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行动研究从产生至今,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普遍关注,并形成了三种主要的流派,即科学技术的行动研究、实践取向的行动研究和批判解放的行动研究。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和研究理念,近年来,行动研究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工作、乡村发展等领域获得了长足发展。无论是实务工作者的在地化实践,还是专家学者的扎根式研究,均在各自的领域重新诠释并丰富了行动研究的内涵和路径。本期专栏我们特别邀请台湾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夏林清教授及其大陆追随者撰写组文,分享她们的行动体验和研究心得,希望以此推动大陆多学科共同参与的行动研究。
青少年相遇,作者受此群“离”家青少年之启蒙,从而在后续成年教书与研究生涯中,得以批判性地回顾欧美家庭治疗的理论与方法。作者在重新框定何谓“家”的同时,发展出视“家”为一社会田野的工作方法,以社会系统母子盒与社会学习的三度空间场域为核心工作概念,“斗室星空”便是此一与家庭经验一起工作的工作坊命名。最后,作者提取社会心理剧鼻祖 Moreno的原典中“社会探测研究者”之“行动研究方法/实践”的根本精要,以期与人们家庭经验一起工作的心理、社工与教育同仁们能重返行动实践方法论的道路。
【摘要】文章陈述了作者由台湾 1970年中期迄今与人们家庭经验一起工作的路径转折及方法研发的历程。作者青年时期与台湾工业化都市化中由家庭走到街头、工厂与性产业中的【关键词】社会系统母子盒;社会学习的三度空间场域;行动研究方法/实践
一、家的田野:劳动的身体、错置的层次、混乱的话语与沉默的呼吸
我出生在一个家庭,属于这个家庭,属于某个历史上特定的时期,处在一个不明确的地点和历史传承背景中。但是,我与其他的因果关系相遇,交错。每个人,男或女,都是如此。我们一起代表了许许多多能兼容的各种可能。[1]57,[2]85
家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承担起社会差异结构的涵容体,19世纪后才出现,但主导了当代欧美心理、教育与社工专业论述的小家庭理论与心理及教育的方法,大多都没有面对这件事!过去 30年,我在台湾一程又一程地探究着这个课题,本文努力把此一过程反映出来的实践进路与知识取径做一初步的梳理呈现。
(一)1973—1982年之间
我的 20~30岁的专业生涯的起步,是与三群 20岁以下的离家青少年群体共振来往而发生的,在他们与“家”的分离和距离中,我认识着“家”。
群1 情绪暴冲叛逆小子身后的底边家庭
创造力是我的家庭资粮 【2】。我的家和这群青少年的家,分处台湾不同的社会处境内,不同的家庭处境承载着的社会差异性,状似互不相干,也不易被活在其中的人们所辨识,年轻的我却因工作的投身,反而拉出一组对偶式的张力关系,在其中,我撞见了不同处境中的巨大差异!于是,承认“无知”成为了返身观看与知识探求的一个起点。
1970年代中期,台湾青少年反共救国团受到美国志工热线电话的启发,在救国团内开设了青少年辅导中心张老师专线,我是第一届 6名专任张老师之一的 9号张老师 【1】。1974、1975年的台北市是热闹都会街区繁荣发展的地景,由学校轨道中逸离出来的青少年,是被贴上“问题化”标签的头号群体,彷佛青少年安分驯服了,社会就安定和谐了!我与一群志工共同负责了暑假长达三周,以集体住宿方式进行辅导工作的青少年育乐营。育乐营涵容了不服师长管教,由学校送来的、少年警察队抓、关管束的,与混迹街头帮派的青少年 (全为男性)。凭着自身体内内藏的反骨和青少年有来有往、情义相挺,陪同他们走一遭少年 15~20岁时的反叛时光并非难事,“家庭访视”却是一程又一程的疲困摩托车之旅,借青少年辅导老师的角色,得以看见了都市老旧城区的底边黑道兄弟家庭、城边角落贫穷聚居区的家庭,与城外山巅或荒凉路边的崩解家庭!青少年强劲如脱兔的身形所逃离的,乍看是他那或唠叨难忍或愁容相看的父与母,实则为被快速工业与都市化的粗暴力道拖挂于边缘、生存不易的成年男女。“家访”并没发生主流力量所委托的拨乱反正的劝导效用,却是撞见自己“无知”的起始点。我的父母是 1949年内战移民族群中,非军公教的边缘知识青年,一无土地房屋恒产,二无稳定军公教薪资保障,拼搏的知识群2 认命劳动、心悬农村家人的工厂女工
1976年,我第一次出国念书,出国前后,蒋介石、毛泽东与周恩来先后逝世。反抗戒严统治禁制思想的潜在能量,是出国 11个月中“冒险犯难”的动能 ——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校园内,经历了台湾留美学生保钓运动中的“记名字、被打小报告”的政治经验 【3】;离家万里外遭到“国家”威权统治的政治控制伎俩的对付,在我体内上下浮沉的政治恐惧与反抗的愤怒,致使我如乘风破浪般地拉开了对世界左翼历史的视域;“左翼”是台湾戒严所遮蔽住的一只眼睛!左眼张开后,1960年代的欧陆社会运动思潮与 1970年代美国反战运动,对当代社会科学的冲击火花也就有迹可循了!
1970年代后期的台湾社会,开始移植美国心理辅导的知识与方法,以因应工业化与都市化过程中,所浮现的个人与群体的身心适应困顿 。1976年初级中学开始进行了职业辅导,生涯与职业辅导,被初中学校教育结构成一门课程,“课本”便是一个一个的团体辅导活动。生涯团体辅导被台湾学校教育体制化地转成了“照表操课”的一个课程环节。然而,承载着这新兴进步生涯辅导课程表象的,正是由乡村地区学校输送到工厂的青少年劳动力;成群的少女包上灰蓝头巾成为工厂女工。
1977年,我在桃园大园乡纺织工厂与台北县的电子工厂里,与离家群居于拥挤宿舍内的女孩们相识。在纺织场内我是女工,在电子厂内,我接了项目,做女工宿舍辅导 【4】。对“家人”的悬念与家境的改善是认命劳动的火力动能,被学校教育已规训训化的身心状态与工厂威权管理轻易省事的相应扣合着,这一接轨机制管束了青少年的生命力;仅有的逸离跃动,展现在被标签问题化的男工用摩托车载着女工奔驰出游的“钥匙圈”现象 【5】。女工的“家”在远方农村,“家人”在心中,“家人关系”承担了工业化机器快速转动的“分离”作用;“回家”总在年节赶路间,弟妹长大、父母老去,青春体能耗损!数年后,多数女工便相继往结婚养家的生命之河走去。
群3 雏妓少女秋风夜雨