蠢就是蠢 和智商无关
Sally Adee 文
mints 编译
我们周围都是愚蠢的人。是什么让人难以清晰地思考？
福楼拜曾写道：“地球有它的边界，但人类的愚蠢是无限的。”他几乎为这一事实抓狂。在致路易丝·柯蕾的多封信中，福楼拜淋漓尽致的谴责了愚蠢同行。从爱管闲事的中产阶级的闲言碎语，到漫无边际的学术讲座，福楼拜几乎被这些无所不在的愚蠢之事气炸了。甚至伏尔泰也没有逃过他的批评之眼。
福楼拜沉迷于这种痴迷，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都在为《庸见词典》收集成千上千的愚蠢故事。但是在这本巨著还没有完，他就去世了，有人认为他58岁的突然离世，是因为他在研究这本书时非常挫败。
记录人类的愚蠢程度本身似乎就是一件愚蠢的事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的智力研究往往集中在智力光谱的高端。然而，智力的光谱如此之广，引发了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既然聪明是一种压倒性的优势，为什么我们不全都是聪明的呢？或者，聪明有时会青睐慢思考者，这有什么弊端吗？为什么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会犯傻呢？
事实证明，通常衡量我们智力的标准——尤其是智商IQ——与福楼拜愤恨的非理性、不合逻辑的行为几乎没有关系。一个人可以真的很聪明，同时又很笨。当我们越是了解聪明人做出错误决定背后的原因，我们就越了解许多重大社会灾难的原因，包括2008年的经济危机。更有趣的是，最新的研究可能会提出一些建议，以此避免那些可能会让我们所有人受困之状况的发生。
聪明和愚蠢只是光谱的两端，这种现代对立观，着实令人惊讶。
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家伊拉斯谟(Erasmus)在《赞美愚蠢》里将愚蠢绘制成了一个独立实体，是财富女神后裔，被愚昧和沉醉仙女抚养大；其他人认为愚蠢是虚荣、顽固和模仿的结合。
《赞美愚蠢》中的插画
在《赞美愚蠢》中。愚蠢地无休止地赞美自己，认为没有她，生活会变得沉闷和厌恶。 关于尘世的存在，愚蠢傲慢地说：“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好笑或幸运，它不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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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历史学家范·博克塞尔(Matthijs van Boxsel)写过很多关于愚蠢的书，他说，直到18世纪中叶，愚蠢才与平庸的智力混为一谈起。他说：“大约在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上台了，理性随着启蒙运动成为了一种新的圭臬。……这让每个人都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现在，研究人类能力多样性的尝试往往都集中在智商测试上，这些测试将数字凌驾于某人的智力之上。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说，智商测试也许是最被认可的抽象推理方法。“如果你的智商是120，那么微积分不是件难事。如果是100，你可以学习，但你必须有动力投入大量的工作。如果你的智商是70，你就没有机会掌握微积分。”这项测量似乎预示着学术和职业的成功。
各种各样的因素都会决定你的智商水平。我们智力的三分之一可能取决于我们成长的环境——例如营养和教育。与此同时，基因差异约占40%以上。
这些差异可能在我们大脑的连接中表现出来。更聪明大脑的神经元似乎有着更有效的连接。布里斯托尔英格兰西部大学的心理学家詹妮·费雷尔(Jennie Ferrell)说，神经网络的连接可能决定了一个人如何利用短期的“工作”记忆将不同的想法联系起来，并快速获得解决问题的策略。“这些神经连接是形成有效心理连接的生物学基础。”
智力上的这种差异让一些人怀疑卓越的脑力是否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否则，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进化成天才呢？不幸的是，这样的证据太少了。例如，有人提出抑郁可能更多的出现在聪明的人群中，而且他们的自杀率更高，但没有研究能够支持这一观点。唯一报告了智力负面作用的研究shi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发现，智商较高的士兵更容易死亡。然而，智商的影响很小，其他因素也可能会曲解研究数据。
智力荒地
另外一种可能是，当人类文明让那些驱动我们大脑进化的挑战得到了缓解之后，我们智力的变化可能源于一种被称为“遗传漂移(genetic drift)”的过程。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的杰拉尔德·克拉布特里(Gerald Crabtree)是这一观念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指出，我们的智力依赖于大约2000到5000个不断变异的基因。在遥远的过去，那些智力突然放慢了的人不会幸存下来继续传递他们的基因；但是Crabtree指出，随着人类社会协作程度的增加，思维迟钝的人能够依靠那些智力较高的人的成功。他说，事实上，从公元前1000年起未被淘汰并进入现代社会的人，将是“我们的同事和同伴中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遗传学趋势》，第29卷，第1页）。
这一理论在同名电影《蠢蛋进化论idiocracy》之后通常被称为“白痴主义”假设，该电影设想的社会安全网创造了知识荒地的未来。尽管该理论有一些支持者，但证据并不可靠。我们无法轻易估计我们远古祖先的智力水平，事实上平均智商在近期略有上升。至少，英国约克大学的心理学家艾伦·巴德利(Alan Baddeley)说：“这反驳了人们担心不那么聪明的人生更多的孩子会让国家智力将下降的想法。”
无论如何，这种关于智力进化的理论，可能需要根据最近的发展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这使得许多人推测，人类思维比智商测量有更多的维度。批评家们早就指出，智商分数很容易被诸如阅读困难、教育和文化等因素所扭曲。Nisbett说：“如果智商测验是18世纪的苏族印第安人设计的，我可能会彻底的失败。”此外，分数低至80分的人仍然会说多种语言，甚至某个英国人，也会从事复杂的金融欺诈。相反，高智商并不能保证自己能够理性地交流——想想那些坚持气候变化是恶作剧的杰出物理学家。
正是这种无法权衡证据和做出正确决定的能力激怒了福楼拜。然而，与法国文豪不同的是，许多科学家避免从本质上谈论愚蠢。Baddeley说“这个术语是不科学的”。然而，福楼拜所认为的情况——逻辑上的深刻错误会困扰最聪明的人——正在受到关注。研究情感和智力的心理学家和作家迪伦·埃文斯(Dylan Evans)说：“有些聪明的人也很笨。”
解答悖论
如何解释这个明显的悖论呢？一个理论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认知科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他因在人类行为方面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家过去常常假设人类天生理性，但卡尼曼和他的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却发现了另一种情况。他们发现，当我们处理信息时，我们的大脑会同时访问两个不同的系统。智商测试只测量其中的一个，即，在意识上解决问题时起关键作用的深思熟虑过程。然而，直觉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解决问题的默认方式。
首先，这些本能机制给了我们进化的优势提供了帮助处理信息过载的认知捷径。这些本能的认知偏差包括刻板印象(stereotyping)、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对模糊性的抵抗(resistance to ambiguity)——即接受问题的第一个解决方案的诱惑，即便一看就知道这些方法显然不是最优的。
虽然这些进化出的“启发法(heuristics)”偏见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助于我们的思考，但如果我们不加批判地依赖启发法，它们可能会使我们的判断偏离轨道。正因为这个原因，无法识别或抵抗它们是愚蠢的根源。
“大脑不会说‘我只会对餐馆有刻板印象，不会对人有刻板印象’。”费雷尔(Ferrell)说，“你必须训练那些肌肉。”
理性智商
正因为愚蠢与你的智商无关，所以，要真正理解人类的愚蠢，你需要一个单独的测试来检验我们对偏见的敏感性。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认知科学家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正在研究理性智商（RQ=rationality quotient）来评估我们超越认知偏见的能力。
思考一下下面这个问题，它检验了模糊性的影响：
小明在看小芳，而小芳在看小军。小明结婚了，但小军没有。已婚的人在看未婚的人吗？可能的答案是“是”、“否”或“无法确定”。
绝大多数人会说它“无法确定”，仅仅是因为它是第一个浮现在脑海中的答案——但是仔细的推论得到的答案是“是”。
[小编注：如果小芳未婚，那么已婚小明就在看着未婚小芳。如果小芳已婚，那么已婚小芳就在看着未婚的小军。]
理性智商还可以测量风险智商(Risk Intelligence)，风险智商定义了我们校准某些概率可能性的能力。例如，Evans说，我们往往高估了中奖的机会，低估了离婚的机会。风险智商较低会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并且不知道我们正在这样做。
元认知
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你是否有自然高的理性智商呢？斯坦诺维奇发现，与智商不同，理性智商并不是由你童年时的基因或养育因素决定的。最重要的是，它取决于一种叫做元认知(metacognition)的东西，即，评估你自己知识有效性的能力。拥有高理性智商的人已经获得了提高这种自我意识的策略。斯坦诺维奇说，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对一个问题作出直观的回答，并考虑到它的反面。这有助于你培养（对那些你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事物的）敏锐意识。
但是，即使是那些理性智商天生很高的人，也会被他们控制范围之外的情况绊倒。“你个人的认知能力很强，但是你的环境决定了你必须如何行动，”Ferrell说。
正如你可能经历过的，情感上的分心可能是最大的错误原因。悲伤或焦虑之类的感觉会使你的工作记忆变得杂乱，从而减少了评估周围世界的资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回到了寻找一个简单捷径的启发法了。
Ferrell说，这也可以解释反复出现的体验，如“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这就是当少数族群知道自己的表现可以用来确认现有的偏见时体会到的焦虑感；它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会损害测验分数。
商业愚蠢行为
正如André Spicer和Mats Alvesson所发现的那样，也许没有什么比某些商业行为更能助长愚蠢的了。当这些蠢事被发现时，没有人感兴趣。伦敦卡斯商学院的Spicer和瑞典隆德大学的Alvesson已经着手调查那些享有声望的组织如何管理高智商的人。但他们很快就不得不撕毁论文。
同样的模式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某些组织——特别是投资银行、公关机构和咨询机构——会雇佣高素质的个人。但是，与之相反的情况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些人才被很好的利用。Spicer说：“我们被事实所震惊，那就是他们所接受的各个方面d额培训都立即被关停了”，这一现象被他们称为“功能性愚蠢(functional stupidity)”。
他们的研究结果在偏见和理性的背景下是有意义的。“最初，我们并不认为卡尼曼的工作是我们的支柱，”Spicer说，“但是我们开始注意到他在实验室观察到的事情有着有趣的联系。”例如，组织实践经常关闭员工的风险智商。“他们所做的与结果没有直接关系。”
Spicer说，因此他们没有办法判断他们行为的后果。所以企业压力也加剧了模糊偏见(ambiguity bias)。Spicer说：“在复杂的组织中，模棱两可是普遍存在的——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模棱两可也是如此。”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在去年的一项元分析中，Spicer和Alvesson报告说，功能性愚蠢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管理研究杂志》，第49卷，第1194页）。“这些人非常聪明，”Spicer说，“他们都知道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结构性商品存在问题。”但不仅没有人关心这些；如果员工提出了他们的担忧，他们就面临纪律处分。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似乎在削弱那些更有权威的人。其结果就是潜在的优秀员工把逻辑关在了办公室门外。
愚蠢的共和国
鉴于经济崩溃，这些发现似乎证实了福楼拜对大群体中蠢人力量的一些担忧，他在笑话中称之为“愚蠢的共和国”。这也证实了van Boxsel的一些观察，即高智商人的愚蠢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往往被赋予更大的责任：“他们越聪明，他们愚蠢的结果就越具有灾难性”。
根据斯坦诺维奇的说法，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金融部门多年来一直在呼吁进行一次良好的理性智商(RQ)测试。目前RQ测试不能像智商一样给出一个明确的分数，因为你需要先比较大量的志愿者，然后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量表，以便在不同人群之间进行比较。然而，他发现，仅仅通过这种测试就可以提高我们对常见启发式法的认识，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抵制赛色的诱惑。今年1月，在John Templeton慈善基金会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经费资助下，他启动了该测试的研发过程。
还有一个问题是，是否有人能完成福楼拜未竟的事业。Van Boxsel的第七本与愚蠢有关的著作付梓之后，将不再继续这件事了。但决定将世界上的每一条微博都归档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或许在无意中采取接过了接力棒。
对我们其他人来说，了解我们愚蠢的天性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它的束缚。也许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完全理解愚蠢统治我们的能力。在愚蠢描述之下，你会承认：“愚蠢在我身上。” 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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