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
Laura Spinney 文/NewScientist
mints 译
为什么有些社会严格，有些社会自由。
我是英国人，在瑞士居住了6年。我搬到瑞士不久就举办了一个乔迁派对，当30位客人准时到达时，我大吃一惊。几年后我搬到法国居住，当我在约定的时间到达晚宴现场时，却发现我是第一个到的，而我的女主人还穿着睡衣。
每一种文化都有着无孔不入的不成文规则，比如守时，这些规则是约束个体行为的无形框架，可以让集体以顺滑和富有成效的方式运作。但这些规则的严格性与它们的执行精度有着很大的差别。一些国家可以容忍在电梯里唱歌，在面试时发誓或光脚走进银行。而另一些国家的人看到如此的行径会摇头不满。这些也许不仅仅是怪癖。或许了解各种社会最好的方式是了解他们的社会规范。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文化心理学家Michele Gelfand提出以上的论点。她和她的同事描述了那些等级森严、严格执行规范的社会，并将之称之为“严格的tight”社会，而那些放任自由的文化是“宽松的loose”社会。他们认为这种关键的差异支撑着形色人等。从创造力、离婚率到公共时钟的同步性。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他们知道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严格——也知道如何来影响社会规范。如果他们是对的，就可以消除许多跨文化的误解，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误解，而且还包括国家、公司和家庭之间的误解。
自1961以来，当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开始劝说人们服从他的命令电击他人时，实验者便操纵了社会规则，并注意观察不会让人感觉到压力的电压。然而，研究人员在研究社会内部规范时，主要倾向于研究西方社会的内部规范，而不是社会与社会之间规范的不同。这种趋势中一股逆流是荷兰社会心理学家Geert Hofstede。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建立了一个以“六维分离理论”为基础理解跨文化差异的模型。从那时起，他这个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指标就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并且能够有效地解释文化差异，尤其是那些典型的西方或东方的思维模式。但Gelfand认为这一理论的关注点过于狭隘，我们忽视了严格/宽松这一视角，它是影响我们行为多样性之文化的来源。她说：“这是人类团体的罗塞塔石碑”。
罗塞塔石碑
制作于公元前196年。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而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六维分离
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模型认为，文化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以下六个因素进行理解，但现在，这一模型正受到了挑战。
个人主义：个体的独立程度，而不是相互依赖的程度。
权利距离：公民期望/接受的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
男子气概：在社会中使用武力的程度。
规避不确定性：面对未知的焦虑和不信任的程度。
长期取向：相信世界是在变化的程度，不会把过去当作是未来的道德指南针。
放纵：重视自由、冲动和友谊的倾向，不会以斗争和责任的角度来看待生活。
恐惧的因素
事实上，文化严格性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人类学家Pertti Pelto研究了21个传统社会，发现他们社会规范的严格性和这些严格性如何被实施有着有很大差异。哈特人是极端的严格社会，而南部的贡人极端宽松。Pelto敏锐地认为，严格性文化与生态因素紧密相关，比如，过高的人口密度以及生存中对农作物的过度依赖。
Gelfand想知道这种差异如何适用于现代社会。她怀疑严格性是由一个社会历史上暴露出来的外部威胁水平决定的，无论是天灾，比如地震或自然资源的稀缺，还是人祸，比如战争。她说：“严格性是需要协调的：即，如果你长期面对这些威胁，你会制定强有力的规则来协调生存。”
33个地区各自文化的严格与宽松程度的量化。“更严格”的社会倾向于更为顺从、守法和笃信宗教，而“更宽松”的社会则更具创造性、宽容和混乱。
DOI.ORG/10.1126/SCIENCE.1197754
为了验证这一想法，Gelfand和来自世界各地的43家机构进行了合作，并在2011发表了一项对33个国家进行比较的科学研究。他们首先询问了将近7000名来自不同背景的人，通过评估他们的讲述来阐明其民族文化的紧密性，这些讲述包括：“在这个国家，人们应该遵守的社会规范有很多。”以及“这个国家的人们几乎总是在抱怨社会的规范”。志愿者们还评价了12种行为的适当性（包括吃、哭、调情），以此揭示他们日常生活中受到的限制，这15种情况的范围很广，从银行、到葬礼和电影。每个国家各自行业有很高的一致性。
“了解其他文化的蛛丝马迹非常重要”
接下来，该小组计算了严格性的平均值，并与每个国家过去遭受到的威胁进行比较，衡量这些威胁的内容包括自然灾害、疾病、领土冲突、缺乏清洁水源和人口密度过高。果然，这里有着很高的相关性。和松散国家（包括荷兰、巴西和澳大利亚）相比，面临高威胁的社会（如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有更多的社会调节行为、以及对越轨行为的惩罚。显著例外国家是同样宽松的以色列。英国的表现略高于平均水平，美国则更为宽松。
但是Gelfand及其同事的研究并没有就此结束。他们发现，即使在考虑了国家财富之后，严格性的程度也反映在各种社会制度和实践之中。严格的社会往往更独裁，媒体审查力度更大，示威游行这样的的集体行动更少。他们更墨守成规和虔诚、有更多的警察、犯罪率更低、离婚率更低，公共空间更干净。Gelfand说：“严格性导致了大量的秩序和社会控制。即使是股票市场也更加同步。”松散的社会往往更加混乱，但也更有创造性、创新性，对多样性的容忍也更高。
3年后，Gelfand和她的博士生Jesse Harrington在美国50个州进行了类似的比较。这一次他们利用同性婚姻合法性、外国出生人口的百分比和宗教机构的力量来评估严格性。再次，他们发现了严格性和威胁（如龙卷风风险和危险废弃物暴露）之间的一致性。同样，他们发现严格性与社会的许多其他方面相对应。例如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这些严格的州，毒品滥用和无家可归的比率低于俄勒冈和佛蒙特州这样的松散州。他们也有更高的监禁和歧视率，有趣的是，他们的快乐程度较低。
严格-宽松系统模型
研究人员承认，他们的地图类似于投票偏好的结果，严格的州与共和党相对应，宽松的区域与松散的民主倾向一致。但是，他们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政治关联表明了个体的信仰，而严格性和松散性描述了“独立于任何一个个体之外的外部社会现实”。更多的证据似乎表明，我们在投票箱面前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机构。
Gelfand的研究显而易见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全球化的世界里，理解其他文化是多么重要。随着各国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误解在各个领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贸易到外交，再到战争。此外，一些最紧迫的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和核扩散——需要不同文化的合作来解决问题。
当然，用严格和松散来划分世界文化，并不会带来繁荣与和平，但它确实有一些优势。“首先，它打破了我们对东亚的看法。”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的Dov Cohen说。所有东亚国家高度赞同集体主义，但有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严格，比如，中国就比韩国和新加坡严格。“（严格/宽松）会让你看得更清楚。”他补充说，如果我们接受如下的方式，即，国家功能与威胁水平相关，那么我们就可能会更加同情不同的社会规范。“听起来（严格/宽松）是一种特殊的差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Gerben van Kleef说，“但我现在确信，它解释了很多行为和文化差异的差异。”
普林斯顿大学的Simon Levin比较谨慎。他指出，严格性在概念上类似于文化“粘性”，这也是他多年来一直与他人谈论的内容。他说：“新，意味着试图将威胁的驱动因素和粘性（或紧密程度）联系起来。”但他也指出，这种联系可能比看上去更复杂。例如，不和外族人结婚的社会规范最终会加重近亲繁殖的威胁。
此外，根据Hofstede及其他的同事的研究，与其他因素相比，社会规范更能塑造一些行为和感知。他们发现：人们对堕胎、同性恋和安乐死的看法——即与生存和繁殖有关的基本问题——是由文化塑造，这种塑造还很强大。但是诚实和尊重法律的观点，更多地受到个人信仰的影响。此外，文化上的观点与一个国家对个人主义的评价极度相关——个人主义社会倾向于更自由的态度——而在严格性上没有获得分数。
尽管如此，Gelfand的模式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不仅是因为它有助于解释当今世界社会中发生的一些巨变。她用虚拟代理模式进行的计算机模拟实验表明，外部威胁的升高会促使一个组织更严格地执行其规范，威胁降低的结果则相反。她指出，包括唐纳德·特朗普和玛丽娜·勒庞在内的民粹主义领袖将他们的信息传递给那些特别受到经济形势威胁的群体，因此那些人可能更倾向于收紧社会规范。可能某些政客并不需要用夸大真实威胁的方式来说服人们投票给他们。
也可能会存在反弹效应。宽松过度可以引起Gelfand所说的“独裁惯犯”的现象。她说：“我们可以看到，能够被ISIS接管的地方是人们感觉没有安全或没有基础设施的地方。”相反，乌克兰2011年在宽松一端得分最高，这一事实可以部分地解释为：这是对前苏联束缚文化的强烈反弹。
最好的方法
抵制这种摆摆可能既不可行、也不可取。然而，政治家和选民可能希望听取另一项研究的结果，该研究明确阐述了社会应该强调自由还是约束的问题。在测量健康、财富、幸福和政治稳定等内容时发现，温和的文化是最好的。“最成功的社会很好的平衡了宽松和严格。”Gelfand说。任何类型的极端团体，都可能导致问题的出现。例如，Gelfand认为去年联合航空公司的一系列丑闻——一位涉事乘客被拖下飞机的丑闻——是一个组织结构过于紧凑的产物。
尽管许多人驻足在社会工程学之前，但是，一个国家可以有意识地改变他们的社会规范（见“冰岛的极端保守”）。他们还可以通过选择更正式的社会规则来强调不成文的社会规则。例如，在纽约州，首次乱丢垃圾的罚款是250美元，而在新加坡则相当于1500美元。猜出哪个地方的街道最干净无足轻重，毕竟，一件小事会带来有很大的不同。Gelfand建议，联合航空公司的一部分解决方案可以是让低层人员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处理乘客遇到的问题。
冰岛的极端保守政策
社会工程学的名声很差：想一想中国和柬埔寨的70年代。然而，社会工程学也可以有积极的结果。以冰岛为例。
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国家遇到了一个问题：年轻人酒精/毒品的滥用程度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威胁。当冰岛政府咨询科罗拉多丹佛州立大都会大学的成瘾专家Harvey Milkman时，他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解决方案。他们应该为青少年提供孩子们渴望的更健康运动。并且应该以白字黑子的方式作出承诺。
挑战在于让孩子们遵守规则。该方案的内容包括对13至16岁孩子的宵禁；国家投资的体育、舞蹈和艺术项目；同时，教师、家长、记者和政治家都参与了一项实施新社会规范的全民运动：毒品和酒精的过度使用已不再被接受，社会的标准是期望孩子们参与体育和艺术项目。
这项措施奏效了。到1998年，物质滥用正在减少，同时认为如今的运动尚未成功，宵禁仍在持续中。“每个人都为它感到骄傲，”Milkman说。冰岛人甚至相信，新的规范为他们在2016欧洲足球锦标赛中战胜英国做出了贡献。
Gelfand和她的同事们在严格性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中得出了结论：从任何有利的系统来看，“其他系统”可能似乎都是不正常的、不公正的、根本不道德的。这种信念上的分歧可能会成为文化冲突的集体助燃剂。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么简单地理解社会与社会之间为何如此不同，可能是迈向全球更大和谐的第一步。
“美国外交政策中最大的混乱是因为我们真的不了解我们所交往国家的文化。”科恩说，“决策者的文化信息越多，我们就会变得更好。”
Laura Spinney是法国巴黎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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