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有益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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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陈毅之子陈小鲁在网上发表了自己反思文革的道歉信。他在信中说，“作为当时(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向“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在此之前的两个月， 61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在杂志上刊登了一则道歉广告。其间，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在报纸上分别向“文革”中伤害过的人道歉。
心理解读
这个夏天，为“文革”期间自己的行为道歉的并不止上述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或为了保命，或为了名声，或受他人裹挟，对他人，甚至是自己的亲人做出过伤害行为。
对当年施暴者那些揭发、批斗他人的行为不仅给受害者带来了身体和心灵上的巨大伤害，也给施暴者自身造成了伤害。
这些施暴者对当年的伤害行为耿耿于怀，在时隔多年后，经不住良心的煎熬，选择公开道歉和忏悔，让公众知晓，接受公众的质疑及批评。
道歉，对受害者来说，是一种欣慰，一声迟来的“对不起”，抚慰受伤的心。道歉，对施暴者来说，是忏悔的表达，终于有勇气承认自己当年的错误，说出当年的暴行。
为什么道歉的人都会说，“心终于放下来了”？因为他们说出来了。历史的悲剧给太多的人造成了心灵和身体的伤害。这些公开道歉者提供了一个抚慰创伤的方法：把自己经历的伤害事件说出来。
研究者发现，说出自己的创伤经历有利于之后的身体健康。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的研究者找来了33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屠杀的幸存者，让他们自愿地谈论当时自己的个人经历，时间为1-2个小时，同时记录他们的皮肤电传导水平（skin conductance level）。皮肤电传导水平是人在一般状态下生理活动的基础值，而这种自愿地将自己的真实情况暴露给他人的行为即被称为“自我暴露”。这些幸存者的自我暴露水平越高，皮肤传导水平就越低。14个月后，研究者收集他们自我报告的健康水平。结果发现，除去之前疾病的影响，自我暴露水平越高，即说出更多的有关个人的创伤事件，其长期的健康水平就越高。
不少人尝试压抑自己的想法，结果发现并不容易。压抑想法需要生理上的努力，耗费精力。例如人们在压抑自己时，其皮肤传导水平会提高。短时间的自我压抑可以增加自律行为，但长期的自我压抑则会给身体带来压力，造成疾病。因此，对这些二战幸存者来说，自我暴露越高，压抑越少，他们的身体就越健康。
那个疯狂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对那些时常经受良心谴责的施暴者来说，一声道歉，能给当事人的心灵带来些许慰藉，也是对自己和历史的交代。
对文革受害者来说，施暴者的恶行和历史的悲剧不应由个人来承担，把自己的创伤经历说出来，既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健康，也能让公众了解当年那段残酷的历史，正如陈小鲁所说，“没有反思，何来进步”。
以下是陈小鲁公开的道歉信：
感谢这位同学保存了这些珍贵的照片，感谢黄坚在8月18日将这些照片公布于众，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今天我想借网络向他们表达我真诚的道歉，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
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认为如何解读文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否则谈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强和中国梦！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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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nebaker, J. W., Barger, S. D., &Tiebout, J. (1989).Disclosure of traumas and health among Holocaust survivor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51(5), 577–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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