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心理测试发展史 简版

中国的心理测试发展史

张厚粲/余嘉元 

《心理科学》(沪)2012年03期

作者简介】张厚粲,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北京,100875;余嘉元,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210097

张厚粲,E-mailzhanghc@bnu.edu.cn

内容提要】 有关心理测量的思想起源于中国古代。但西方科学的心理测验理论与方法是20世纪初自西方传入中国的。30年的发展取得很大成绩,但道路艰辛曲折,文章分三个阶段对之作了回顾。

一、最早是1915年外国学者为比较中美儿童的智力差异对广州500名小学生进行测试。同一时期,我国学者也开始自己编制测验,“小学生毛笔书法量表”是最早的标准化教育测验。廖世承和陈鹤琴1920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开设测验课程,出版《心理测验法》一书,正式介绍科学的心理测验。与美国专家合作编制多种测验,1923年与美国专家合作对全国小学生进行测试,得出了三至八年级学童的年龄与班级常模,引起了教育界的注意。艾伟从1925年起致力编制中小学不同年级和学科的测验以及能力测验,还与张耀翔编制了识字测验与阅读测验等,对我国教育测验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测验学会”1931成立,并创办会刊《测验》,有效地推动了当时测验研究的开展。1937年“七七”事变后,工作继续进行和扩展,但受战争的影响,发展上减慢了速度。

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上的变迁,心理测验被视为禁区,认为它唯心、反动,没有人敢于问津。“文化大革命”中,心理学被打成伪科学,心理测验更是全盘否定了。

三、“文革”以后,心理学恢复。而心理测验面对着既缺人力又少资料的困难。林传鼎等三位教授于1980年春举办了第一个全国性心理测验培训班,是心理测验再生的标志。此后各高等院校逐步开设心理测量学课程。通过引进各种心理测量理论,修订外国测验和逐步向自编我国测验发展,几年中取得了良好效果。1984年中国心理学会下属的“心理测量分会”成立,1990年加入国际测验委员会(ITC),成为它的一个国家会员。1991年在南京举办了国内第一个心理测验国际性学术会议,又与台湾学者交流,建立起隔年一次海峡两岸心理与教育测量学术研讨会的协议。这些都对中国心理测验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80年代后期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转型,心理测验逐渐渗入医学、教育、企业、和组织人事部门等多种应用领域,扩大了对社会的影响。教育是其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从高考开始向各种考试、应用领域广泛扩展,取得良好效果。尤其是在人力资源、心理咨询领域,心理测验发展日益兴旺。社会各界从多方面加深了对心理测量的认同,使它变成为一个相当热门的应用科学了。最后,文章从测验的数量,质量,数据处理的方法技术,测验者素质提高和法律完备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存在问题并提出对今后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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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心理测验引入及快速发展期

辛亥革命之后,西方科学的心理测验理论与方法开始传入中国。最早是1915年克雷顿(Creighton)在广州用包括机械记忆、条理记忆、交替、比喻等几项内容的心理测验的中译本,对500名小学生进行了测试,用以比较中美儿童的智力差异。1918年瓦尔科特(Walcott)又在清华学校用推孟修正量表测验该校学生,这是西方学者应用西方成熟规范的量表在中国最早的尝试。就在同一时期,我国学者自编的测验也已经开始。江苏省立师范附小主任俞子夷根据桑代克书法量表的编制程序,于1918年编制“小学生毛笔书法量表”是我国最早的标准化教育测验。

1920年,廖世承和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开设测验课程,并应用自己编制的测验对学生进行测试。然后两人又合作出版了《心理测验法》一书,正式介绍科学的心理测验。书中测验指向兴趣、观察力、思想与动作的协调性,内容广泛,涉及图形、算学、词句、文字、想像和社会知识、品行道德等许多方面。其中有23种直接采用国外的测验内容,12种为根据中国学生特点自创(柯小卫,2008)。

1922年春,廖世承、陈鹤琴将比纳—西蒙智力测验说明书译成中文后,并加入数项新测验,在南京、苏州、上海等地的幼稚园、小学、中学、师范学校中进行,受试者达1400余人,年龄由3岁起至20岁(柯小卫,2008)。1925年二人又合编了一本测验的简便用书《测验概要》,对推广教育测验和心理测验起了一定的作用。廖世承还把当时只用于个人的中小学测验发展为团体测验,并丰富了测验内容,被称为“廖氏团体测验”(杨鑫辉,2002)。

1922年4月,比奈-西蒙量表由贾培杰译成中文,命名为“儿童心智发达测量法”,在江苏、浙江两省的一些小学生中进行过测试。同年张耀翔在《教育丛刊》上发表了关于心理测量和新法考试的文章,并在北京高等师范首先将心理测验列为入学考试科目之一。1922年以后,张耀翔主编的《心理》杂志以及教育杂志上,均刊登有关测验的文章(张厚粲,2001),形成了20世纪初期心理测验在我国的一片繁荣景象。

此外,中华教育改进社1922年在社内设立“施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聘请美国专家麦柯尔(W. A. McCall)来我国帮助编制各种教育测验和训练有关人才的工作。麦氏来华后,和全国各地教育专家合作完成了50多种测验,撰写《中国教育的科学测量》一文,并训练了两期研究生(高觉敷,1985)。在教育改进社的主持下,1923年开始对全国小学生进行普通的智力与教育测验,在华北测31000人;华东和华中测50000人;华南测21000人。求出了三年级至八年级学童的年龄与班级常模及其他一些统计数字。这个大规模的调查引起了当时教育界对测验的注意(高觉敷,1985)。

1924年,陆志韦发表了《订正比奈—西蒙智力测验说明书》,1936年又与吴天敏再次对之做了修订。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在东南大学开设教育心理讲座,聘艾伟担任测验研究工作,他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进行国文测验,调查中学生对白话文与文言文的理解能力及其阅读速度等等。从1925起艾伟经过三十年努力编制了中小学各年级各学科测验、小学儿童能力测验及智力测验,为中国编制该类测验的开端。他编制有中学文言白话的理解力量表(1935年)、汉字测验(1940年)等8种,小学算术应用题测验(1940年),高中平面几何测验(1947年)等9种,中学英语测验(1943年)、大英语理解速度测验(1936年)等4种,初中常识测验(1940年)等9种。1946年出版中学学力及高中与大学学力测验2种。他还于1934年在南京创办试验学校,直接运用测验于教育,以选拔儿童,因材施教。此外,艾伟和张耀翔分别编制了识字测验,并且还与其同事们进行过儿童阅读兴趣的调查、朗读与默读的比较,编制了阅读测验(杨鑫辉,2002)。总之,艾伟对我国教育测验的发展进行了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做出了很大贡献,只可惜后来因战争问题没有能够继续,是测量学界的一项大损失。此外,1928年春,江西儿童智力测验局,杜佐周对4000多名儿童进行测验。还制定了教师评判智力标准表和学业成绩调查表,用以研究智力测验结果与教师评定和学业成绩的相关。同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设科学测验部由陈选善主持,进行职业指导研究。

总之,从“五四”前后到1928年是测验运动最为昌盛的时期。编制了大量测验,可以分为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两类。智力测验类有:(1)陆志韦订正比奈—西蒙智力测验;(2)廖世承团体智力测验,(3)德尔满调查用非文字智力测验;(4)刘廷芳中学智慧测验;(5)刘湛恩非文字智力测验;(6)陈鹤琴图形智力测验等。教育测验类有:(1)俞子夷的小学书法测验,正书小字量表,行书小字量表,小学缀法量表,小学算术应用题测验,小学算术混合四则测验,初小算术四则测验,算术练习测验,小学社会自然科测验等;(2)陈鹤琴的初小默读测验,小学默读测验,小学文法测验,小学默字测验,中学默读测验,小学常识测验等;(3)廖世承的中学文学常识测验,中学文法测验;(4)德尔满的算术四则田验,学校自用普通救育测验;(5)周学章国文作文量表;(6)张耀翔识字测验;(7)华超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阅读测验;(8)汪桂荣、廖世承中学混合数学测验;(9)陈兆鹏等混合理科测验;(10)杨国荃本国地理测验;(11)韦润珊、廖世承中学混合地理测验;(12)徐则陵本国历史测验;(13)苏毓芬、廖世承中学混合历史测验;(14)安德生混合英文测验;(15)祁司英文测验;(16)艾伟中学英文测验;(17)麦克乐体育测验;(18)查良钊调查用教育测验等(高觉敷,1985)。

事物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良好的事物,用之不当,也会起反作用。原本在蓬勃发展的心理和教育测验,正是因为有些人为赶时髦,不考虑测验适用的范围和场合而加以滥用,甚至不顾一切地夸大其实际作用,致使社会产生反感;同时有些测验使用者缺乏训练,不按规范施测,结果的解释也不慎重,降低了测验的效能,造成了人们的误解(高觉敷,1985)。结果从1929年开始,测验运动曾经一度变得一蹶不振,甚至转向受人厌弃。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心理学家们的反思,于是在1931年6月,重整旗鼓,在南京正式成立了“中国测验学会”。会上通过了《中国测验学会简章》,由艾伟主持产生了理事会(樊正,1994)。

中国测验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心理教育测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测验学会以研究测验理论、推广测验方法、培植测验人才为宗旨(顾明远,1991)。总体上讲,使测验动处于组织有序的健康发展中。1932年中国测验学会创办的会刊《测验》创刊。从1931-1936举行过三次测验年会,有效地推动了当时测验研究的开展(胡延峰,2009);加强测验理论的同时,又编制了一些新的测验量表、使得测验的使用范围日益扩大,测验活动进一步得到发展。中国测验学会发展至1940年时,已有基本会员160人。根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到抗日战争前夕,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制订或改编出合乎标准的智力测验和人格测验约20种,教育测验50多种,如廖世承团体智力测验、陈鹤琴图形智力测验、刘湛恩非文字智力测验、以及肖孝嵘修订的墨跋量表和原美国Goodenough等编制的画人测验(燕国材,1998),形成了中国测验发展史上的一个全盛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后,《测验》停刊。抗战期间并没有以测验学会名义开展活动,但测验工作仍继续进行,并且实施测验的范围逐渐扩展。如最初各种测验量表只试用于小学生,后来逐渐向上扩展至大学,同时也向下扩展到幼儿智力测定。除在教育上的应用外,还伸展到实业界和当时国民党的党政部门,并重视品性测验的应用。还有一些教育心理学者利用测验进行心理学问题的研究,如关于教法问题、汉字问题、民族心理的比较等均用测验方法(高觉敷,1985)。新中国成立前出版心理与教育测验方面的书籍二十多种,如王征葵的《态度测量法》、沈有乾的《心理与测量》、王书林的《心理与教育测量》、陈选善的《教育测量》、艾伟的《小学儿童能力测验》、孙邦正的《心理与教育测验》等(郑日昌,1999),都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

20世纪30年代末期,抗日战争开始,心理测验和多数学科一样受到很大影响,在发展上减慢了速度。

二、停止发展期

从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上的变迁,在一切向前苏联学习的口号指引下,心理测验在我国被视为禁区,各级师范院校都停开了心理和教育测量与统计课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和实际应用也相应地停止(张厚粲,2001)。可以想象,在只强调人的阶级性而全盘否认人与人之间个体差异的年代,心理测验被视为“违心的、反动的”,当然不再有人敢于问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心理学受到彻底批判,甚至被认定为伪科学打入了冷宫。心理测验更是处在心理学的最底层,受到摧残最重,是停止活动最长的一个分支。

三、重获新生再度兴起,逐步发展并走向世界

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心理学得到新生以后,人们对心理测量和各种测验的作用又重新予以认同,体会到了解个体差异在现实生活中有重要意义。从此,心理测验在我国逐步恢复了地位并再度发展。

1979年心理学刚恢复活动不久,在天津召开的中国心理学会第三届全国学术会议上,由张厚粲和胡德辉等几位测验爱好者首先呼吁应该恢复心理测验,得到大量与会者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但是会后当一些心理学工作者满腔热情地欲采取行动恢复测验工作时,却发现实践中所面临的竟是一个既缺乏人力、又缺少资料的困难境地。于是由林传鼎和张厚粲发起,并联系吴天敏,三位教授联合于1979年春季在武汉举办了一个全国性心理测验培训班,这是心理测验在我国大陆再度出现的标志。从此,中国的心理测量工作开始恢复与发展。参加该班的几十位来自全国的心理学教师,大多数日后成为测验工作的骨干。该培训班以提高认识、培训人才和为实践准备材料为目的,除讲授统计学基础知识和心理测验的基本原理外,还介绍了吴天敏参与修订的比内量表,并由林传鼎和张厚粲主持、对韦氏儿童智力量表(WISC-R)的修订工作进行了组织准备。日后韦氏儿童智力量表(1974修订版,即WISC-II)经过十多所院校参与协作,先后在十一个省市进行了施测,最后制定了它的中国常模,正式版本于1986年出版。与此同时,根据临床需要,一些医学心理学家们,主要是在湖南医学院龚耀先领导下,也开始使用与译制、修订外国通用的各种心理测验,如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AIS)等(张厚粲,2001)。

1980年秋,北京师范大学更首先开设了心理测验课程,这一切都为心理测验在国内再创辉煌奠定了重要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方面,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开始开设心理测量学课程,积极培训专业人员。另一方面,主要着力于从国外引进传统的和现代的心理测量理论(如经典测验理论CTT、概化理论GT、项目反应理论IRT等),并采取从修订外国测验开始、逐步向编制我国测验发展的策略,几年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时期修订的测验主要包括智力测验和人格评定量表两大类。智力测验方面,有比内量表第三版(吴天敏),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AIS)和韦氏幼儿智力量表(WPPSI)(湖南医学院龚耀先),以及用于团体智力测验的瑞文标准推理测验(Raven's SPM)(张厚粲)等;在人格测验方面,有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MMPI)(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十六种人格测验(16PF)(辽宁李绍衣),艾森克人格问卷(EPQ)(陈仲庚)等多种测验,它们都相继出现了中文版,并经过修订制定出中国常模,长期、广泛地得到应用,填补着国内研究领域的薄弱和空缺。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对心理测验的重视逐步提高,应用领域不断扩大。除上述普遍应用的测验外,H-R神经心理成套测验,韦克斯勒记忆量表,加州人格量表和爱德华个人兴趣量表等等,也陆续地得到修订供研究工作使用(张厚粲,2001)。

从80年代中期起,由于对测验理论与技术掌握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心理学家开始自己编制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测验工具。例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查子秀编制了用于鉴别超常儿童的智力量表,杭州大学汪文鋆编制了用于筛查弱智儿童的智力量表,其他学者还编制了各种幼儿的发育、发展量表等。在中国儿童发展中心发起和给予一定资助的情况下,有张厚粲主持编制的CDCC中国儿童发展量表(3-6岁)出版,主要用于测查3—6岁儿童的发育与智力发展,包括语言、认知、社会认知、身体素质与动作技能四个方面共十六个分测验,应用较广。此外,中国科学院心理所范存仁编制了以0-3岁幼儿为对象的幼儿发展量表。这些自编测验由于密切结合中国文化和当代国情,更适合实际应用,体现了中国心理测验的发展方向,受到使用者的普遍欢迎(张厚粲,2001)。

随着心理测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心理测验开始在很多实践部门得到应用,如飞行员的选拔、运动员的选材、精神疾病的诊断。儿童多动症以及智力超常与落后儿童的检查等。1983年年初,在昆明召开的普通心理,实验心理专业年会上,就测验问题进行了讨论。总结了近几年测验工作中的经验,进一步找出了问题,明确了方向(郑日昌,1999)。

1984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心理学年会上,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现改名心理测量分会)作为中国心理学会的一个下属分支机构宣告成立。组织机构的建立,对于心理测验的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更有利于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上面提到的许多实用性很强的心理测验都发表在这段时期。为了提高测验工作的理论水平,1988年《教育研究》上发表了张厚粲和丁艺兵合写的《心理测验理论及其发展》一文,除进一步阐明经典测量理论外,又介绍了现代测量理论中的项目反应理论和概化理论,引起有关学者的兴趣和重视,促使这个领域的很多研究与论著相继出现。

1990年秋,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在无锡召开第一次学术会议。这时国际上最通用的十个测验在我国都已修订,说明我国心理测量已取得很大进步(程家福,王仁富,武恒,2001)。会议除交流学术论文外,还决定组织力量对心理测量的最新领域进行研究。1994年10月在江西南昌召开第二届学术年会,出席代表34人收到论文24篇,内容涉及心理测量的有关理论、心理测量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心理测量的编制以及心理测量的使用与管理业务等各个方面。会上对心理测量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气氛活跃(中国,1995)。

在国际方面,从1987年在ISSBD的东京会议上张厚粲作了题为“中国的心理测量”(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in China)的专题报告开始,有关中国心理测验的报告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出现。1990年中国参加了国际测验委员会(ITC),并且张厚粲被选入其1990—1994年的理事会。

1991年12月2-5日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一次心理测验国际学术讨论会。内容包括:1.项目反应理论的最新发展,2.经典测验理论,3.心理测验在教育、临床、工业和体育文化等领域的应用和心理测验的跨文化比较等的重要问题,会议共收到论文和论文摘要41篇。出席代表60余人,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英国、日本、荷兰、美国、西班牙、尼日利亚、新加坡等国和港澳地区的著名学者和后起之秀。通过热情的交流和积极讨论,不只是圆满地达到了交流学术、增强友谊的预期目的,它更是为中国心理测验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1992年开始了与台湾的学术交流活动。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厚粲在与台湾学者张春兴、吴武典进行学术交流中,将她所领导的两个二级学会(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统计与测量分会)联合起来与台湾的测验学会建立起相互交流的固定联系。从1993年12月在台北举行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开始,约定隔年一次分别在台湾和大陆举行海峡两岸心理与教育测量学术研讨会,截止到2011年,已经举办了10届。为此已经有一百多位大陆学者访问了台湾,近乎相同数量的台湾学者访问了大陆,并且每次会后有论文集出版。这项学术交流活动不仅使测验工作者增加了信息来源,通过交流提高了研究的积极性,同时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增进了两岸学者的友谊,有一些合作研究也在开始建立。总之,这项活动在进一步促进心理与教育测量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张厚粲,2001)。

从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加强,翻译、修订国外心理测验工具的工作明显放缓;而这时我国心理学家通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心理测量的知识和经验,于是心理学家着重编制适合中国人自己的测验工具的趋势大幅度地发展起来。虽然在初期,有些量表的编制存有“临摹”印迹,或者是在国外同类量表的基础上改编制定而成,但它终究是在向着“中国本土化”的方向迈进。

四、紧密联系实际,在国家建设的各领域中逐步发挥作用

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科学服务社会的意识加强,实践中应用领域扩大,心理学界编制和使用量表的热潮再度兴起。80年代以后心理测验逐渐渗入我国医学界、教育界、企业界、组织人事部门、司法部门等许多应用领域,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教育是心理测量学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应用领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恢复高考,这是重整旗鼓,建设国家,振兴民族的重要举措之一。但是全国统一考试,报名人数众多,包括“文革”前高中毕业后到农村的插队生,也包括应届的高中毕业生,年龄参差不齐,知识经验差距极大。如何能使这种大规模的考试科学地进行,做到公平、公正,就成了教育领域亟待解决和研究一个重要课题。最初国家沿袭传统的做法,采取教育部领导统一实施的经验式命题,考试后,分地区用人工阅卷。为了保密,命题教师需要集中隔离一、两个月,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这样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更主要的是命题凭经验,无法保证选拔人才的质量。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从1980年开始进行有关高校入学考试的测量学研究,统计前两年的高考成绩,并且与实际表现作比较,发现考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都存在很大不足。在当时高校入学率极低的情况下,这对于国家有效地培养建设人才和确定年轻一代的毕生发展都有重要影响,有必要进行改革。经主动与教育部考试机构建立联系,为了提高高考质量,开始推出标准化考试方法。并且在教育部考试机构的支持下,将测量理论和考试方法方面的知识对全国的考试工作干部进行了系统培训,于1985年由张厚粲和桂诗春合作出版了《标准化考试简介》一书,予以推广。其间1985年夏教育部在青岛举办的全国招生考试干部培训班,由张厚粲讲授教育测量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对标准化考试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学员大多数是各省高考招生办公室主任,通过学习日后在深化教育革命,推动高考改革的实践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科学的教育测量理论为基础改进高考取得可喜成绩,在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为此1985年与教育部合作的高考改革研究成果荣获了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一等奖。然而,实践中由于教育工作涉及面广和当时条件的限制,高考录取率很低,过多地宣传高考升学,造成了社会各界以高考为指挥棒评估中学的错误倾向。于是在80年代末,又提出了中学毕业会考的建议。明确指出高考为选拔人才是常模参照性测验,而中学毕业会考的目的在于检查学生是否达到了中学教学计划规定的培养目标,性质是标准参照性测验,二者不能混同。为了更好地贯彻这项改革,又有张厚粲的《教育考试改革和标准参照测验》、《从标推参照测验理论探讨中学会考及格线的确定》等一系列文章陆续发表。

总之,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高考改革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和1987年以后发展的高教自学考试研究中,以及后期开始至今广泛推行的汉语水平考试(HSK)等领域,心理测量的理论和方法技术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末期,教育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要求在全国积极开展素质教育,大力提倡创新。学校努力克服应试教育的影响,不再片面追求升学率,而更多地关注起学生的个性发展。这对心理测验的发展在内容方面产生了影响,测验内容不再局限于关注智力能力的发展与培养,有关人格特质、兴趣爱好等的鉴定与评估也大量涌现。此外,如何调整课程设置,改进考试方法,组织课外活动等都对心理测量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促使其在新形势下有了更大的发展。

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到20世纪后期,心理测验的应用领域也得到广泛扩展。社会各界对于个体差异和心理意识对人行为的影响有了一定理解,并逐步加深了对心理测量在这方面能够发挥作用的认识,使心理测验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中的应用得到认同。这时,心理测量学不仅不再受歧视,反而变成为一个相当热门的应用科学了。诸如人力资源、心理咨询等等都快速地得到发展并日益兴旺起来。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人事制度改革。从企业界的人员招聘开始,人们日益认识到社会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心理测量的意义和作用在人力资源领域更加受到重视。1989年国家开始实行公务员考试,随后又有各种专业资格考试出现。从命题到考试实施和结果分析等诸多环节,心理学家们都作为主力被邀请给以支持与协助。在长期的人力资源工作实践中,心理测量学本身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与提高。心理测量在企业中的作用逐步深入,早已远远超出人员招聘工作,在培训、提升、领导者特质研究等有关组织发展的项目中,心理测量学家都有参与,王重鸣、凌文铨等领导的团队均已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除了教育和人力资源外,另一个应用范围更广的领域是心理咨询。社会转型时期,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急剧改变,引起人的精神压力增大。如何缓解压力适应生存是个很现实的社会问题。过去人们不会主动地去进行心理咨询,原因是怕被误认为心理不正常、是患了精神病。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转变,一方面看到心理学地位提高,大多数人承认了它的科学价值,另一方面在医疗机构中进行诊断与咨询时,医学心理学家们使用了很多心理测验,效果良好。于是一些受各种生活压力困扰的人,不愿去医院时,就主动地寻求心理咨询帮助了。根据社会需要,独立的心理咨询机构在社会上逐步建立,并且各类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中都先后设置有心理学教师,主持心理咨询和辅导工作,同时,学校心理学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咨询中所用的测验过去主要是早期修订或稍加修改的国外测验,近年来学者们为了实际需要也自编了很多。虽然其中大多数的编制遵循了心理测量学原理,也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指标。但是总的来说它们都没有通过严格的学术鉴定,鱼目混珠现象的存在是难免的。为了心理测量进一步的更好发展,这正是当前的学术领导和管理机构所面对的重大挑战。

1992年中国心理学会下属的心理测量分会(原称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为了心理测验工作的健康发展,曾经制定了《心理测验管理条例》和《心理测验工作者的道德准则》两个条例在学报上发表,遗憾的是由于缺乏法律支持,始终未能保证其条款的全部实现。2000年7月张厚粲应邀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第2届关于心理学家证书及其获准的国际会议(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Licensure, Certification and Credentialing of Psychologists. Oslo, 18-20, July 2000)上作报告介绍情况时,也表述了这种状况。2008年,心理测量分会参照美国的《教育与心理测试标准》对1992年颁布的两个心理测验管理条例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与完善,充实内容制定了《新版心理测验管理条例》和与之配套的《心理测验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提交中国心理学会理事会后均获得了批准通过。事后根据新版管理条例又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心理测验登记暨鉴定管理实施细则》,现已初步制定出一个试行本,不过尚有待最终完善与发表。

五、存在问题与展望

1.现有可用的心理测验数量不够多,类别不全,使用效果尚不能尽如人意。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心理测量学得到社会认同,在恢复和发展中取得了很大进步和提高,但总的来说,现有的测验数量仍然有限,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只重当前效益,违反测量原则和方法,使用不当或滥用的现象。

2.心理测量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结果的统计分析技术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测量理论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测验的精度,更好地实现测量目标。目前,测验编制中依然是经典测验理论应用较多,现代测量理论应用较少,深入研究也不多。统计学中一些新发展,尚未能在测验中很好地结合与体现。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学习,赶上国际发展水平,是摆在心理测量学家们面前的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

3.心理测量工作者的素质有待提高,心理测验的法律保障急需完备。由于社会需要发展迅猛,目前,心理测验工作者人数大量增加。但其中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者的比例下降,很多人只通过各种心理测验培训班学习,专业训练不够。尽管从1992年中国心理学会就颁布了《心理测验管理条例》和《心理测验工作者的道德准则》,但缺乏法律保障,执行力度不强。一方面,不具备使用资格的人使用测验,会造成误用或不正确的解释,给受测者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测验的版权得不到保护,抑制了编制者的创造热情,不利于测验的发展。为此,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大力加强心理测验工作者的资格认证和培训工作,同时继续不懈地强烈呼吁,要求对待测验像保护知识产权一样,争取早日立法。

4.国际往来要加强。在中国心理学的恢复发展过程中,国际交往、尤其是参加国际心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同样反映在心理测量领域中。从1987年开始张厚粲多次在国际大会上介绍我国心理测验的发展,包括国外测验的修订,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管理条例的制定,以及汉语测试等等。1990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测验委员会(ITC),并进入了理事会(1990-1994)。不过后来国内忙于结合中国特点进行实践应用,在与ITC的组织关系上有一段时间出现了疏忽,直到2009年才又交纳会费恢复了关系,张建新进入理事会,并参与了在香港举行的第7届ITC大会的组织工作。这次会上我国大陆学者有30余人参加,还进行了一场中国心理学发展的专题研讨。大力加强交流与合作,不断吸收国外先进理论及经验,同时立足国内实际,结合中国人特点去开发测验,在这样的方针指引下,大家共同努力互相切磋,中国的心理测量在21世纪必将再创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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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厚粲/余嘉元 作者:张厚粲/余嘉元 / 4634次阅读
时间:2013年10月01日
来源: 《心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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