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弗洛伊德博物馆的游客经常要打听这件事，这重要吗？——历史学家、哲学家Laura Smith
当我在曼斯菲尔德花园（Maresfield Gardens）的弗洛伊德博物馆做志愿者时，我发现，参观博物馆是一件非常有价值和愉快的事情。该博物馆是弗洛伊德生命的最后一年生活的地方，他于1938年逃离了纳粹吞并奥地利。
这个博物馆是一个迷人的空间，结合了弗洛伊德的图书馆和研究：标志性的分析沙发、与精神分析有关的物件和文物以及各种临时展览，让历史的时间在这里凝固。
游客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可以看到安娜·弗洛伊德的房间，这让游客有机会了解弗洛伊德最小的孩子的生活和工作，她一直住这所房子里，直到1982年去世。
Anna的终身朋友和同事多萝西·伯林厄姆（Dorothy Burlingham）于1940年加入这个家庭，两位女性合作开展了一些专业项目。这些包括成立汉普斯特德战争托儿所；照顾在闪电战期间被轰炸的儿童；经营汉普斯特德诊所（现在的安娜·弗洛伊德中心）；并根据他们的观察和干预措施，对儿童发展进行广泛的研究。
Dorothy Burlingham and Anna Freud at 20 Maresfield Gardens [IN1484]
在参观期间，游客会问我一系列问题，从非常实用的“我可以去哪里吃午饭？”到更理论的“你能解释俄狄浦斯冲突吗？”有一个问题会经常问我，但我永远无法给出一个让访客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
“安娜·弗洛伊德是女同性恋吗？”答案无人可知，尽管你可能会在维基百科上读到什么。由于我经常被问及Anna这方面的生活，这促使我试图理解：为什么安娜的性取向如此令人感兴趣？我想出了三个可能的解释......
1、承认LGBTQ+榜样的重要性
首先，我们知道安娜是六个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位从未结婚的人，尽管她有很多追求者，包括精神分析家欧内斯特·琼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西格蒙德不赞成他们的关系，这足以平息他们之间的任何浪漫。
当多萝西带着她的儿子和安娜一起进行接受分析时，安娜和多萝西在维也纳相遇。
多萝被弗洛伊德分析了很多年，她的祖父是蒂芙尼（Tiffany）零售帝国的创始人，她逃离了一段不幸的婚姻，并于1925年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美国。就这样，这两位女人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多年来一起购买了几栋度假屋，在那里她们可以摆脱在伦敦的工作需求。
安娜和多萝西共用一个家庭，基本上是共同抚养多萝西的孩子，并建立了非常成功的专业伙伴关系。但是我们不知她们的友谊延伸到了哪里，是浪漫，还是性关系？
也许这并不奇怪。历史文献很少说谁谁谁是LGBTQ+，或者充其量被边缘化了。历史书和一些传记作者做出的假设，往往是通过“直视镜头”看待过去的情况——即，不去考虑过他们的性取向是否是异性恋。与此同时，那些公开被认定为LGBTQ+的人可能被排除在历史文献之外，或者被最大程度的被忽视和遗忘了。
这种“直接洗白”在电影和电视行业尤为普遍——即，将LGBTQ+社区的人描绘为异性恋的传统，以安抚审查员或刺头观众。这些做法导致LGBTQ+个人在历史和社会中不可见，他们的贡献被忽视。反过来，这种缺失的认可扼要了我们对LGBTQ+群体的理解和接受，导致了跟普遍的刻板印象观念与偏见。
参观者弗洛伊德博物馆的游客，大都是正在学习心理学的大学生。慈善机构强调了积极的LGBTQ+榜样对年轻人的重要性：对于年轻的LGBT+人群来说，在社会中看到和他们一样的同类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样他们就会感到被代表、激励和有动力成为最好的自己。
因此，我相信，那些问“安娜·弗洛伊德是女同性恋吗？”是一个非常恰当的问题。在男性占主导的学术研究领域，她是成功女性的积极典范。作为一名女同性恋者，她也将是一个强大的LGBTQ+榜样，帮助打破障碍，减少偏见和促进多样性。
然而，虽然这对LGBTQ+社区和整个社会很重要，但本身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安娜的性行为对这么多游客如此感兴趣。社会认同理论可能会提供更大的理解。
2、社会认同理论
英国社会心理学家亨利· 泰弗尔（Henri Tajfel）和同事于1979年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该理论认为个人试图通过将人归类为群体来理解他人和周围的世界。这种社会分类有助于我们在遇到新人后更有效的管理超载的信息，这样就可以在心理层面将个人分配到不同的群体，例如苏格兰人、学生、农民、锡克教徒、游客等。
通过对他人进行分类，我们可以获得认知捷径，并对个人可能拥有的属性充满信心。这很有帮助，因为我们不需要花时间深入了解我们遇到的每个人来与他们互动，但也没有帮助，因为这种假设可能是错误的，并可能导致刻板的观念、偏见和歧视。
除了对他人进行分类外，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对自己进行分类。通过确定我们属于哪些群体，我们认同了我们认为这些群体中的人所拥有的特征。这有助于我们遵守团体规范，并适应他人。我们得到了归属感的回报，我们的自我价值将与团体的成员资格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有动力以积极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内群体”，因为这将增强我们的自尊，而我们倾向于更消极地看待其他“外群体”。
当弗洛伊德博物馆的参观者讲述安娜和多萝西的故事时，我相信社会认同理论可能可以解释他们如何试图理解安娜和多萝西是谁，以及他们属于哪些群体，就像个人试图对他们遇到的新人进行分类一样。博物馆提供了很多信息，可以将安娜分为几个群体，例如女性、犹太人、分析师、研究人员和老处女，但保留了性行为的社会类别。
当游客了解了安娜的日常生活细节，这就带来了她与多萝西关系疑问，即，安娜性取向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带来了认知不适和失调。失调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强烈地致力于研究如何对安娜进行分类。
然而，馆藏的文件和信件中都没有证据来证实或反驳安娜或多萝西处于浪漫和/或性关系中的想法。那些当时认识她们的人从未传达过任何信息暗示她们的关系不只过是亲密的朋友，因此谜团仍然存在。
大家不得不忍受这种不确定性，无论这对博物馆的游客来说多么令人沮丧。
3、深入解安娜这个人
游客对安娜性行为的好奇心可能仅仅是因为：了解安娜的性取向，这件事本事就是想要和安娜在心理上有更密切的联系。
性是我们作为人的基本组成部分。Cameron和Gatewood（2000年）认为，人们在参观历史遗迹和博物馆时，“渴望与前一个时期以及那个时代的人有更个人化的体验”，这是一个强大的激励因素。除了寻求特定地点或活动的信息和知识外，游客还渴望建立“更深入、更有意义的联系”。
参观弗洛伊德博物馆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精神分析发展的机会，它为游客提供了沉浸在那些住在房子里的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历中的机会。只有踏入弗洛伊德的研究，才有可能充分体会躺在著名的沙发上或许是什么感觉。弗洛伊德图书馆有很多照片，但只有通过参观，才能理解他收藏的大量古代书籍和文物的感受。
安娜也是如此；房子里摆满了物品和文物，可以洞察她的个性、兴趣和成就。她非常有创造力，对编织充满热情。她创作诗歌，并将几本书从英语翻译成德语。她房间的墙上摆满了证书，展示了她的许多荣誉博士学位和其他学术成就。她对父亲和促进精神分析的奉献，可以通过许多物品、照片和展示都得到体现。然而，对于许多游客来说，这个明显拼图的最后一块却不见了。
她一生都和孩子们在一起
结语
安娜·弗洛伊德是不是女同性恋的问题可能会永远是一个谜。但也许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这重要吗？”对我来说，答案“是”。
这很重要，因为安娜留下了非凡的遗产，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儿童的发展和儿童精神分析。显然，她的性取向与她留下的工作无关，然而，如果她确实是女同性恋者，她将是一个重要的榜样，突显了LGBTQ+群体做出的贡献，有助于促进接受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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