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骑车经过一个路口。
红灯。大家停住。
红灯开始一分钟倒数计时。
就在闪烁到“40，39……”的时候，有几个人开始蠢蠢欲动，后面的立即跟进。
眼看着这群人就要闯过红灯。
此时，一声尖锐笛声划破长空。
一交通协管员大叔疾奔而来，摊开双臂，拦住车流。
那姿态犹如一个性欲旺盛的战斗英雄，或一县城医学院足球队的齐达内。
然后，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他突然抬起双手，猛吹一声，示意大家走。
我抬头一看，红灯还在闪烁，
“31，30，29……”
也就是说，他正在指挥大家闯红灯。
一路上，我想着这个中山南路的瘦削交通协管员。
这个五十开外的男人，通过指挥，在那个弥漫着雾气和阳光的下午创造了一个空间，
一个听从他指挥的空间。
那一刻，他超越了警察，超越了红绿灯，超越了人群的欲望。
超越了历史和规训
他的面庞犹如一首诗歌让人难以忘怀。他曾经见过。
那一道景致，可如今。
只剩下一面旗帜，
啸叫猎猎噪音，
吟唱沉沉悼词。
总想窥视，你的梦境
理想的奢侈。彼此无语。对峙。
蝴蝶爬上了钢琴。
玫瑰沉陷于泥泞。
嘴一抿就倾心；手一指就赴死；
把未来放进花瓶，我们就开始痛饮
所谓真挚和疾病。
朋友们就像报纸，印刷着你的神话。
你是谁的父亲，谁来把这父亲的爱情注释。
我披上黑衣，为了赤贫的心灵
主持祭祀。
电影《乘客(Passengers，2008)》和《第六感（The Sixth
Sense）》中的心理医生都有共同的特点：他（她）已经死了，但是他（她）以为自己还活着。
任何一个人，只有承认自己其实是个死人，才能可能真正活一把。
电影里的死鬼心理医生还有一个特点是：他（她）在不停地帮助别人，而其实是别人在帮助他（她）。
这一点大概是所有心理医生必须面对的心理阴影――
渴望帮助他人的欲望是一个病态的欲望，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像样的心理医生，你就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病态的。
那么，心理医生的病谁来治疗呢？绝大部分才入行者以为是自己的督导、是自己的同行。
其实，正如《乘客(Passengers，2008)》你所能看到的，那个实习心理医生直到最后才一生一世如梦初醒――原来自己的病人是来帮助自己的。
心理医生的病就是被自己的病人治好的。
心理治疗师的心态成长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病我两分。把病人和医生进行二元对立。
第二阶段：病我同一。认识到自己和病人的关系是老病友和新病友促膝谈心的关系；
第三阶段：病我互换。认识到原来病人是自己的医生，自己是病人的病人。
第四阶段：无病无我。认识到“病人”和“医生”这两个身份认同的空无性。
第五阶段：病我任运。体验到“病人”、“医生”身份认同的空无性和明现性两面，并且体验到此两面相互联系转化的所有过程。
第六阶段：病我融摄。此时咨询师整个身心状态都具有和病人融摄能力，可以自由进出两分、同一、互换、双无、任运等各种心态。其意志如山安住，岿然不动；其情绪如海安住，动静相宜；其感知随境安住，本然无修；其举止明心安住，如刀出鞘，立断无染。
在此六阶段的成长中，除了第六阶段，其他每个阶段咨询师都需要来访者的帮助和治疗。
何以咨询师会如此需要患者的帮助，而自己又完全蒙在鼓里呢？
这是因为咨询师自己从小到大就一直蒙在鼓里，以为自己的能耐和职责就是帮助他人，以为自己是不需要他人帮助的。
这种自恋幻想――“我生来就是帮助他人。”――的产生当然不是无凭无据的。
它的前身是这样的念头，“成年人（爸爸、妈妈等）是需要我的帮助的，因为他们如此虚弱。”
这个念头形成一个人的儿童或青少年时期，并且会支配她一生的轨迹，让她持续终身成为一个助人者。
很多心理咨询师都会来做个人体验，了解他们自己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
个人体验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从业动机的分析。
在个人体验中，来访者的材料总会在某个时刻打动我，让我说出这句话，“其实你一直是你们家的心理医生。”
《我的毒虫医师（The Wackness，别译：烂人，古怪因子）》展现的就是一个心理医生的少年生活。
少年自己的内心积累着很多情绪，可是成年人世界显然无法帮助他。
父亲和母亲在破产的边缘苦苦挣扎，心情抑郁。
同伴们心灵空虚，非常势利。
他走上了贩毒之路，贩毒的动机却是充满了对父母的爱和关怀的，他期望通过这自力更生的方法来拯救家庭的危机。
他仍然存在对爱和关怀的需要，所以他找了一毒虫心理医生，同时爱上了毒虫心理医生的女儿。
毒虫心理医生的女儿对他只是“随便玩玩”，而少年付出的却是满腔诚挚的爱。
毒虫心理医生也看出了此少年内心蕴藏着的人性的关怀和温暖，所以为女儿错过了这个人惋惜不已。
少年最终拯救了自己的毒虫心理医生，把他从自杀边缘拉回来。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力量，也和毒虫心理医生的鼓励有关，这个心理医生自己颓废抑郁，但是旗帜鲜明地鼓励对方不要和自己认同，应该活出自己生命的意义来。
少年和毒虫心理医生的配对中，其实是他们相互帮助、相互拯救了对方。
而且，少年对心理医生的有更大的帮助。
Irwin Hoffman在1983年写了一篇文章，名叫《病人作为分析师体验的解释者（The Patient as Interpreter of the
Analyst's Experience）》，就说到了，病人可以帮助分析师发现，分析师自己没有意识到的现实性。
这个少年在他高中毕业，面临人生抉择的时候，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要做一个心理医生。
这个少年的生活环境，是一个典型的适合出产心理医生的地方。
首先，以其恋人为代表的绝大部分同龄人和部分成年人，都饱受“缺席的父亲”和“焦虑的母亲”这样的破碎家庭结构之苦。
100年的精神分析心理病理学，几乎就是围绕着“缺席的父亲”和“焦虑的母亲”展开论述的。
“缺席的父亲+焦虑的母亲=百发百中的心理障碍”已经是预测心理障碍发作的标准公式。
但是在《我的毒虫医师》中的少年，其父亲却不是缺席的，其父亲的代替者――“毒虫医师”也不是缺席的。
生理上的“父亲”和文化上的“父亲”都仍然在那里，他们仍然尽力想要完成自己的职责，可是他们的内心缺乏力量。
他们欲表示忠实对于身份，表示向往对于遥远对于光明对于爱情中的幽暗。他们对生活的诠释沉入最黑的亮光中。他们的理想象一支芦笛唱响于空虚的后现代黎明。
虚弱的、无力的，但是仍然保持着关爱的父母，促进了少年的早熟，无论是能力还是心智上的。
少年成为了毒贩，其实也是帮助吸毒同学的一个象征。吸毒同学们心理空虚，需要毒品和性交给自己提供迅速的幻想和温暖，而他却是提供这些安慰和满足的人。
这样的少年长大后就会成为一个具有“助人情结”的心理医生，就像《扪心问诊（In Treatment）》中的那个心理医生一样。
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无论我怎么努力，有些事情最终无法改变了。
就像那空虚的初恋无法救赎，那丧失的旧宅无法修复一样。
“助人情结”是心理医生的自恋症，这种自恋是整个现代文化自恋的一个小小侧影、小小水波。
这种自恋波动的汇集最终会促使集权主义社会的卷土重来。
你可能没有想到，父亲软弱的少年，治疗室的拼了命要治好对方的心理医生，和法西斯主义的代表者希特勒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帝国的毁灭》中第一次展现了希特勒的人性，当你看到希特勒眼中闪过的悲哀之时，你是否想到，这也是少年和心理医生必然经过的心理历程。
现代社会建立起劳动市场和工作场所，瓦解了家庭作为经济生产单位的功能；现代社会建立起无孔不入教育系统，代替了父亲在家庭中的知识权威；现代社会还建立起大众媒体和助人专业，进一步夺取了父亲和母亲的威权。
每个现代人都在生命中贪婪地寻找权威认同，如果找到了，就形成一段集权主义的主奴关系，如果找不到，这些认同欲望就返回自身，形成一个自恋的人，一个悲剧的人，一个心理医生或者一个心理病人。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心理》月刊200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