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愤怒管理，大多数是指及时用斯文话表达出三个方面的内容：
1）激发你愤怒的情景；
2）把你的愤怒情绪用描述情绪的词汇表达出来l
3）你对对方的期望。
比如说，“当我在开会发言的时候，我看到你没有旁若无人的接听手机，这让我感觉到自己不受尊重和愤怒，我希望你能够关掉手机，好吗？”
有个人，学习了愤怒管理，开始按照这些健康的方式来管理愤怒。
结果是――周围的人非常不理解，他怎么突然之间变得如此“难伺候”。处处要求别人尊重他的隐私和界限。
不久之后，他在愤怒管理方面再次回到老路上――日常生活中经常压抑、克制愤怒，直到某一天忍无可忍全面爆发。就像中国农民，压抑愤怒几十年就闹起义。
其实这才是中国式愤怒管理的路子――压抑啊压抑，不再压抑中爆发，就在压抑中死去。
《愤怒管理》（Anger managerment , 又译“以怒制怒”〉这部电影体现的是美国文化下的愤怒管理哲学。
杰克?尼科尔森扮演的那个治疗师身上保留了少许《飞跃疯人院》里麦克默菲的反传统味精，同时加入了超量的莫名其妙的躁狂，以达到把麦克默菲这种形象所可能具备内在悲剧性和社会隐喻性一古脑抽离的闹剧效果，同时也严格遵守了传媒业的三大戒条――“严禁思考！严禁深入！严禁反省。”
这个浑身上下密布小丑的动作语言的角色开出了管理愤怒的药方，这个药方当然也是非常麦当劳的――“年轻人！为了你的爱情，竞争吧！表达你的愤怒吧！”。
或者还要加上一句，“是个男人，就应该愤怒！”，因为看起来电影中需要管理愤怒的基本上都是男人。
但是实际上，在临床心理治疗实践中，很多气势汹汹、怒不可遏的来访者都是女性。《扪心问诊（In treatment）》――这部迄今为止所有影视作品中最贴近心理治疗现实的剧集――中那个劳拉（Laura）是个代表。
劳拉表达了对治疗师的爱情，她看着治疗师那紧张而有些僵硬的脸。那张脸上的那张嘴巴正在又一次要把这种爱情转换成专业术语“色情性移情”，然后又根据庸俗精神分析的公式化技术把“色情性移情”的起源推倒遥远的岁月，总之就是要对着那虚无而疑云密布如同南方天空的道德法庭宣称――“这和我无关”。
她愤怒了，她骂对方像个“他妈的佛陀”（Fucking Buddha）。
和劳拉一样愤怒的女性几乎挤破了全世界心理医生的门槛。乃至心理医生们不得不发明一个名词，叫做“边缘性人格障碍”，来称呼这些容易愤怒、容易冲动、渴望爱情、渴望真诚、害怕受伤、害怕孤独的女孩们。
“他妈的佛陀”这句咒语准确地呈现了这个人群的复杂内心世界，它表达了几层意义：
（1）我很愤怒；
（2）你是个超越者(Buddha)，你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人类感情；
（3）我爱你啊，你他妈的这个超越者，我想和你结合（Fucking）。
在“我”――“超越者表象”之间的这个矛盾的既爱又恨的关系是现代人的一个特征性的内心结构。
这个内心结构会不断地产生、排泄各种各样的攻击欲望，同时也会产生农民起义般突如其来的爱情，让全世界的心理治疗师们费尽脑汁、穷于管理。
在攻击欲衍生的各种情绪中，愤怒应该算得上是最自然的一种。
愤怒是所有哺乳动物都具有的情绪，也是婴儿感受到的第一个情绪。几乎所有哺乳动物的愤怒都是用来做一件事情的：“保卫自己，免遭侵犯。” （Bychowski,1966)
这种与生俱来的愤怒被称为本能性愤怒。本能性愤怒都是防卫性愤怒。（弗洛姆，2000）
人类除了本能性愤怒以外，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愤怒――符号性愤怒。符号性愤怒是人类社会的符号-认同体系（造人机）给人类安装的一个程序。
你面对一头猪表情平静地念上一万遍，“你是猪。”，它也不会和你生气，只要你不和它争抢猪食；而对一个人，即便你给他山珍海味的同时，要求他允许你对他说10遍，“你是猪。”，他也会生气的。
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脑子里有个声音不断对他说，“我是什么什么”，“我不是什么什么”，“如果有人是我是什么什么，那就是侮辱我，我要和他拼命。”
那个无数个的“什么什么”中，当然有一个是和“猪”有关的。
从根本上来说，符号性愤怒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头脑中有个声音不断在说，“我”是什么什么，“我”应该是什么什么，“我”要成为什么什么才好。
正因为人的精神系统中存在着“我”，才会产生了符号性愤怒。
哺乳动物也有一个模糊的“自身”整体感，所以会划定一个自身界限，突破这个界限，就会激发愤怒；而在造人机的作用下，这种原始的自身感被自“我”感替代，现在“我”的界限代替了“自身的界限”。
通过对文明进程的研究和考察，越来越多学者达成的一致的看法是，随着文明的进程，符号性愤怒呈现了几何数量级的增加，人类正在变得越来越愤怒，人类的文化越来越富含愤怒之元素。（Bonime, 1976)
世界大战仅仅是一个这种符号性愤怒爆发的极端例子而已。
战后愤怒话语仍然存在于当今文化的每个角落，不信的话你找出去年流行的十大影片、十大流行歌曲、十本畅销书以及十款畅销车的广告语，你就会发现去年你接触到绝大部分的文化话语中都在鼓励你具有竞争力，暗示你搞定别人。
鼓励你这个体质决定的食草动物像个捕食者如美洲豹一般奔跑，暗示你这个本质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和平主义者成为一个人生战场上的战士，和看不见摸不着的压力、贫穷、歧视做艰苦卓绝的斗争，拼命满足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欲望。
你是否成天奔忙，却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忙，好像有一股力量自动推动着你去做这做那？注意，这里造人机在运作。
你是否总在追求完美，追求成功，达到完美达到成功之后，却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注意，这里造人机在工作。
你是否总是叹气，总觉得“郁闷”，“郁闷”，看什么都觉得不顺眼，做什么都觉得不对劲？注意，这里一个愤怒的程序正在工作。
你是否会有时候开始羡慕西藏的农民、云南的村民，羡慕那些人怎么可以那么简单而快乐的生活，同时奇怪――“为什么我拥有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东西，可是我的快乐还不如他们的一半？”
你是不是认为一个月收入1万元上海白领比一个月收入不足100元的云南山区的原始部落的村民“富裕”很多？你是不是认为一个人如果“贫困”的话，肯定是会不快乐的？
但是实际上人类学家和跨文化心理学家发现，在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的部落中，原住民们根本就不具有“富裕”和“贫穷”这样的概念，更不要说把“富裕”和“贫穷”和快乐幸福挂钩了。
“我要是贫困的话就不会有人看得起我，我要是贫困的话就必然会很痛苦的。”，“我要是多赚点钱，努力工作，就可以幸福快乐了。”――这都是你大脑中的程序，想一想这两个程序是如何在你的操作系统中安装上去的？
当上个世纪很多西藏人达到美国的时候，他们被美国人惊呆了，他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类――拼命地工作积攒财富，但是却是如此没有安全感和自尊感。
如今美国人来到中国内陆，西藏人沿着青藏铁路来到中国沿海，也同样会发出几十年的感叹――天啊，这些人怎么这么自卑，生怕自己没钱就被人看不起，被人抛弃？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一个问题：如果上帝给你两个选择，A让你享有这个世界上最多的财物、最美的容貌、最大的成功,但是你的幸福感很低；B你的生活比叫花子好不了多少，但是你内心具有最高的幸福感。请问，你选什么？
很多人都会犹豫，因为他们心里的程序是“最多的财物、最美的容貌、最大的成功=最高的幸福感”。很多人都以为这个等式是天经地义的。
健忘的人们可能已经忘记，仅仅在几十年前政治风云的时候，“最多的财物”还等于“最大的危险”。
符号-认同系统的植入功能就是那么强大。
最近200年来，全球人类的符号性愤怒的快速增长和近200年来符号-认同系统的发生重大改变有密切关系。
如果我们注意到符号性愤怒仍然遵循着本能性愤怒的原则――“保卫自己，免遭侵犯。”
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到现代人之所以越来越愤怒的内在原因也很简单――我们不断觉得自己受到越来越多地侵犯，所以我们越来越愤怒了。
而我们之所以觉得自己受到越来越多地侵犯，存在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我们头脑中的“我”这个程序的界限在不断扩大；
二，那个界限没有不断扩大的“我”，正在不断地遭受到侵犯和侮辱。
也就是说，现代人越来越自恋，同时又越来越自卑。
这是因为，首先随着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接踵而来，近5000年的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人类社会的外化倾向战胜了内化倾向。
从欧洲国家开始，人类的精神和躯体能量用来发展工具和社会生产，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用来发展和超越人类，和更高层级的存在沟通。
在外化社会逐渐发达的过程中，人类开始了集体性自恋膨胀的三个步骤：
第一，把人类“自我”放到了宇宙社会的中心，以前这个位置是留给上帝、神灵或者“道”的；
第二，把人类“自我”凌驾于自然之上，开始了通过“科学”征服自然的过程；
第三，为了完成第两个步骤，开始了全球的人类的组织化，也就是要通过符号-认同系统的改造，把全人类的统合成为一个统摄性“自我”。这是鸦片战争和当前全球化运动的符号性根源。
其中第三个步骤的直接产物就是不断添加的符号性愤怒。
由于符号性愤怒总是通过“我”来表达的，所以所有的符号性愤怒必然都是自恋性愤怒。
由于神灵系统的解体，所以现在几乎每个现代人在出生之前，都必须承受父母对其的夸大的自恋性投射，人们不再相信这个孩子的命运是由冥冥中神灵控制，而相信是人类控制他的未来。
心理学家华生所谓“给我一打孩子，我可以把他们培养成任何人。”的宣称就是这种夸大性自恋的代表。
现在父母们花尽所有力气为孩子寻找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老师的行为也表明了人类基本上是不相信所谓命运、上帝和轮回的这些封建迷信的。
而父母把儿童看成一团自己生下来的肉，一团可以随便塑造的橡皮泥的态度，必然会意味着对孩子自我选择的不尊重。
这种不尊重甚至在儿童襁褓期就开始了，你随时可以看到现代女性们任意把玩、抚摸、亲吮、捏掐儿童们，根本不尊重的儿童自我界限，就像这些儿童是个超市里面买来的洋娃娃一样，坏了可以换一个。
母亲和儿童的界限的模糊和消失是对社会认同体系的崩溃的一个间接的反应。很多母亲之所以寻找儿童作为安慰品往往是有三个原因：
（1）母亲内心空虚，和父亲一样，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也找不到养育孩子的生命意义。因为提供这些传统的意义宗教体系已经被“科学”否定；
（2）母亲无法得到父亲的安慰，因为“父亲”和“男人”这两个角色在现代社会也受到了贬值，丧失了其意义，所以绝大部分“父亲”都是缺席的、苦闷的、自顾不暇的。
（3）母亲，尤其是城市中的女性，往往丧失了传统的社群（乡亲-族人）的支持。一方面是传统社群已经解体了，另一方面，是全球范围的大移民。
这样母亲养大的孩子本来就会在生理上缺乏调节愤怒的神经生理功能，在心理上变得自恋自大以为自己天下第一。
然后，这个孩子进入了一个双重异化的社会。
第一重异化是人的物化，人被要求变成一个物件，一个生产线上的工具，听从公司、工厂的安排，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用来奉献给公司-社会的利益增长。
玩耍-闲聊-静默-沉思这些本来在内化社会是所有人的基本需要被当作是懒惰和个性的缺陷，即便偶尔为之也应该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人变成了一台工作的机器。不断追求高成就，而在达到高成就后却仍然内心空虚，从而只好追求更高的成就只到耗尽自己的精力为止。
第二重异化是物的人化。
“公司要求……”，“市场经济的规律要求我们……”，“为了完成今年的指标，我们必须……”，一个个抽象的“制度”、“指标”、“规律”似乎成了修长城的时候监工手里的皮鞭，驱赶着人们加班加点。
一次，我告诉一个已经几年没有休过假的人说，“也许你的生命比你们公司的发展重要。”，他呆了半晌说，“怎么从来没人和我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当今的几亿“房奴”，都被“买房”的欲望驱使着拼命工作，却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个欲望是如何产生的？这个欲望是如何植入我的大脑的？住房的需要和买房的欲望是对等的吗？买到的房子就等于居住的安全感吗？居住的安全感就等于生命的安全吗？
现代人一方面被铺天盖地成功学似的考大幻想推动着，一方面这些幻想又制造出过多的难以承载的压力。
对人性的夸大同时也意味着对人性脆弱性和非理性的否认，对宇宙人生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的否认。
这种否认本身就是对人的侮辱和侵犯，这种否认激发起的不必要的无力感和羞耻感自然会激发愤怒。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公司给你安排的100万的指标，你累死累活好不容易完成了，正陶醉在自我无所不能的夸大幻想中。
公司却说，今年你要冲到120万。然后公司各部门各种人来游说你。也许还有几个外强中干的心理咨询师去给你上课告诉你，你说你行你就行，还让你去看各种各样的励志书籍和DVD。
这时你反应是“去你妈的。”这愤怒就很正常，这愤怒就无法管理。相反，意图控制这愤怒，只会让人下次愤怒爆发得更加激烈。
消费社会的人的异化一个典型特性就在于人类的“业余时间”也被异化了。所以有学者认为现代人受到的奴役甚至超过古罗马的斯巴达克思们，这些古罗马的奴隶们要是每天晚上都热衷于看电视，绝对不会想起要去闹起义的。
媒体必须不断制造新的文化产品，才能产生利润――报纸和电视要每天都有新闻，杂志要每个月都出版。电影、音乐、书籍、网络也要不断制造出新的产品。
而实际上，真正有品味、有深度、有意义的作品往往几百年才产生一个。在人类的内化社会时期，整个人群只会集中注意力于少数创作者。
其原因也在于那个时候并不广泛存在需要不断制造产品不断制造利润为生的媒体工业。
现代媒体严格遵照着“严禁思考！严禁深入！严禁反省。”的无意识指令进行着文化产品的生产。
这是因为，首先思考性作品无法批量生产；其次，思考性作品会长时间占据人类的注意力，这对以制造购买欲为生的消费产业是致命伤；第三，思考性作品是工业化批量生产作品的最大竞争者。
根据神经生理学的原理，人类的神经系统系统持续不断的刺激，而所有的刺激分为两类：第一，机能（反射）性刺激，这类刺激的特点就是刺激感强，但是容易快速消退，容易厌倦，所以需要不断新的变形的刺激；第二，启发性刺激，这类刺激的特点就是持久、不容易厌倦。
显然，消费工业的宗旨和使命就是提供大量的机能（反射）性刺激，并且制造人类对此类刺激的依赖性，而启发性刺激则是其大敌。
我有个朋友作媒体的，发现每个月的稿子他总是不满意。其实问题出现在他期望的是有深度的作品，而任何有深度的作品，你就不能期望它以“每月一期”的速率出现，正确的期望应该“每500年一期”。
一个渴望启发性刺激的人，却在做制造机能（反射）性刺激的工作，这也是人生的悲剧一种，所以他必然会是一个愤怒的人。
如果你接触过启发性刺激，再回头反思充满机能（反射）性刺激的生活，自然会感到自己的生活被完全的控制和愚弄，自然会感觉自己像是刚刚洗完了澡一脚踏进了粪坑。
就像南怀瑾当年在峨眉山闭关结束后下山时感觉到的――远远地就闻到一股人味，心情不免烦躁起来。
即便没有启发性刺激的比较，长期接触机能（反射）性刺激也会让你堆积起更多的愤怒。
这就像你要睡觉别人却总在你家楼顶唱卡拉OK一样，你的神经系统自然的休整和远离机能刺激的需要被侵犯了。
你被媒体包围着，每天疲于奔命于更好的节目、更新的内容之间。
你是不是经常上网闲逛聊天却觉得没什么意思？你是不是不断换电视频道却找不到你真正想看的东西？
一个媒体人语重心长地叹息，“远离毒品、远离媒体”。
媒体对人的毒害性就体现在它进一步促进了人的异化，它占据、剥夺、转化人类的“业余”时间，把这些时间转变成了“消费工业”生产的一个链条。
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以前的工人被捆绑在生产线上，成了资本社会的奴隶，而今天的工人们白天被捆绑在公司，下班被捆绑在电视和网络上，成为了消费社会的奴隶的时候还错以为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主人。
如果这个倾向继续下去，这种逐渐堆积的愤怒就会形成人类的一个进化倾向。人类总体都会变的超级自恋和超级愤怒，类似自恋人格障碍和偏执人格障碍。
而在此进化过程中还有出现一个倾向，就是在过多的人际界限侵入体验和过多的厌倦性刺激的包围下，人类会变得非常的冷漠和面无表情，对人际关系毫不关心，就像孤独症患者一样。
无论哪一种进化倾向，看起来都会导致人类的危机――前者是有可能爆发灭绝人类的战争或者环境灾难，后者是人类结合的欲望的消失。
劳拉在骂“他妈的佛陀”（Fucking Buddha）之时，这个女人正在代表着这个时代受到伤害的灵魂们发出的怒吼。
这些人，他们期望着爱、和他人真诚地结合、渴望着最终走上释迦牟尼或者庄子那样内在超越之路。
他们对自身的期望遇到了否认，而他们的这种身心状态看起来就要变成人类进化史的一种陈迹或者垃圾。
愤怒到来的时候，带来了整个天堂，而马上，它又挥手而去，留下一片狼藉。
在烟草迷雾和酒精蒸汽中，自我开始那亘古长存的挣扎和震荡。
一个秃顶民工，把环绕颅顶的头发留长，长得就像重金属乐队的主唱或者少妇的思春。
他骑着“吉祥鸟”牌助力车，奔驰于陆家嘴的春风中，那岳敏君式的欣快仿佛提示着那越来越急促的欲望的蹄声。
眼看秘密就要暴露无遗，突然一朵白云飞速而至，掩盖所有光线。
这时午后的阳光抚摸着，白玉兰的花瓣。
在这愤怒无法管理的年代，你发出屈原式的天问：“我该怎么办？”，白马消失在地平线远方，那个永恒的答案就此消逝如波消失无痕。
参考文献
Bychowski, G. (1966). Patterns of Anger. Psychoanal. St. Child, 21:172-192.
弗洛姆著，孟禅森译，2000，《人类的破坏性剖析》，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Bonime, W. (1976). Anger as a Basis for a Sense of Self. J. Amer. Acad. Psychoanal., 4:7-12
维雷娜?卡斯特著，章国锋译，2003，《怒气与攻击》，北京：三联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