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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现代启示录
从弗洛伊德经由拉康到斯蒂格勒的精神分析末世“幸存者计划”
马克·费瑟斯通/文
李新雨/译
原文刊载于《国际法律符号学杂志》2020年总第33期
摘要: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参照于弗洛伊德与拉康以及斯蒂格勒关于“计算性疯狂”的著作来探究精神分析在21世纪初期的价值。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将首先通过参照于我所谓的弗洛伊德的“正常化计划”来思考精神分析的那些原本目标,继而我又通过讨论由德勒兹与加塔利等人提出的后现代“个体化计划”来探讨针对俄狄浦斯法则进行辩护的这一精神分析话语的批评。经由追溯“个体化计划”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我在1990年代兴起的“精神赛博乌托邦主义”中思考了其与维纳和香农的控制论思想的关联。其后,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又通过探讨拉康对于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的重新解读,转而从另一方面思考了精神分析与控制论之间的交互作用。我根据对于死亡的“控制论压抑”来阅读拉康关于“弗洛伊德式冲动”的研讨班,从而得出了本文的结论,故而本文的第三部分便涉及到对于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末世“幸存者计划”的讨论,这一计划有赖于认识到死亡的界限,以便生产人类的意义并反对我们当代的“计算性现实”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