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开头，作者就描述了一系列的事件：
（1）一条大青蛇从温德殿横梁上飞将下来，然后突然不见了；
（2）天上突然出现了雷雨冰雹；
（3）上述（1）、（2）发生两年后，洛阳发生地震，海边发生了海啸；
（4）某地，人们发现一只母鸡变成了公鸡；
（5）盛夏的没有果实的一天，黑气十余丈，飞入温雄殿中；
（6）秋天，一道彩虹出现于玉堂。
现在让我们开始脑筋急转弯――
请问，上述（1）、（2）、（3）、（4）、（5）、（6）这六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向我们说明了什么？
如果我们无法找到这六件事情的相互联系，如果我们认为“这不过是六件毫无关系的事情，它们只不过偶然碰到了一起”，那么，我们很难说自己能够真正理解《三国演义》。
甚至，你很难说自己是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因为你基本上不具备中国人的认知模式。
中国典型认知模式是《功夫熊猫》里乌龟大师的思维模式，他总是说，“没有什么是偶然的。”
荣格曾经感叹，西方人在海滩边看到海浪送来一把伞和一堆破布，会认为这是偶然的，而中国人却会认为这是有关系的。就此，他非常佩服中国人的这个天地万物息息相关的关系认知模式。
在荣格60年后，当代精神分析的几乎所有学派――关系学派、自体心理学派、客体关系学派――几乎一致认可“人是一种关系性动物”这一命题。并且找到了确凿的神经生物学、发展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证据来证实这个恩格斯通过“人的本质是各种关系的总和”表述的命题。
荣格的错误在于，他在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中国智慧的崇拜之时，在充满敬意地说中国人如何如何的时候，在“中国”和“人”之间遗落了一个“古”字。
70年前当荣格遇到胡适的时候，他问胡适对《易经》的看法，胡适对这部众经之首嗤之以鼻。
这就是荣格和胡适的区别，荣格以一种谦卑态度面对中国智慧之时，并没有转过身去把其文化背景中的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的先哲打个稀烂并踏上一只脚。他的文化背景并不会被他体认为一种自卑或者自恋的根源，他有足够的自信。
汉朝那六件事情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它们征兆着什么呢？这也是汉灵帝问文武群臣的问题。
大家并没有觉得皇帝这种问题是吃饱了撑的，并没有说，“这是六件偶然的事情啊，帅哥。”而是开始认真考虑。
然后，“议郎蔡邕上疏，以为U堕鸡化，乃妇寺干政之所致，言颇切直。帝览奏叹息，因起更衣。”
这就是中国人的认知模式。
汶川地震后，我告诉一老外，根据中国古代的看法，地震是阴气旺盛，压制阳气，造成阳气反扑的结果，而且地震还征兆着民间有不平之事，是对帝王的警告。
恰逢那几天正值莎朗斯通正在不知道问媒体还是问自己，“地震是不是也是一种业报呢？”，引起一群不分“业报”和“复仇”之区别的佛教文盲义愤之时，也是东方思维模式再次被众多二百五媒体妖魔化之时。
于是那老兄与时俱进地瞪大眼睛问我，“这是认为地震是对这些灾民的惩罚吗，哦，天哪？”
如果我告诉他，根据传统思维，地震和奥运会中国女运动员拿金牌有关，和中国男人吃伟哥吃得很带劲有关，估计他更要眼珠子掉出来了。
我相信没有一个当代中国的影视创作者会把上面这六件事情拍进电影或电视剧，也不会按照《三国》的认知模式，把曹操之死和他砍了一棵大树遭到树神报复拍进影片，总是，凡是现代人看起来按照五四或者除四旧的标准“封建迷信糟粕”的东西，都不会进入导演的视角。
就这个角度来说，诸如《赤壁》和《见龙卸甲》此类影片，在展现“三国精神”方面的都是失败的。虽然吴宇森把三国英雄打扮成古装黑社会暴徒的努力让人欣赏。
如果失去了以这种天人关系的视角，“三国”就没有英雄了。
三国英雄的气节在于面对功业成败、面对时间流逝、面对杀戮和友爱的一种生命的修养境界，在于明了“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宇宙人生之虚空本性以及对此采取的“惯看秋月春风”的释然态度，在于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之无常性的体认以及随之而来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豁达和彻悟。
这种敌友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统统和日月天地、宇宙四方联系在一起的关系母体视界在近200年遭到了几乎是灭门性破坏和摧毁。
中国人变了，变成了近代的中国人，从百年前那个宁静的夜开始。
日本有个人类学家，对中国人人格考察后，居然提出，中国人的个性特征是“娇气”，说中国人是在娇宠的环境中长大的。
其学说虽然不完全正确，但是还是有一些隐约的现实基础。比如说《长江七号》中，就可以看到父亲对孩子那种惊人的娇宠，父亲为了孩子上贵族学校，可以忍受非人的磨难，牺牲自己的尊严乃至性命。这种父子关系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平民尤其是农民家庭结构的典型代表。
这种亲子关系形态下产生的“骄子”，一旦遭遇到重大挫折，其自恋性暴怒会爆发出巨大力量，正如根据卢刚枪击案改变的《暗物质（Dark
matters）》所展现的。其实《暗物质》中的刘星和《长江七号》那个儿子的人格结构是一致的。
孕育这种人格结构的亲子关系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发生在极端的贫穷和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的背景下，穷人（父亲）在这种社会中并没有起码的为人尊严，遭受到歧视和白眼；
第二，以父亲为代表的整个家族把一个“救星”的形象投射给孩子，期望着通过孩子的成就（主要体现为学习的成就）能够改变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或者仅仅是获得失落的尊严（面子）；
第三，在这种亲子关系中，父（母）亲以一种近乎自我虐待的方式省吃俭用，提供给孩子（往往是男孩子）优越的条件――读书，而孩子的整个人格通过读书学习和父母亲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所以当孩子的学习成绩下滑或者“贪玩”不学习的时候，出现的是整个家族系统自我的崩溃。
父（母）亲会在此时突然从奴隶一般辛苦劳动供养太子读书的人，变成一个完全忽略儿童爱玩天性的暴君，开始殴打（虐待）孩子，之后又出现自我的崩溃、哭泣、自责。
而通过这个过程，孩子开始真正进入家庭的系统自我中，他会开始刻苦地带有自我虐待色彩地学习，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并且期待着学习能够带给整个家族（学校、村镇）荣耀。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结构形成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孩子的自我理想、自我价值感、以及其情绪和认知模式都是和父母（家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会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我判断标准，而他的情绪和欲望也是和父母紧密联系的。
鲁迅说，中国人是合群的自大。正是说明了中国人的自我、超我乃至本我的一部分都是外化式的、关系性的。
在《长江七号》中，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我想大概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耳熟能详的，这种教育可以总结为两条核心指令：
千万不要让别人看不起咱们；
读书学习是一切的核心。
其实这第二点也是为第一点服务的，“学习好了，别人才会看得起咱们。”而这两点的共同目的都是要建立起“我们”和“别人”的一种关系。
有些时候，对这种“我们-别人”关系的需求不过是要求“我们”和“别人”能够彼此平等、相互尊重。
而更多时候，则是期望着“别人”能够无条件地欣赏、崇拜、羡慕“我们”，乃至在“我们”面前感到自卑或者混杂着几丝嫉妒。
这后者就是“面子”，面子的背后，是自体-客体系统的施虐-受虐关系的循环和逆转。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
何以中国人会形成这么一个群聚性的关系性心理结构，恰如一位来访者所言，“我就像长在我妈身上的一个东西。”？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应该反问：“何以美国白人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和他人有清晰界限、有相对独立的情绪和欲望系统的心理结构？”
美国白人的这种“个体性自我”的心理结构是最近200年来适应工业生产要求而在全球大批量生产的精神产品。
“个体性自我”的产生是和民主社会、法治社会、物质丰富、社会大生产保持同步的。
而“关系性自我”这种精神产品就特别适应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
这就像高保真音响适用于发达国家的都市，而对于饥荒的非洲来说，手摇发电的矿石收音机是最适合的，因为贫穷他们没有电更买不起电池。
在一个人口众多、国家无法提供足够保障的社会，“自我”必须是关系性的，才能提供一个社群足够的安全感和稳定性。
农民子弟们如果不紧紧地把自己作为人的存在性和父母、乡亲们紧紧联系，那么不可避免的灾难性后果就是他们的父母在一个没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下必然要度过穷困潦倒、孤独悲惨的后半生。
另外，这种“关系性自我”也是中国人身上蕴藏的巨大能量的来源，在这种关系脉络中，个体生命的意义被抬举到一个无穷辉煌的高度。“个体性”在群聚性关系的大海中被稀释。
所以中国人的个体身上所绽放出的那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对痛苦长征般的忍耐性、对成就修长城式的执著和这些个体的自我是深深扎根于集体（群众）离不开的。
这种合群的自大、神化的自我一旦遭到否定或挫折，其产生的自恋暴怒必然要搭上几条乃至几百万条人命。
这一点我们在《暗物质》可以看到的刘星在暴怒之下杀死教授和无辜的同学，也可以在《功夫熊猫》中看到，太郎会因为失去了师傅（父亲）对自己的保护和赞赏而要毁灭整个和平谷。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生活中，在历史上看到成千上百次这种大大小小的暴怒引发的屠杀。
所有类型的“自我”都来自于人类社会这台“造人机”，无论是关系性自我还是个体性自我。“我”总是来自于社会关系脉络中重要他人（父母）对你的期望（投射），以及对这种投射的认同。
（作者注：“造人机”的运作机制如此简单，以至于几乎我们每个人都会咬牙切齿地拒绝相信――这个看起来眼花缭乱的“心理”世界其实是如此单调和无趣。）
如果你的父母和乡亲们认为你的“本质”应该是孝顺长辈的、满足他们的期望的、处处小心和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你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带给家人荣耀和面子，那么你就会具有一个“关系性自我”。
反之，如果你爸妈接受的不是孔夫子的思想，而是对好莱坞大片宣扬的价值观不疑，你注定就会具有一个“个体性自我”。
就像在《功夫熊猫》中可以看到的，此片一开头熊猫就是被放在父子关系的脉络中考察的，熊猫的父亲相信他是个卖面条的天才，虽然这和熊猫热爱功夫的天性相悖，但是熊猫几乎摆脱不了自己从意识到无意识都和父亲的饮食紧密相连的命运。
熊猫成为“龙战士”的一个重要转折因素就在于，他需要另外一套和父爱一样同样强大的关系脉络提供给他自信。
所以他成为龙战士的阻碍因素之一就在于他的师傅对他的不确认，正如乌龟大师所言。当师傅承认了熊猫，并且使用“父亲的饮食”作为其训练手段后，熊猫立即有了突飞猛进。
类似的《功夫熊猫》的故事建构我们同样可以在《黑客帝国》中观察到，墨菲斯对尼奥近乎疯狂的确信是尼奥自我转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无论是熊猫还是尼奥，其超越性变形转化都在于对于空性的觉悟。
正因为自我本质上什么都不是，如果水或者空气一样可以没有固定形态，它才可以被制造成“关系性自我”或者“个体性自我”的任何一种形态。
或者被制造成“龙战士”或者“The One”。
认识到“自我”本质上的空泛，不过是“造人机”和欲望的一个产品、一个梦境。
一个自由之门就向你敞开，那是一个关系的母体。
我最近发现近代中国这个异化的关系母体一个表征就是胡续东看到的“崔义君的小诊所――（它）隐秘地夹在服装街和饮食街的结合部，象腋臭一样/散发着从温饱到小康的小跑运动分泌出的/难言的气息。污渍斑斑的塑料门帘/掩不住小城市的苍蝇爱看热闹/的劣根性，/它们交头接耳，/在弃物桶上/议论着重庆发廊妹的白带之谜，/并把起因/推溯到扎在黄陂老板身上的那针“淋必治”/是否过期。/我未来的姐夫崔义君/发家致富的香烟薰细了曾在医学院里/终日昏睡的双眼，疏松的笑脸象是/过早烤熟的面包，从中可以闻到/美味的而立之年应有的配方：/只需把大厨福柯的知识加权力改换为本地出产的/学历和人际关系。/而这十平米的中西医结合/曾为我市的繁荣挽救过多少积劳成疾/的小业主，多少晚节难保的老干部。/今年夏天，久咳不止的我也曾一度来此/接受崔义君鸡同鸭讲的诊治。透过/输液瓶里夏瑜那液态的人血馒头，/我看见门口“华佗再世”的招牌附近/愤世嫉俗的肉铺掌柜正在等待编织匠和卖枣人/的到来，而下岗的弗拉基米尔和前劳改犯/爱斯特拉岗，又已在电线杆下枯坐了一天。”（《胡续冬，《小诊所》）
诗人胡续冬除了这次在姐夫诊体悟到话语关系母体的空性外，这个幸运儿居然在同年陪女朋友租VCD的时候再次契入符号界之空性。
“
防弹爱情
这个词组首先出现在影碟出租店
骚动的橱架上。“蛮够劲，带点色。”
从老板夸张的推荐声里剔掉两圈
狡诈和无知的钢丝罩托，我依然可以
触摸到金贝辛格难以被2.0版
压缩的胸围。“《防弹爱情》，挑逗啊！”
仿佛禁鞭以后过剩的家族亲情
都将秘密汇合到英文对白
和粤语汉字之间深速的乳沟，流向
孔雀开屏般的《新闻联播》的背后：漫漫长夜，
构成了节日那肥大而阴晦的臀部。而我挑剔
的手指，还是果断地拨开了另一个主角――面孔
呆滞得象白板一样的李察基尔，把他
留给了一位即将奔赴麻将桌的
下岗女工：在英雄救美的激烈枪声中，她将
扔掉一张毫无用处的好莱坞二饼，自摸
一根能把坍塌的工资死死顶住的本地幺鸡。
而一旦这个广告怪胎一样的合成词
在漆黑的夜里蜕掉了偶然性的片名号，居然会
象一只敬业的知了一样飞进我噩梦的边缘
预感丛生的灌木林里，无休止地鸣叫――
在这焦灼而不祥的声音中，我看见自己
精心培训的幸福生活界一个胆怯的新兵
低姿匍匐在她的泪水冲刷出的
战壕里，四面都在开火：口径小于
林黛玉的愁肠的枪膛再配上
阿加莎克里斯蒂娜的眼睛做成的瞄准器，
扳机是欧康娜的喉咙，子弹是
杜拉斯残缺零乱的排比句，我胆怯的幸福生活
正一步一步爬向新年钟声敲响的死亡线。
“良辰美景奈何天，防弹爱情本命年。”当
刚刚坐庄的黎明又把我押给了一个
惊魂甫定的白天，我决定和同样属虎的她
去租下这盘奥斯卡最佳无聊片。”
胡续冬和关系母体的这两次遭遇的如此辉煌，掩盖他作为诗人的唯一不光彩之处――成为了某重点大学的文学博士――让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当代电影评论界的“刘-关-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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