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索基督徒祷告过程中人神依恋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研究者以“局外人”身份, 采用逐步暴露方式进入研究现场开展客位研究。运用强度抽样方式和综合式抽样策略, 抽取14 名(男女各7 名)正式受洗(受洗时间从2 年到32 年不等)的基督徒作为样本, 通过深度访谈收集资料; 运用扎根理论对收集到的资料依次进行初步分析、类属分析和理论建构; 运用参与者检验法、非参与者检验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效度检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祷告是基督徒以“信靠”作为承诺, 向上帝、基督、圣灵袒露心迹, 提出心理诉求, 进而与上帝建立亲密关系的沟通方式和重要渠道, 它提供了人神依恋系统被激活的情境。“信靠”是基督徒通过祷告与上帝之间形成和发展人神依恋关系的前提条件和关键因素; 人神亲密度的增加又反过来促进人对于神的信靠程度。现实生活的困难为基督徒祷告提供了刺激源, 并推动人神依恋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基督徒的祷告经历了三个阶段, 由Ⅰ期向Ⅲ期水平渐次提升, 最终形成“以上帝为中心”的困难应对图式。在此过程中, 随着“上帝”的观念越来越深地植入基督徒的自我,有关“上帝”的心理表征不断得到强化, 相反, 有关“自我”的心理表征渐次弱化, 最终进入某种“无我”的状态。
关键词 基督徒; 祷告; 人神依恋;深度访谈; 扎根理论
1 问题提出
宗教信仰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特殊的社会行为(杨宜音, 1996)。2010 年8 月11 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发布了中国基督教信仰人数为2305万人(金泽, 邱永辉, 2010)。对个体而言, 这一群体的宗教信仰可以满足其某种特殊的心理需要, 有心理慰藉的作用(杨宜音, 1996)。尤其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宗教信仰对于人的生死观、老年心理健康都有重要影响。宗教对心理治疗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负面影响(乐国安, 王昕亮, 2009)。
对社会而言,宗教信仰也有由特殊心理机制导致的特殊的社会心理功能:社会教化、社会认同(杨宜音, 1996)。宗教信仰对于个体和社会的意义值得深入探究。有宗教信仰的个体最典型的宗教信仰行为就是祷告, 祷告在宗教信仰中处于核心地位(Geertz, 2008)。在基督教背景下, 基督徒特别重视祷告, 祷告被视为基督徒的呼吸(靖玖玮, 2003)。
正如Brown (1994)所言:“不管我们是从宗教学、社会科学还是从心理学视角研究祷告, 基督徒的祷告体验都为我们提供最有效的信息”。
情感联系(梁熙, 王争艳, 2014)。Kirkpatrick 和Shaver最先将依恋理论应用到了基督徒人神依恋领域。Kirkpatrick (1999)依据Ainsworth (1985)提出的依恋标准, 认为基督徒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依恋关系。Granqvist, Mikulincer, Gewirtz 和Shaver(2012)将人神依恋定义为基督徒与上帝之间存在的一种类似婴儿与养育者的依恋关系, 基督徒视上帝作为安全基地, 在遇到困难时寻求上帝的帮助, 并以上帝为安全基地展开向外界的探索。对于基督徒来说, 他们对上帝的思考、信念、理解以及他们对自己和上帝之间关系的感知已经融入到了他们的依恋系统之内(Kirkpatrick, 2012)。
祷告是个体在内心与一种自己所认可的神圣力量之间的对话(James, 1902)。与神之间的交流是祷告最为显著的特征, 基督徒通过祷告建立或提升自己与上帝的关系(Ladd & McIntosh, 2008)。依恋是个体与生活中特定对象间强烈的研究者们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 对于回避型成人依恋的个体而言, 上帝是个体补偿性的依恋对象(Kirkpatrick &Shaver, 1990); 当个体与养育者之间是安全型依恋时, 安全型的成人依恋与安全型的人神依恋存在正相关(Kirkpatrick & Shaver, 1992)。Beck 和McDonald(2004)进一步发展了Brennan, Clark 和Shave (1998)关于成人依恋的理论, 把人神的依恋关系划分为四种类型:安全型、回避型、焦虑型和恐惧型。人神依恋虽然与个体间依恋(亲子依恋、成人依恋)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由于人神依恋的对象是上帝, 它和个体间依恋仍有所不同,
那么, 人神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又是怎样的?有必要对人神依恋与个体间依恋进行比较, 进一步探索人神依恋的内部工作模式。
人神依恋研究自Kirkpatrick 开始, 主要采用量化研究方法, 即运用人神依恋量表或实验方法进行研究。如有研究者们通过编制人神关系量表(theAttachment to God Inventory, AGI)考察人神依恋,该量表在焦虑-回避两个维度上测量了个体与上帝的关系(Beck & McDonald, 2004), 且在人神依恋相关研究中被广泛应用(Cooper, Bruce, Harman, &Boccaccini, 2009; Okozi, 2010; Láng, 2013; Buchanan,2014; Kim,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