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后应激障碍会传染
Christian Wolf | SA MIND
mints 编译
创伤受害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有时候会传染给照顾他们的救援人员、配偶，甚至是治疗师。
概述
- 当护理人员、救援人员或家庭成员照顾PTSD患者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发展成“继发性secondary”创伤后应激障碍，尽管他们自己却没有亲眼目睹过创伤事件。
- 人们似乎可以将创伤的故事铭刻在记忆中，以至于这些创伤故事仿佛是听者自己的经历。记忆在人际之间的这种转移，可能是因为大脑处理真实经历的脑区和处理想象的脑区有着很多重叠的部分。
- 护理者或家庭成员越共情于受害者，他们维持情绪距离的能力就越差，他们越可能经历继发性创伤。
多年来，911的恐怖画面一直折磨着他——世贸中心的电梯门滑开时，仍在燃烧的人们蹒跚而出；整个区域都是尖叫声。不过，911当天，他并不在场，他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曾治疗过几名参与911救援而罹患PTSD的患者，这些患者始终无法摆脱那些可怕的记忆。在漫长而痛苦的谈话过程中，这些记忆永远铭刻在这位临床心理学家的脑海之中了。创伤记忆闯入了日常的生活，并在噩梦中出现。以至于他遭遇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恐慌症发作。
这种情况绝非偶然。在过去的几年里，治疗者、急救人员、警察和处理心理创伤的家属都会发展成继发性PTSD。他们忍受着创伤的图像、故事和噩梦的侵扰，这些闪回让他们一遍又一遍地体验那些可怕的事件，即便这些记忆不是他们自己的。就像那些自己遭遇过创伤的人一样，他们生活在一种兴奋的状态之中——这是由压力导致的过度兴奋，他们的战斗或逃跑（fight-or-flight）反应过度活跃。而且，他们可能会有睡眠障碍，并且感到彻底的绝望。
最新版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5)”承认——诊断为PTSD的患者，不一定需要经历过创伤性事件；PTSD患者可以不是受害者，甚至也可以不是目击者，仅仅听到创伤事件的细节就足够了。最近的一些研究不仅已经开始澄清这一问题的普遍性，而且开始探索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影响。
你的压力是我的压力
研究收集的数据表明，与PTSD患者密切接触的人群，有10%~20%的人“捕捉”到了自己的病情，具体的比率会因为不同的研究和被调查的人群（如治疗师、社会工作者或家庭成员）而不同。
例如，2013年由科罗拉多大学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医学院创伤、健康和危害中心的Roman Cieslak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在200多位帮助患有PTSD军人的医疗保健者中，几乎20%的人符合“继发创伤”的标准。
一项后续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提供服务的人与当时在场的救援人员或社会工作者一样，出现了各种PTSD的症状，例如，入侵感。根据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大学的心理学家Tamara Thomsen和她的同事们的说法，在大约300名接受在线问卷调查的创伤治疗师中，20%的人可以被诊断为中度继发性创伤，10%的人可以被诊断为重度继发性创伤。
在几项涉及家庭成员的研究中，特拉维夫大学的以色列创伤研究员Zahava Solomon发现，部分前战俘的妻子可能可以诊断为间接创伤(indirect trauma)。2017年对退伍军人的父母和孩子，以及忠诚伴侣的一份研究报告描绘了一幅更加不一致的画面：伴侣受到的影响最频繁；父母似乎没有被“感染”；孩子有时表现出症状，尽管他们并不特别严重。
PTSD是如何传染给护理人员或家庭成员的呢？一个人的感官体验最终会出现在另一个人的大脑中的情况，乍一看似乎是非同寻常的事情。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心理学家Judith Daniels观察到：“与原发性创伤的受害者相比，继发创伤受害者并没有把感官系统的输入信息直接存储在记忆之中。而被存储的，只有图像。”
但是她解释道：“处理视觉图像的大脑区域与处理想象的视觉体验的区域有大量的重叠。”换句话说，生成的图像，到底是由眼睛生成的，还是由视神经生成，这在处理级别上对大脑没有什么影响。通过想象力生成的图像也是如此。她说：“如果处理过程就是如此的话，那么这些都可能导致视觉入侵。”
谁最易受影响？
另一个难题是，为什么许多治疗师、护理者和家庭成员并不会受到继发性PTSD的影响，而其他人则被继发性PTSD击倒呢？Thomsen小组的研究表明，较强的共情能力，即认同他人情感的能力，可能会增加继发性创伤的风险。Thomsen指出，研究人员在一年半之后对调查对象进行跟踪调查时发现，“在情绪上表现出了更强共情的治疗师在随访时更容易经历继发性创伤。”
对于哪些没有受到创伤传染的家庭成员来说，让自己和PTSD患者在情绪上保持距离，会有助于自己的免于继发性PTSD的侵扰。这一发现表明，如果前战俘的妻子认同他们的丈夫并将其创伤经历内化，那么，她们就更容易受到间接创伤的感染。
研究人员也在琢磨，早期创伤是否具有继发性PTSD的易感性，这种观点认为，继发性PTSD有可能是先前的原发性创伤重新的唤醒。不过，有些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在早期原发性创伤缺席的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些症状。在这种重新唤醒图式中，人的一生不断的累积创伤，每一次额外的累积都会增加PTSD的风险。倾听别人的创伤经历，可能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于Thomsen来说，这一概念意味着，重要的是要弄清那些治疗师的症状是继发性创伤(secondary trauma)还是再创伤(retraumatization)。然而，Daniels认为“个人的创伤经历本身就可能会导致间接PTSD”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作为证据，她指出了当时多伦多大学的Jennifer Hensel和她的同事所做的一项元分析。该分析发现，个人经历的创伤和继发性创伤的发展之间只有轻微的关系，这意味着过去的历史可能只能解释一个人症状强度的一小部分。Daniels说：“所以这不是什么，但对于这些症状是如何产生的，还远没有一个充分的解释。”
在Daniels对治疗师的研究中，她偶然发现了另一个危险因素：解离的故事处理。也就是说，治疗师可能会在患者讲述令人不安的事件时超然分离（detach）的将世界体验为虚幻和梦幻般的。Daniels解释说，解离（Dissociation）可能会导致间接创伤，因为处于这种状态中的记忆痕迹会有所不同。当治疗师在听病人说话时，他出现了解离状况，他们很少存储和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有关的信息，也无法区分他们自己和病人。因此，他们可能在这之后将威胁记作直接体验过的实际危险。
这最后的见解意味着，我们至少可以控制倾听或了解创伤体验的程度，因为这些会对我们的心理产生长期的影响。例如，一些初步发现表明，在与患者交谈时，关注积极的方面，如愈合过程，可能有助于治疗师或护理人员保持一段必要的情绪距离。那些不能保持健康距离的人，最终有可能会把病人可怕的记忆带回家，让自己变成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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