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将入海避风尘。
姓名变尽形容改,
犹有天涯相识人。
——文天祥,《发通州》
1.导言
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最早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后来被精神分析师引入用来描述分析师的治疗姿态。
说到参与观察,还有一则有趣的趣事。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和法律教授罗森汉,为了对精神病院的社会关系进行研究,和七名研究助手假冒自己有幻听而混入美国的12所精神病院。尽管他们入院就停止了任何假冒的非正常行为,但精神科医生们仍把他们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仍旧像对待精神病人那样对待他们。
而罗森汉教授的几位病友却识破了他,一位病友对他说:“你不是疯子,是一位记者或教授,正在研究这个医院。”
为什么精神科医生们相反不如精神病患者,能够识别这些精神疾病的冒牌货呢?
因为他们恰恰缺乏冒充者罗森汉的本领——参与观察。
他们过度沉迷于精神科的诊断和治疗活动中,却很少会站到一个外在的、不带评判的观察者角色上,去观察正在诊断、治疗的自己以及正在接受或抵抗诊断治疗的患者。更不用说由观察带来的对精神病学的反思了。
也就是说,误诊的精神科医生们加入了一个在精神病院中普遍存在的投射-认同的轮回。
这种投射-认同的分裂逻辑是“这个医院里面,凡是医生护士都是永远健康的、理智的、可信任可以沟通的,而凡是病人都永远是危险可怕的、不可理喻的,不可信任的,无法沟通的。”
在精神病院里面,患者如果想要和医生说话,只有一种方法,便是诉说症状。很少会有精神科医生会和患者们讨论人生、希望、感情、悲哀、创伤、无奈。
所以这里的对患者来说这里的逻辑是:你必须说病人说的话,才有可能和医生护士说话;你必须做病人做的事,才能可能引起医生护士的注意。
也就是说,你只有认同一个病人的角色,医护人员才会关爱你。
我刚刚成为精神科医师时,一次,有一位躁狂-抑郁症患者见到我说,“李医生,早上好!”,我愣了一下,说:“早上好!”。她很高兴的走了。以后几天,她见到我都会问好。
当她想把这种问好的行为传递到其他医护人员那里的时候,遭到了拒绝。不久躁狂症状卷土重来,便是见到任何人就问好,每天很多次,把其他人骚扰的头痛不已。一位护士责怪我说,“你以后别惹她,她的病都是被你惹发的。”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再和她说话,碳酸锂的药量也到了让我提心吊胆的程度,终于,她的躁狂症状消失,抑郁症状开始出现了。然后又换上抗抑郁药物。
有一个聪明的护士知道怎么避免被她骚扰,这个护士上夜班吃宵夜就把她叫过来,分她一点,说:“今天我上夜班,你给我个面子,不要闹,好不好!”这位护士上夜班的时候她的确不会深夜唱歌,打扰别人。
如果精神科医生具有参与观察的态度。在参与交流的过程中,他不难体验到,这位躁狂-抑郁症患者总是能够非常成功地把愤怒、厌烦、尴尬、恐惧、焦虑、攻击、自我陶醉、对被抛弃的害怕、对真诚人际交流的渴望和回避等等感觉传递周围的人。
如果医生善于观察,他更不难发现,只要对这个患者表达关心、关注、支持和安慰,她就比较平静,然后她会贪婪的、不顾一切的要求更多的关爱,而马上医生的内心就会被无力感、挫折感充满,并且对这种无力和挫折的状态充满了愤恨和厌烦。
这位参与观察者应该不难看出,自己已经开始卷入了投射-认同的漩涡之中。然后他便可以使用各种方法来处理投射-认同。
处理投射-认同的前提是我们既能够参与投射-认同的循环又知道自己在投射-认同之中。一个能够处理有效处理投射-认同治疗师必然是一个参与观察者。参与观察意味着治疗师来保持一种“反思的共情”,“正念着的共情”,“观察着的感同身受”的状态。
(注:这里所使用的共情不是专业术语意义上的共情,而是很多治疗师们口头用语意义上的共情。专业意义上的“共情”本来就包括了感同身受和反思两个成分,而治疗师口头交流意义上的“共情”后者往往只强调了感同身受的部分。其实参与观察的姿态便是我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共情”,但是参与观察这个词更加准确地描述了“共情”的两个成分——感同身受和反思。当然还有不少治疗师把共情和同情、鼓励、安慰、表扬混为一谈,不过这种说法其实是混淆了共情和投射性反认同付诸行动的区别。)
在下文中将会力图证明,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中,分析师们一直在阐述和强调分析师的参与观察者的治疗姿态。并且提出正念训练是培育这种状态的一条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