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Mette Halskov Hansen《Idealising individual choice: work, love, and family in the eyes of young, rural Chinese》。
概述
在文章伊始，作者应用了Yunxiang Yang(2003)的观点，随着中国从集体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年轻人为个人空间的增加之雄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文明的失范和自我中的消费主义高涨。
Yang认为上世纪90年代国家集体主义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崩溃，导致了中国农村年轻人的思想的空洞。并且说，随着儒家思想和共产主义权利义务的倒塌，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开始支配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
据此，作者提出了“个体化”命题，并引用了ULrich Beck的“第二种现代性”的观点解释了中国现代化的局限因素。西方现代性的基础是民主和福利制度，在中国，自治组织受到了限制，因此公众生活的实践就受到了限制。
如果有自治的社会组织，村民能够参与公共生活，就可能形成一种更加平衡的个人主义，如此，个人对公众和他人的义务会得到注重，但事情恰恰相反。——Yan 2003 p234
这篇文章是建立在Yan的研究之上。讨论了中国农村出身的年轻人是如何与家庭、与其他团体（工作场所和政治组织）建立联系的。
文章分析了两方面的数据：1）年轻人自由观、自由恋爱观。以及这两个方面与家人、家庭之间的协商谈判。2）他们对个人责任的概念。3）作为个人和家庭成员的他们，对国家以及非国家组织的看法。
研究方法：田野和传记方法
作者的研究数据来自2004~2006年在陕西和福建对100名年轻人（大多数是16~28岁之间）半结构化访谈。
个人空间的困境：自由恋爱以及承担的家庭义务
在谈及爱情和婚姻时，40%的受访自发地提出了“自由”的概念。他们的父母不一定理解自由恋爱的现代性。作者发现，自由恋爱已经被广泛接受为个体的理想。
当人们离开农村到大城市或南方工作的时候，人们“心野了”。受访经常对作者说：“我们靠自己生活，我们有自由！”受访者会寄钱回家，以协助父母养育兄弟姐妹，至少会带钱回家过年。
年轻人的这种尽自己义务的意识不是利他主义，而是对现实的评估。即，如何选择个人的空间、追求个人的利益，同时又能确保家庭的稳定和安全。家庭的重要性在于：家庭是个人疾病、关爱、财产损失、失业的唯一保障。家庭是青少年社会、情感和心灵的集合体。
尽管传统上是长兄照顾父母，非长兄入赘。但是，作者在田野研究中发现，很多父母都依赖于女儿的支持，女儿对家庭有高度的责任感。父母希望女儿确保嫁给附近的男人，在福建贫困地区，这成为了父母与女儿商议嫁给合适夫君的重要因素。有些村庄中，女多男少，入赘不再是一种羞耻，并且有几个家庭已经这样做了。
如此的结构意味着女儿承受了更多的孝顺义务。现实中，父母也认为照顾他们的女儿。女孩也会出于对父母的尊重，遵从父母的意愿而放弃和其他省份的男性约会的机会。甚至为了避免与父母发生冲突而迫于现实，与不恰当的伴侣结婚。当地人认为，离婚是灾难性、丢面子的，会丧失尊严，并且离婚后的男性和女性都很难找到新的伴侣。
作者在调查发现了年轻人自我中心的行为和忽视父母的情况。年轻人的失败和成功是高度个人主义的，但是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对家庭的依赖，他们依赖于自己滋养家庭的需求。
个人责任重担
在100位受访者中，绝大多数都正在接受、或已经完成了9年义务教育。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农村一代可以分为两大类：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以及初中毕业后不得不成为小工、农民工或失业的人。
如此的认知界定了不同的青年群体，并变成了成功和失败的标志而被大家内化。初中毕业后不能上学的人感到退学是一种挫败，其原因是，这会影响个人的职业选择和长期收入。30岁以上的人会遗憾自己没有继续接受教育。
作者惊讶的发现，无论辍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自己承担工作和教育上的失败。虽然他们提到了家庭经济情况，但是年轻人倾向于自己承担责任。而不是合法的外部因素，比如学校的缺失、学费的高昂、激烈的竞争、过远的学校。受访者普遍认为“恋爱靠运气，工作靠努力。”
在回答“为什么工作”和“找工作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时。答案远远超出了挣钱的目的，人们在工作生活中建立了友谊和伙伴关系，并且形成对生活的新愿景和想法。
在谈及自由的时候，他们也会提到，不想上学的是自己，工厂打工是自己的选择。他们表达的自由是：自由是允许你离开村庄、离开父母，你有机会寻找工作、并自己赚钱。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跑来跑去”。
他们可以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拥有浪漫的关系，自己赚钱，也可以去新的地方。这种自由有助于解释年轻人对劳动合同的不信任。“合同是约束工人的方法，只是一个系统，签合同意味着榨干你”。他们不认为这是一种保障，因为雇主可以控制你，无法“自由的走来走去”。长时间的劳动剥夺了自尊、机会和尊严。这显得他们自己是权利的主体，而非只是不幸的对象。
但是，20多岁的受访者开始感到了来自未来的强大压力，他们认为，和大学毕业的人相比，自己的打工生涯是没有未来的。不明的工作前景，购房、孩子教育和疾病，这些因素加重了负担，他们开始考虑存钱。
尽管如此，每个人都会对家庭富有义务和责任感。除了选择适合的伴侣之外，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经济上支持兄弟姐妹和找到好的工作。
家庭构成了人们最重要的集体生活。以村民的身份参与集体活动，只是因为家庭的利益受到了威胁。
集体参与和家庭利益
年轻人认为，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受雇于国企的人才入党资格。他们会强调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障碍。而50岁以上的人认为，党促进了平等，并赞扬了税负的减轻；认为党是好的，腐败是个人的事。年轻人对于政治生活普遍不感兴趣，不关心乡村事务。他们不加入共青团是因为组织未曾帮助过自己，不能靠组织，要靠自己的奋斗。
这说明年轻人缺乏对体制的信任。他们最关心的是政府组织是否会给予自己和家庭以支持，所有人都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政治身份与自己无关，认为村干部的选举没有意义。作者访谈印证了Yan的观点，年轻的村民们忽视了在更大的集体中追寻利益的需求，与之相反，他们沉溺于（建立在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基础上的）破坏性的个人主义之中。
作者认为个人主义和他们对家庭的认同密不可分，只有在家庭利益受到威胁之时，人们才会表现出超越家庭的集体行为。作者认为农村年轻人在个体化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自我放纵是不想破坏团结。
结语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个体化的过程。人们倾向于脱离家庭和村庄，通过劳动力市场、法律体系和社会福利与新的社会网络发生联系。
在中国的高度个体化现象中，人们日益认为失败、成功、挫折和进步是由个人决定的，而不是社会结构或者自己不能控制之外部因素的结果。
年轻人与他们的父母不同，他们没有体验过集体化的事情，家庭内部的关系也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大多数人不得不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寻找工作，并卷入这一浪潮。
年轻人的个体化导致了新的关系形态，老年人不再理所当然的认为孩子是属于他们的，如果有别的选择，他们也不希望如此。合法表达农村人口利益的独立组织是不存在的。
年轻人生活上的选择、行为，以及对自由的追寻所表现出的个人主义，仍然和他们的家庭观念纠缠在一起，这是一个在经济、社会、情感上不可分割的集体。
在很大程度上，年轻人个人主义的展现与自己对家庭利益的关注是没有差别的。他们所强调的个人选择往往是理想化的。
对于自己的不成功，他们倾向于责怪自己，而非国家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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