秘感的音乐、花香以及飘逸的装饰织物啦,都取材于由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Stanislav Grof,出生于布拉格的一名精神科医生,濒死患者迷换药物研究之父)的工作。60年代中期,“acid”(致幻剂的俚称——译注)、“bong”(软性毒品俚称)以及“Deadhead”(感恩至死乐队的死忠歌迷)之类的字眼儿还没有改变美国的面貌,致幻剂也还不是非法药品——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它们是什么,自然就不会迫不及待地想去大嗑一通。在巴尔的摩附近的春天树丛州立医院(Spring Grove State Hospital)里,格罗夫开始在癌症患者身上使用致幻剂,并记录它们产生的效果。
格罗夫对众多致幻剂疗程均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在他根据这些疗程撰写的各种论文和书籍著作中,他这样描述道:在LSD或DPT(译注:均为迷幻剂)的影响下,癌症患者从濒死的恐怖中得到了解脱——这种效果不仅限于致幻剂疗程期间,在其后的数周和数个月中依然持续。格罗夫继续就致幻剂在垂危患者中的作用进行研究,直到社会文化的发展迫使实验终止——为了追求快感而吸食致幻剂导致了禁毒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禁毒法规的诞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一句名言中称蒂莫西·利里是“美国最危险的人物。”)对致幻剂研究的资助日渐枯竭,格罗夫也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开发可连接较高级别意识状态的替代性方法。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格罗布和他的几个同事方才感到或许他们可以重新审视格罗夫的方法和成果,而无需担心危及自己的声誉。
致幻剂在医学中的神奇力量
LAUREN SLATER
2013年12月04日
Photo illustration by Clang
在作田帕姆(Pam Sakuda)55岁时,她得知自己时日无多。结肠肿瘤切除术后不久,医生带来了可怕的宣判:4期;转移。作田的生命大约还剩下6至14个月。一心想要减缓不断加剧的病程,她每天跑步数英里,甚至在精疲力竭的治疗期间也没有间断过。作田天性乐观,口齿伶俐,端庄大方,到2006年11月去世时,她顽强地存活了四年,大出所有人的意料。回想当初,在熬过医生预言的那最初的14个月之后,焦虑症和抑郁症接踵而来,像是警示她自己的生命已经到达极限,她也曾感觉整个世界都黑暗一片。作田的丈夫诺伯特·利青格(Norbert Litzinger)这样解释道:“当你的死刑执行期已过,你就会开始犯嘀咕:大限会是何时?何时?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甚至连最寻常的计划,比如听场音乐会,与朋友共进晚餐什么的,都不敢轻易制定,因为我们不能确定那时候帕姆是不是还活着;她是不是还能和我们在一起?”在等待“末日”的过程中,他们的焦虑与日俱增,将这对夫妇的生活彻底笼罩在阴影中。
随着忧惧情绪的加剧,作田了解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港口医疗中心(Harbor-U.C.L.A. Medical Center)的精神科医生和研究员查尔斯·格罗布(Charles Grob)正在领导一项研究:他们让终末期癌症患者服用裸盖菇素(迷幻菇中的有效成分),并观察它能否减轻这些患者对死亡的恐惧。在作田去世前22个月时,她成为格罗布的12名受试者之一。该研究于2008年完成,并在去年发表于《普通精神病学文献》(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上。研究结果显示,身患绝症的受试者使用裸盖菇素具有安全性,同时,该治疗可减少受试者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对致幻剂缓解死亡之苦的神奇力量大感兴趣,并为之痴迷的研究人员并非只有格罗布一人。麦克莱恩医院(McLean Hospital,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贝尔蒙特,是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精神病学培训医院)综合精神病学实验室(Laboratory for Integrative Psychiatry)的主管约翰·哈尔彭(John Halpern)博士也曾经尝试使用MDMA(又名摇头丸)来缓解两名4期癌症患者的临终焦虑。另外,还有两项在临终患者中使用裸盖菇素的研究正在进行当中:一项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医学院,由史蒂芬·罗斯(Stephen Ross)领导;另一项在约翰斯·霍普金斯湾景医学中心(Johns Hopkins Bayview Medical Center),罗兰·格里菲思(Roland Griffiths)已经在22名癌症患者身上使用了裸盖菇素,并期望样本可以扩大到44人。“该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格罗布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告诉我,“但我们一直以来获得的结果都相当喜人。”
除了格罗布和他的同事们,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对致幻剂的治愈能力重新燃起了科学兴趣,并致力于其该疗法的复兴。例如,迈克尔·米索弗(Michael Mithoefer)已经证明,MDMA可以有效地治疗重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哈尔彭在审查关于丛集性头痛患者服用LSD(一种半人工致幻剂——译注)的病例研究后发现,患者们都报告自己的症状大为减轻。此外,最近人们还对利用致幻剂治疗酒精和其他物质成瘾进行了探讨。
尽管这些研究显示出了诱人的前景,格罗布和临终关怀领域的其他研究人员在展望未来图景时都表现得相当审慎,并尽量与20世纪60年代划清界限——当时有很多人都迷信致幻剂,并将其用于诸多争议性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由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主持开展的裸盖菇素项目。格罗布称60年代致幻剂的猖獗使用是一种“失控”,并表示,他和其他人都致力于将他们当前的研究“保持在监控之下”。“我们希望成为利里的反例。”哈尔彭也表示赞同。“我们都是严肃认真的科学家,”他告诉我。
作田的终末期诊断,加之她在其他方面堪称完全健康,使她成为格罗布理想的研究对象。从2005年1月开始,格罗布和他的研究团队开始对作田进行各种各样的心理测试,包括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和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Y anxiety scale)等,以确定作田心理状态的基线指标,并排除所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我们想要的是心理健康的受试者,”格罗布解释道,“我们希望他们的抑郁和焦虑状态并不是心理疾病的结果”,而是身体病入膏肓导致的心理反应。
作田将参与两个方案,其一使用裸盖菇素,另一个方案则使用烟酸(一种有药效的安慰剂[active placebo],可能会导致面色潮红)。研究采取双盲设计,这就意味着无论研究人员还是受试者都不知道受试者服用的胶囊里面是什么成分。在她第一个疗程开始那天,研究人员把作田带到一个房间。这里已经用鲜花和精美飘逸的织物重新装饰过,以帮助营造出舒适的环境,一扫医院里原先的那种冷冰冰的感觉。作田吞下胶囊,躺回床上,安静地等待。就像研究人员对待所有受试者那样,格罗布请她从家里带来了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这些物品让治疗室变得个性化,常常可以提示患者去思考深爱的人或者重要的生活事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罗兰·格里菲思如是说。
“这好像有点傻气,”哈尔彭说,“但我们的设想是,在迷幻剂的帮助下,你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些物品。它可以帮助你找回回忆,也促进反思;它可能成为一块试金石,也可能成为你思考的基石。”
格罗布回忆说,作田带来了几张亲人的照片,她躺在床上时还将它们抓在手中。格罗布和他的一名研究助理留在她身边,在为期六到七个小时的疗程中,他们都全程守护。作田知道,在接下来的数日或数周中,她将需要安排时间与格罗布和他的团队会面,并一同经历在治疗室中将发生的一切。黑色的眼罩盖住了作田的脸,鼓励她望向黑暗深处。她还戴上了耳机。音乐随之涌入:河水奔流的声音、甜美的断奏、深沉的鼓声。每个小时,格罗布和他的工作人员都会对作田进行检查——就像他们对每一位受试者所做的那样,询问是否一切都好,并为她测量血压。在其中一次检查中,格罗布发现作田戴着眼罩哭泣起来。后来,作田向格罗布透露,因为她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当她死去时她的丈夫诺伯特会有怎样的感受,不禁潸然泪下。
格罗布的这些巧思布置——眼罩啦、怀旧物品啦、充满神秘感的音乐、花香以及飘逸的装饰织物啦,都取材于由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Stanislav Grof,出生于布拉格的一名精神科医生,濒死患者迷换药物研究之父)的工作。60年代中期,“acid”(致幻剂的俚称——译注)、“bong”(软性毒品俚称)以及“Deadhead”(感恩至死乐队的死忠歌迷)之类的字眼儿还没有改变美国的面貌,致幻剂也还不是非法药品——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它们是什么,自然就不会迫不及待地想去大嗑一通。在巴尔的摩附近的春天树丛州立医院(Spring Grove State Hospital)里,格罗夫开始在癌症患者身上使用致幻剂,并记录它们产生的效果。
格罗夫对众多致幻剂疗程均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在他根据这些疗程撰写的各种论文和书籍著作中,他这样描述道:在LSD或DPT(译注:均为迷幻剂)的影响下,癌症患者从濒死的恐怖中得到了解脱——这种效果不仅限于致幻剂疗程期间,在其后的数周和数个月中依然持续。格罗夫继续就致幻剂在垂危患者中的作用进行研究,直到社会文化的发展迫使实验终止——为了追求快感而吸食致幻剂导致了禁毒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禁毒法规的诞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一句名言中称蒂莫西·利里是“美国最危险的人物。”)对致幻剂研究的资助日渐枯竭,格罗夫也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开发可连接较高级别意识状态的替代性方法。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格罗布和他的几个同事方才感到或许他们可以重新审视格罗夫的方法和成果,而无需担心危及自己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