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療
從以上簡短的介紹可見，就歷史而言，精神分析對於法國臨床心理學學科的創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然而正如Lagache所認為，精神分析並不因此等同於臨床心理學。兩者間存在者一種根本的差異，特別是彼此各自對「心理治療」有著不同的認知與實踐。究竟精神分析治療與廣義的心理治療有何差異？以下我們便將從精神分析治療之特殊性的角度，進一步探討精神分析與臨床心理學的不同，以及精神分析在當代心理治療與在國內臨床心理學教育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精神分析之特殊性
佛洛伊德曾經給予精神分析以下的定義：
精神分析一詞指的是：一、一種研究心靈過程之方法，除此之外幾乎別無他法可以達到；二、一種建立在此研究之上之神經症疾患的治療方法；三、藉此途徑所獲得之一系列心理學觀點，而它們逐漸擴展併合為一門新興的科學學科。（Freud，1923：211）
從這個定義來說，精神分析的理論根據來源是臨床心理治療，而後者也是研究（無意識）精神過程的唯一方式。同時，精神分析也從治療與研究中提出一套關於精神的科學理論，即佛洛伊德所謂之「後設心理學」。可見是精神分析治療的特殊性決定了精神分析這門學科與精神醫學、醫學心理學以及臨床心理學之差異。然而要談論精神分析治療的特殊性，則必須從佛洛伊德的發現談起。
精神分析治療的發明與歇斯底里息息相關。1883年7月，佛洛伊德聽聞好友，維也納內科醫師Josef Breuer描述Bertha Pappenheim（Anna O...）的案例。Breuer詳盡地對佛洛伊德描述Anna O...的病史與他於1880年11月直到1882年6月間對Anna O…所進行的治療程序與方法。Anna O...表現出許多歇斯底里症狀，如瘖啞、各種不同的麻痺、視覺障礙、驚悚幻覺等。Breuer發現在治療過程中，每當Anna O...在黃昏時刻陷入朦朧的自我催眠狀態（或Aanna O...所稱之clouds狀態）時，若她能透過言語向他敘述一個關於白天困擾著她的障礙或幻覺的故事，她的病情即有所改善。特別當Anna O...能夠憶起症狀首次出現時的詳細情境，並重複當時的情緒狀態後，症狀便會消失。Breuer於是依此建立一套新的治療程序：藉由催眠，讓病患回憶起症狀起源的場景，而透過病患對此場景的口述，使在事發當時滯塞的情感得以被弭除。在一次治療當中，Anna O...戲稱這種方式是「談話治療」（talking cure[Redekur]）、「清煙囪」（chimney-sweeping [Kaminfegen]）（Breuer & Freud， 1895）。
之後，佛洛伊德在1885-1886年間到巴黎遊學。他進入Salpétrière醫院，並跟隨Jean-Martin Charcot研究歇斯底里。在課堂中，Charcot透過催眠方法可隨意地造成歇斯底里患者症狀的產生或消除。Charcot的展示讓佛洛伊德更確信神經症（névrose）症狀的產生與化解均為精神因素，而且是無意識層面的精神因素。因為，若在催眠狀態下可以透過心理暗示，任意地製造或消除歇斯底里的症狀，這表示歇斯底里的症狀並非器質因素所造成。這個觀察使得佛洛伊德對歇斯底里研究的興趣，逐漸從純粹的治療層次－症狀的分類與消除－過渡到病患的精神上所發生的改變：究竟是何種精神過程導致症狀的出現？因此，對他而言，重要的不再是治療者透過催眠暗示而對病患形成的影響力，而是病患精神內部的影響力，甚或病患在治療中的影響力。治療的焦點因而由治療者的權力轉移到被治療者身上。整個精神分析治療的架構也因此治療焦點的轉移而確立，精神分析治療場景的setting 亦同時具體化。佛洛伊德在1904年論〈佛氏精神分析法〉的文章中，對此標準場景的「座次」（Sitzung）曾有以下描述：
讓病患舒適地躺臥在躺椅（Ruhebett）上，而他（分析師）自己則避開他們的視線，坐在他們身後的沙發（Stuhle）上。…。這樣座次（Sitzung）的進行猶如是兩個同樣清醒的人之間的談話（Gespr?ch）。（Freud，1904：4-5）
佛洛伊德認為此種場景的「座次」將可透過病患暢所欲言的自由聯想，取代原先在催眠治療中意識領域的擴展，並使治療的重心由原先一昧對症狀的禁制，轉移到對症狀之動機的探究。
精神分析治療的目標與方法
對精神分析而言，病患的症狀是應被探究、瞭解並給予詮釋的對象，而非僅只是應予消除的對象。因此，精神分析的精神病理學觀點在本質上即已異於傳統精神醫學上「治療」的概念。傳統醫學上，治療行為所追求的不外是病患的「痊癒」，亦即症狀的消除，使病患恢復原先的健康狀態。就此而言，十九世紀末的催眠與暗示方法即可有效地治療症狀。但實際上，這些方法卻無法阻止症狀在日後以相同或不同的形式捲土重來。反之，精神分析的企圖正是在於將症狀與某一精神事件的因果關係帶入病患的意識層面，以避免症狀不斷復返。因此，精神分析治療所追求的並非是病患能夠回復到先前的狀態，而是使病患自己能更清楚面對他在其存在中的各種問題，能夠更自由地去感受與行為，同時更具創造力地去運用個人的潛力。因此，就理想而言，精神分析治療所欲改變的是病患整個的精神組織與結構，而這當然也包含其中症狀產生的機制。
然而，這種治療結果是就理想而言，在實際的精神分析治療中，分析師立即面臨必須放棄消除症狀這種傳統的治療訴求，而同時又需透過表面上漫無目標的症狀動機之探究來達到病患精神組織改變的治療目的。這個難題解釋了為何在精神分析治療中，病患本身必須具備一定的智識能力，才能夠由病患、被分析者（analysé）的身份變成為分析者（analysant）（7），以及為何精神分析治療遠比其他精神治療曠日廢時的原因。
在佛洛伊德對病患進行的精神分析中，他很快地發現，探究症狀動機所需的自由聯想實際上並不自由，病患的聯想並非毫無阻力。事實上精神分析的進行遭遇到各式各樣的抗拒（résistance），抗拒病患在治療過程中的回憶深入。在早期的精神治療中，治療者透過催眠與暗示去遏止病患的抗拒，然而佛洛伊德卻認為這些抗拒的力量，與抑制無意識衝動而造成症狀的力量同源。他認為這些抗拒多半與自我有關，後者即透過抗拒，或各種不適、焦慮等症狀，來維持使無意識衝動不進入意識。
抗拒在臨床上可能表現在各式各樣的行為舉止中，諸如病患談話內容空泛、情感表現不合時宜，或無任何情感表現，侷限在當下事件而不願回憶，甚至逃避分析…等等。但其中有一類抗拒的型態卻極為特殊，它與病患的傳會掛勾。這種抗拒可能表現為對傳會本身的抗拒，例如病患可能透過閱讀等管道而對整個傳會過程有完全的認識，但卻藉此種智識的認識來掩飾其傳會情感，或避免情感的投入。其次，它也可能表現為一種利用傳會的抗拒。這種抗拒是透過傳會將屬於過去時間之被遺忘與抑制的記憶轉譯為當下的行動。
這類病患在分析過程中，對於被遺忘與被抑制者毫無回憶，而是將之行動出來（er agiere es）。他以行動（Tat）而非記憶的方式再製它們，予以重複（er wiederholt es），而且顯然並不知道他在重複它們。（Freud，1914：129）
這類抗拒即是精神分析所謂的「行動化」（Agieren/mise en acte/acting out）。為克服此一治療難題，佛洛伊德在1914年一篇技術性文章〈回憶、重複與透工〉（Erinnern，Wiederholen und Durcharbeiten）中，提出了不同於單純地讓病患進行回憶之分析工作的觀點。他認為病患原本用於回溯症狀起源的回憶，可由「透工」（Durcharbeiten/perlaboration/working-through）所替代或補充。「透工」在分析中是一種精神加工的時間，其作用在於溶解歷史時間，拭除過往與當下性之間的差異。
談論分析技術之演變時，佛洛伊德指出，放棄催眠之後，分析師轉而致力於經由病患的自由聯想去猜測其被抑制的記憶。此時，精神分析雖然放棄催眠暗示與弭除反應，但仍持續尋溯導致神經症的事實或情境。繼而隨著一種「融貫的技術」之應用，分析師的注意力才由病患經驗的歷史起源轉向其當下的精神表面：
當時藉助催眠狀態所欲獲致的目標是回憶（Erinnern）與弭除反應（Abreagieren）。而後，在拋棄催眠之後，重要的任務則在於從被分析者的自由突發意念（freie Einf?lle）中去猜測他所拒絕（versagte）回憶者為何。透過詮釋的工作與將其結果告知病患，這抗拒應可被避免。關於症狀形成的情境以及潛藏於致病因素之後的其他情境的觀點仍被保留，而弭除反應則退回幕後，並且顯得可被一種工作消耗（Arbeitsaufwand）所替代，一種強制要求被分析者克制對其突發意念的批評（即遵守精神分析基本規則）所需的工作。最後才建立起今日融貫的技術（konsequente Technik）：在其中，醫師放棄對某一特定因素或問題的關注，滿足於研究被分析者當時的精神表面（psychische Oberfl?che），而將其詮釋技藝主要應用於辨認此處浮現的抗拒，並讓病患意識到這些抗拒。（Freud，1914：126-7）
在此，所謂「融貫」的方法轉移了分析的焦點。分析師此後將專注於病患當下的精神表面。分析治療不再著重於被分析者所憶起的場景，而是那些使他拒絕回憶的抗拒－換言之，亦即病患對於分析的抗拒。
就此而論，當病患在分析中無法憶起症狀的歷史起源時，他卻有可能將此被遺忘的歷史起源轉譯為「行動」，而在傳會中予以重複。此種傳會中的行動化，是被抑制物在「重複強制」（Wiederholungszwang）之下復返的一種形式；它將過去的記憶「現實化」為當下的行動，完全取代了回憶。
傳會（übertragung）本身只是一小片段的重複（ein Stück Wiederholung），而重複則是被遺忘之過往的傳會。它不僅傳會於醫師身上，而且傳會於當下情境的任何領域。（Freud，1914：130）
此一構想，使得佛洛伊德能夠避免陷入歷史起源回憶的無限後退。因為無法獲得的歷史起源回憶，可被「現實化」（actualiser）－就該詞「現在」與「實際」雙重意義而言－成為當下可見的行動。隨著此構想的提出，佛洛伊德實際上也倡導一種新的分析技術。他不再堅持回溯病患個人歷史的起源，反之，他向病患指出使他拒絕回憶的抗拒因素，並留予他對此進行透工的時間：
人們必須留予病患時間，讓他自行深悟（vertiefen）他所不知的抗拒，予以透工，予以克服。在這段時間中，儘管有此一抗拒，他仍依循分析基本規則持續工作。（Freud，1914：135）
此一留予病患透工的時間，也讓病患能夠將一般的神經症轉化為「傳會型神經症」（übertragungsneurose）此種「人工疾病」（artefizielle Krankheit）。精神分析自此創造出一個「介於疾病與生活的中介國度（Zwischenreich）」，同時也拭除了過往與現在的時間界線。
由此可見，對佛洛伊德而言，抗拒與症狀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抗拒也應是分析所要詮釋的對象。甚至對許多精神分析學家而言，對抗拒的分析構成精神分析治療最主要且最重要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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